王维洛：建造有所有死者姓名的武肺死难者纪念碑的倡议

 

今年的两会即将在5月21日和5月22日开幕。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应该讨论一个事情：如何缅怀在此次疫情中失去生命的国民。

 

笔者向中国民众，特别是湖北省、武汉市的民众建议，向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在湖北省武汉市龟山上建一座武肺死难者纪念碑。纪念碑上依照死难日期刻上死难者的名字，碑文写道：时值进入小康年代……

 

2008年5月12日四川发生512汶川大地震。根据官方发布的消息，一共造成69227人死亡，17923人失踪。一位死难者只是一个数字，也许连一个数字也不是，因为一部分经历了汶川大地震的人认为， 死亡人数大大高于官方发表的数字。当时艾未未、谭作人、黄琦等人开始收集死难者的姓名，从而统计真实死亡人数的工作。这个工作随着谭作人、黄琦等人被抓、被判刑而被迫中断。

 

1975年8月8日河南省板桥水库等六十多座水库大坝相续溃坝。1978年在南京大学上学时，教《气象学基础》的老师放映过一部名为《暴雨》的科技纪录片，里面的许多画面应该是来自1975年板桥水库溃坝的。关于板桥水库等六十多座水库大坝相续溃坝到底造成多少人死亡这个问题，笔者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做过一次资料调查。　

 

——1982年邓小平批准三峡工程上马，遭到国内外许多人士的反对，水库大坝的安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样板桥水库等水库溃坝事件也就浮出水面。特别是全国政协委员乔培新、孙越崎、林华、千家驹、王兴让、雷天觉、徐驰和陆钦侃在文章中揭露，死亡人数达23万人，引起国人注意； 

 

——孟昭华和彭传荣编的中国灾荒史中载录，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垮坝失事，1029万人遭受毁灭性的水灾，约有十万人当即被洪水卷走；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则怡和赵思雄说，死亡近十万人；

 

——在由水利部组织和委托编写的中国水灾史一书中有一章节是关于1975年淮河洪水的，书中写道，1975年水库溃坝事件的死亡人数为2.6万人。但是同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执笔者：南京水文研究所骆承政）写道，1975年水库溃坝事件的死亡人数为85600。而这85600的数字又被淮河洪水一章在脚注种作为错误被指出，这就使人难以理解；

 

——中国科学院著名的气象学家陶诗言写到，死亡人数达数万人；

 

——水利部部长钱正英撰写的板桥水库重新修建碑文中刻有，卷走数以万计人民的生命财产；

 

——水利部减灾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树坤和程晓陶没有直接提供死亡人数，只指出人员伤亡惨重；

 

——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委员会副主任郭方没有直接提供死亡人数，他写到，1975年8月河南大洪水冲垮了两座水库，下游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姜国亭说，近三万人死于非命（其中板桥水库失事占总归数的80％）；

 

——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水利词典记载，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垮坝，死亡二万六千人；

 

——1994年，水利部长江流域委员会主任，国务院长江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魏廷铮（相当于部长级）在马来西亚沙捞越州关于当地巴贡水库的演讨会上被问及中国河南1975年水库溃坝事件时说，具体死亡人数不记得，但是不会超过一万人。他的理由是，如果水库溃坝事件的死亡人数超过万人，国际新闻界必然会有报导；

 

——2005年5月28日，美国《Discovery》栏目播放一期名为《世界历史上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灾害TOP10》的专题节目，中国河南省驻马店板桥水库溃坝排名第一，死亡人数 24万（现场打捞起尸体10万多具，后期因缺粮、感染、瘟疫又致14万人死亡）。

 

维基百科中说板桥溃坝事故是1990年代前中国水利部部长钱正英作序的《中国历史大洪水》一书中才披露部份灾情。这个说法不准确。最早披露板桥溃坝事故实情的是全国政协委员乔培新、孙越崎、林华、千家驹、王兴让、雷天觉、徐驰和陆钦侃，时间是1985年至1987年，在不同场合和多个文献中揭露死亡人数达23万人，最早出版的书籍应该是田方、林发棠和凌纯锡编的《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

 

