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好日子是等不来的

 

 

今年83岁的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要去台湾了，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远游东方，因为中文版自传即将出版，也因为诗人鸿鸿创办的台北诗歌节盛情邀请这位歌手、诗人、前东德异议人士、德语区家喻户晓的传奇英雄，也曾荣获德语文学最高奬——毕希纳奬与荷尔德林奬。

 

沃尔夫1936年生于汉堡，父亲死在纳粹的监狱，异常坚强的母亲艾玛对他给予厚望，经常谆谆教诲：”好日子是等不来的。 “于是在16岁那年，对”好日子”充满向往的沃尔夫跳上通向西柏林的火车，却在火车抵达东柏林边境线时，跳车投奔曾被吹嘘得天花乱坠的社会主义。 可是”好日子”并没有接踵而至，而像继续行驶的火车，加速离他而去。 他在书中写道：”我就像一个在高速公路上违规反向行驶的人，对所有与自己相反方向的车辆都感到茫然不解。 “

 

不料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糟糕太多，党组织的监控、洗脑和秘密警察眨眼充满了日常生活。 开始沃尔夫不相信这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在越来越多的东德人逃往西德时，他曾公开呼吁大伙儿留在自己的故乡，改变被共产党官僚们窃取的国家，他说：”斯大林死了，思想也解冻了，许多人也具备了一定的批判能力，如果他们执意改变现实，这批人应该是世界各民族中最重要也最的身份的一员。 假如这批人不断外流的话，就应验了东德最愚蠢也最著名的一句话：’东德是世界上最为愚蠢之地。 ‘”

 

接着，1961年，柏林墙筑起来;1963年，沃尔夫的首部剧作遭到禁演，因为它的主题是柏林墙怎样筑起来的——他没能力改变越来越糟的现实，却梦想着，奋斗着，因为”好日子是等不来的”。 他不断创作和演唱针砭时弊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只能在地传，他不知不觉就成为党组织眼中最据挑战性的异端领袖。 直到1976年，命运让他应邀重返西德，在科隆体育场举办近万人参加的演唱会。 据说演唱会尚未结束，广播中就传来东德共产党政治局通过集体决议，开除他的国籍。 这是东西方冷战中标志性的事件，长达数月，沃尔夫的名字都是柏林墙两边媒体最醒目的标题，他一再表示反对，进而抗议，但反对和抗议都无效。 已40岁的沃尔夫像16岁那样，不得不留在西德，不得不在自己的出生地汉堡定居，直到现在。

 

 

 

而在当时，他唱道：

 

在哪里，人民像牲口

被统治，被愚弄，被封口，被阉割

在哪里，贪官被保护

优秀的共产党人被关起来

假如他们不高唱红色的哈利路亚？

 

 

在中国！ 在中国！

在长城内的中国……

 

 

只要说一句真话

你的嘴就会被回敬一记耳光

 自由是死麻雀

在鸟笼里腐烂

你随时有可能被捕

假如有线人告密

假如有更出格的行为

就可能死在监狱

 

 

在中国！ 在中国！

在长城内的中国……

   

 

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那时候很年轻，是听着沃尔夫.比尔曼的歌成长成熟的，默克尔夫妇至今仍经常出席沃尔夫的演唱会，发表致辞，重温1989年之前的爱学——而我第一次知道沃尔夫.比尔曼，也是因为这首《长城内的中国》——2010年3月1日，我应科隆文学节的邀请，从四川成都上飞机前往德国，却被十几个机场持枪警察从飞机上拿下。 这是我第15次出境受阻。 德国外交部长威斯特威勒（Guido Westerwelle）在柏林公开声明：”德国政府曾多次努力，促使廖亦武成行，但令人遗憾，没有成功。 德国还将继续同中国方面公开对话，强调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希望不久后能够在德国欢迎廖亦武。 “——我更没料到，沃尔夫也通过德国之声，公开发表了《给中国诗人廖亦武的三段话和两段诗》，其中写道：

 

 

這幾天浮想聯翩：回憶我在前東德时期身为小小的屠龙者，携带着的武器仅仅是那把带响的木剑。 1966年，在东柏林，在汉斯·确尔斯（Hans Zölch）制造的中世纪四弦琴异国情调的尖声伴奏下，我给朋友们演唱了那胆大妄为的讽刺歌：大墙內的中国。 仅仅这个大墙，既可以理解成中国长城，也可以理解成柏林墙，在东德共產黨政治局统治者们的眼里就是一个象征，一个证明。 对此可适用那个弹性条款，那让人心惊肉跳的第106条：敌视祖国的宣传煽动。 实际上，有些歌词段落比他们所认为的更要激烈。 在此写下我记忆中这首长歌中的两段……

 

 

接着是歌词，再接着他又写道：

 

诗人廖亦武為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屠杀写了一首诗，他把这一屠杀事件称为屠杀。 我的天！ 他的语言错误让他坐了四年牢狱。 而那以最硬的硬通货结算的帐单，廖亦武还远远没有偿付。 统治者们恨他，因为他们必须恨他。 这个孱弱的男子是毛的民众在走向超现代集中营资本主义道路上的烦恼痛苦的语言见证人。 在现在的经济危机中，世界市场面对着这个超现代资本主义颤抖。

他为之作证的民众所经受的痛苦烦恼，比证人本身所受的痛苦烦恼更无药可治。 我将之与我的经历相比较。 比较并不意味着划等号。 我们在东德专制下所受的苦是冲着我来的。 可以比较吗？ 能够比较吗？ 应该比较吗？

不行吗？ 你们这些支着二郎腿身心舒畅的政治聪明蛋和老实笨蛋！ 不比较，那我们怎么才能看到不同的事情里什么是相同的，什么不是？ 所有人都能从这些或那些经历中得知：自己的痛苦将始终是最大的痛苦。 我的希望是：就这个棘手的问题，我想在一个真正风和日丽的好日子里，在汉堡阿尔托纳区，在壁炉前跟廖亦武长谈一番。

 

 几个月后我抵达德国，沃尔夫率领全家到柏林，接我去汉堡阿尔托纳他家里，我们在壁炉边长谈了好几个晚上。 后来一道举办了多场诗歌演唱朗读会。 后来我又回中国了，当时刘晓波刚刚得诺贝尔奖，监狱长和探监的妻子都在第一时间告诉了他，他哭泣道：”这个奖是给六四亡灵的！ “我还以为国内政治形势要转好，就在沃尔夫夫妇和赫塔.米勒夫妇的坚决反对下，执意回去了——再后来，又被禁止出国。 有一天深夜，我突然接到沃尔夫的万里长途电话，我们语言不通，但彼此叫了名字，又彼此说我爱你。 接着翻译玛蒂娜才说，沃尔夫正要办签证，去成都看你，看他年轻时代的影子。 我笑了，但流着泪。 有些人的命运如此相似，这当中的奥秘只有上帝知道。

 

 

一晃又是多年。 我的故友刘晓波被中共谋杀。 但是2017年4月，晓波答应陪妻子和妻弟来德国治病，我写了求助信，并委托比尔曼夫妇转交默克尔总理时，大伙儿并不知道这是一场设计好的谋杀。 沃尔夫自己也给默克尔写了一封长信，并派遣一位白胡须粉丝将副本送到我家。 接着中德两国政府开始艰难的谈判……

 

沃尔夫夫妇替我转过不少信，我们也通过不少信。 为了澄清蜂拥的谣言，我曾在我的脸书和推特上，以”AAA”替代比尔曼夫妇，透露过一些片段信息。 2017年7月11号，我最后致信沃尔夫夫妇，恳求默克尔夫人做最后努力;7月13号，刘晓波去世当日，沃尔夫回信：

 

 

 

亲爱的廖亦武，

 