这里说说笔者调查板桥溃坝事故死亡人数的动机，这和魏廷铮在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说具体死亡人数不记得，但是不会超过一万人有关。在魏廷铮出访马来西亚沙捞越州之前，笔者在香港杂志上发表文章讨论三峡工程，转述了陆钦侃等全国政协委员揭露板桥溃坝事故造成２３万人的事实。魏廷铮访问沙捞越州时，有当地非政府组织成员向魏廷铮提问，于是就有了魏廷铮的这段回答。就在魏廷铮访问沙捞越州不久，笔者接受沙捞越州非政府组织的邀请到巴贡水库大坝坝址考察，被沙捞越州政府拒绝入境，理由是笔者是世界著名的环保分子。巴贡水库大坝工程是马来西亚一位爱国华侨投资建设，当时被阻止，后来作为一带一路工程而得到实施，却没有把沙捞越人民带入所承诺的天堂。当时世界上很多人、很多媒体都相信魏廷铮的这句话：如果水库溃坝事件的死亡人数超过万人，国际新闻界必然会有报导。可是就是这件死亡人数高达23万人的事件，当时中国媒体没有报道，国际新闻界也没有报导。23万死难者的家属少说也有几百万吧，也没有一个人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任何一个国际新闻媒体。虽说当时在北京的国际新闻媒体不多，但是毕竟还是有几个。这就是中国当时的现实，无一人是男儿。当年笔者和香港著名新闻人士李怡（当时是《九十年代》主编）讨论过这件事，感谢李怡先生提供的资料和鼓励。并遥祝李怡先生安好。

 

前中国水利部部长钱正英在板桥水库重新修建碑文中指出了板桥溃坝的原因：时值十年动乱……这就不用追责了。

 

 

 

图1：板桥水库重新修建碑文，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死于中国天灾人祸的亡者，他们最多只是一个数字，在很多事故中，连数字也不是。

 

笔者去过美国首都华盛顿三次，每次都会到越战纪念碑去。越战纪念碑的设计师是一位名叫林璎的华裔女建筑师，是林徽因的侄女。纪念碑的设计十分简明，纪念壁平面是一个V字，东翼指向华盛顿纪念碑，西翼指向林肯纪念堂，在纪念壁黑色的大理石上刻着五万多个在对越战争中死者的姓名。当1997年笔者第一次站在越战纪念碑前，看到死者家属用手指轻轻抚摸着大理石上刻着的死者姓名，感慨万千。感触最深的是那些年在中国受官方媒体宣传，笔者竟是如此轻信，如此容易上当受骗。那时候看人民日报，每天都有越共打死打伤多少多少美国官兵的报道。把这些报道中的被打死的美国官兵累加起来有个几百万。站在越战纪念碑前，站在这一个个姓名组成的越战纪念碑前，什么是谎言和什么是真相，是如此清晰。有人说，一个社会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一定是谎言。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就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所以社会充满了谎言，也就有了一个谎言宣传部长戈培尔。李文亮医生说：健康的社会不应只有一种声音。

 

图2：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建造有所有死者姓名的武肺死难者纪念碑，这是一个好主意。但是有人会问，死于武肺那些死亡者的名单从哪里来？艾晓明、艾未未、谭作人、黄琦等调查汶川大地震的死亡者名单没有成功，其中两个人蒙受牢狱之灾。这次能够成功吗？你愿意承受牢狱之灾吗？

 

 

 

 

这是2003年SARS爆发后，中国政府加强公共卫生信息系统的建设，利用现代化通讯手段，投资建立了新的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广覆盖的网络直报系统。中国政府给这个传染病网络直报信息系统的定性是：统一、高效、快速、准确，并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传染病急报系统。综合各类报道，这个传染病网络直报信息系统的投资额为7.3亿元人民币，但无法确定是何时的价格。但也有说是11亿人民币的。

 

有新闻报道说，这套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在信息初期没有起作用。这句话说得不全面，这套传染病网络直报信息系统一直在起作用，只是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不是直接来自这套传染病网络直报信息系统。

 

这套传染病网络直报信息系统储存有死于武肺死亡者的许多个人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年龄、住址、职业、生病时间、确诊时间、病情程度、死亡时间等等。这些信息完全能够满足建造有死者名字的武肺死难者纪念碑的需求。

 

这套传染病网络直报信息系统就设置在北京的中国疾控中心，中国疾控中心的主任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

 

网络上有很多武汉人、湖北人写了文章，指责高福院士，如：

《高福院士，你欠6000万湖北人一个道歉！》； 

《高福院士，你歉14亿中国人一个道歉》； 

《高福：你欠我们一个道歉！》； 

笔者以为，1400万武汉人，6000万湖北人，14亿中国人可以不要高福道歉，只要他管理的传染病网络直报信息系统提供死于武肺的死亡者的名单和死亡时间，供建造武肺死难者纪念碑之用。

 

有人会说，这涉及个人隐私，不能公开。

 

对此有两个办法。高福是全国政协委员，可以利用即将召开的两会，递交一个提案，由上级授权，让高福负责管理的传染病网络直报信息系统提供所需要的信息。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死难者的授权。死难者发表声明，为了建设武肺死难者纪念碑，愿意放弃这部分的个人隐私。

 

为了不被忘却的记忆，建造有所有死者姓名的武肺死难者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