刚刚传来消息：不是“我们做到了”，而是猪狗们得逞了，它们让你在中国的知心兄弟凋零逝去。 今天，那个被折磨已久的人，也以他的方式成功了：刘晓波走了。 帕梅拉（Pamela，比爾曼夫人）刚给我打了电话，告之这个消息。 她眼下又在和我们的柏林女朋友（指安吉拉.默克爾)交流，慎重保密一如既往。

 

可我们又面临一个新情况。 不幸的是，当下我们只能竭力去营救万丈深渊边的寡妇了。 你一定知道，我们在柏林的女朋友一直都在为刘晓波尽最大努力。 啊，我亲爱的朋友，汉堡G20峰会的疯会、那些世界愤青们违背人性的愚蠢的暴戾狂欢、自由贸易的条约协议、熊猫外交、厄尔多安对恐怖主义的暗中援助和普京对叙利亚独裁者“英雄般的”搭救、被蚕食中的乌克兰、和中国超音速加集中营式资本主义做成的每一桩生意——抛开这一切，我们的努力永远是为了最最重要的目标：在弱肉强食的世界政治丛林里抢救一个作为个体的人。

 

帕梅拉建议我说：给亦武随信发去你当年写给我们的朋友尤尔根-福克斯（Jürgen Fuchs）那首歌吧。 这很合适的！ 这位老兄也是作家，写诗歌和散文，在东德算是我一个年轻的知心兄弟。 福克斯1976年在东柏林被捕，那正是我在11月被东德政府剥夺国籍的多事之秋。 我们后来猜测，他在VEB人民监狱里被国安局的人秘密用伽玛射线施以辐射，悄无声息地种下了病根。 1999年，年仅49岁的他死于血癌，成为此类放射受害者的典型案例。

 

我们把我们的朋友葬在了柏林的海德墓园（Heidefriedhof）。 然后我和帕梅拉开车返回汉堡。 因为时值五月，我们看到高速路两侧正在盛开的油菜花。 特别在前东德区域，以前农业生产合作社广阔的土地上，只见咆哮怒放的巨大的黄。 黄、黄、还是黄，直到天际。 受此启发我作了这首歌，也许你能把它用中文、用同样的黄颜色调成诗，因为它的意蕴与刘晓波的命运相符。

 

不久你我一定会在柏林见面，那时我们会在柏林排练，和“中央四人乐团”（ZENTRALQUARTETT）的爵士乐手们练习我们的新歌，为了今秋在联邦议会选举前的“为民主巡演”（Demokratie-Tournee）。 到时候我带上吉他，就能在你家给你、你妻子和女儿当面唱这只新歌了。

 

我用心灵拥抱你，我的朋友，希望能给你一些超越悲伤的安慰，因为逝去的是一位勇敢的斗士。 正像诗人海涅在他《迷失的孩童》那首诗里写的，你的朋友刘晓波也是这样一位属于全人类的“在争取自由之战中孤陷重敌却坚守奋战”的人。

 

 

我下面这首歌的头两行也引自海涅的诗。

 

沃尔夫 

 

2017年7月13日于汉堡-阿尔通纳

 

另：请把这些文字交给好手翻译，仅通晓两国文字是不够的。

 

 

 

正是美得醉人的五月

无数枝芽鸟儿般纷飞

我的朋友却义无反顾

踏上那永无止境的旅程

他会在彼岸悠然等待

好吧，别辜负他的初心

随他而至，我们就在一起盼望

等我们美丽的女人

等我们心爱的女人

 

正当美得醉人的五月

一片片油菜花咆哮怒放

那夺目的黄色向我许诺

会给我朋友庇护与关怀

在那找不到出口的寒夜

他急需这一丁点太阳取暖

好让时间快些流逝

等我从此岸到来

等我從此岸到來

 

永远要记住”好日子是等不来的”，从生到死，从死到生，都要怀着这样的信念。我想刘晓波能够听懂沃尔夫的自传和歌声，虽然天人相隔，但只要向前走去，总有一天大家会见面。

2019年8月1日于柏林夏洛特堡

 

（本文中引用的德文由德国之声和王培根先生翻译）

 

 

 

亲爱的安吉拉，

 

你看到了，这信关于什么事：

 

我送上的是一封廖亦武想要给你的信，他想直截了当，不受官方繁琐手续拖延，那么我就给他当个信使。

 

这是关于营救廖亦武那位快要在监狱里烂掉的好朋友刘晓波。 晓波是中国最知名的反对派人士，他现在身处绝境。 廖亦武已告知我们他朋友的状况有多么糟糕。 这位坚韧不屈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正在被摧毁。 当然也因为他在北京的妻子时刻处在警察监视隔离之中，且身患重病。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位坚强绝不退让的刘晓波要放弃自己的顾忌，决定从这”生死攸关”的游戏中撤身。 如果可能，他面前还摆着两个选项：要么被监狱的万人坑埋没，要么在欧洲尝试过一种相对个人的生活。 中国已经有数百万的殉难者。 他们的案例让人愤怒也让人激动，可也把被害者压得瘫软无力。 现在看来，强权政府也更愿意把刘晓波这个人远远地甩开。 中国领导层的利益考量可能是：如果把他放出去，那我们就少了一个受人爱戴的殉道者，他也将无法再干扰我们建设超高速资本主义中国。 那么，这将是一个有利的双赢局面。

 

帕梅拉刚给我们的朋友廖亦武发了封电子邮件，告诉他我们会把他这个触目惊心的呼救转达给你——我们的好朋友。 当然我们也都知道，联邦总理面对某些事也难为无米之炊。

 

不用多说，我们能对刘晓波案的了解和评估要远逊于你和你的那些专职公务的幕僚们。

 

 

帕梅拉还有另一个建议：

 

我们必须谨慎保密地做这件事。 仅仅因几年前廖亦武在外交部长韦斯特维勒的帮助下经越南逃亡这事，已形成的外交沟壑仍无法被填平，当然也因为热衷炒作轰动消息的新闻界，还因为民主最致命的毒药——为下一次选举而对政敌进行的煽动性攻击。

 

多说一句：帕梅拉正在整理我们的存档，几天前她找出了我当年一首讽刺歌曲的第一个版本，那歌写于1963年，叫《关于挨揍的叙事长诗》。 在被全面禁演的两年前，也就是凑巧帕梅拉·吕舍（译者注：吕舍是比尔曼妻子帕梅拉婚前姓氏）女士出生那年我演唱了这首歌。 后天、国际工人阶级的战斗日，也是她54岁的生日，我们将在汉堡和朋友们一起庆祝。 当然这次规模没法和四年前与你夫妇俩在我家花园凉棚下那次相比。 不久前我在霍恩瓦尔德给你和尤阿锡姆（译者注：默克尔丈夫的名）朗诵那首《八十岁时算笔总账》，你对其中一段显出了意会的享受，让我特别高兴：

 

 

这首古老的、关于挨揍的长歌，我又把它稍稍改进了一点，并很愿意找机会唱给你们听。 这首从前的讽刺歌曲非常适合描绘独裁统治下某些人头上戴的荆冠。 请让你的化学家（译者注：默克尔丈夫是化学教授）读读歌词，他一定会笑出声来。

 

也许我们能做到，让刘晓波也开怀一笑，甚至可能是：不久就在我阿尔通纳家的壁炉旁边。

 

帕梅拉已经借此机会邀请廖亦武和我们一起与”中央四人组”的老爵士乐手会合，在今秋大选之前到科特布斯的东德人民监狱义演。 我们想让更多人去投票，并把票投给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党。 我听拉默特（译者注：当时的联邦议会议长）说，现在英国有很多年轻人为反对脱欧而上街抗议，可不幸的是，当初没有在决定命运的公投献出自己一票的也是他们。

 

衷心的

 

沃尔夫 2017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