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将美国对中政策发生颠覆性逆转的原因归于战狼群体的叫嚣，太高估战狼的作用了。美国的政策逆转有其逻辑的必然性和原因的多重性，要因有三：
一是利益矛盾，主要体现于贸易和知识产权问题，南海问题；二是制度矛盾，包括民主制与党主制、市场经济与马家市场经济的冲突；三是意识形态矛盾，包括人本主义与物本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矛盾。这是世界观、生命观、价值观之争，道德标准和社会理想之争。
中美双方在国际上的很多争执冲突，例如伊朗和小金朝问题、台湾和香港问题，都与意识形态及制度矛盾密切相关。
三大矛盾都具有深层性原则性，其中意识形态的矛盾最为根本。或说：
“2500年前的中国圣贤就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是东方人的处世哲学，至今仍给世人以启迪。美国人民也历来把平等、包容、多元作为不懈追求。这个世界不应非黑即白，制度差异也不应导致零和。中国不会也不可能变成另一个美国。正确的态度是，彼此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借鉴、相互成就。”
东海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但邪恶具有危害性；道并行而不相悖，邪道与正道相悖而不并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善恶正邪不可能平等，极权主义最不平等。包容不是对极权主义和罪恶的包容，极权主义自己就最不包容，有何资格奢谈包容？文明可以多元，世界应该多元，但极权主义不是其中的一元。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之间，不可能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借鉴、相互成就。
中美的意识形态矛盾，构成了相互严重的价值危害和安全威胁。中方以美西文明为敌，称之为“境外敌对势力”，强调“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美方同样认为，马家意识形态及其政治经济制度，不仅不符美方利益，而且对美国的价值安全、文明安全和国家安全都具有威胁性。
故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在意识形态层面对中方的演变。只不过，原来试图从经济领域入手，以达到演变的目的。和平演变无疑代价较小或最小。美方原以为，只要支持中国加入wto，让中国产生一定数量的资产阶级，中国就会走上民主化道路。期间，不少美国政治、经济精英也与中方产生了利益纠葛，甚至被利益收买，但没有改变美国的整体战略。
而今美国和平演变无望，还要忍受各种违约、侮辱和恶毒攻击，自然恼羞成怒。战狼的作用是表层的，只是让矛盾爆发来更早更猛烈。
论表层作用，疫情比战狼更大。如果没有疫情，中美矛盾激化或许还能延后。而今矛盾激化的程度已经超过美苏冷战。当时里根对苏联提出来的方针是“信任但要核实”，而今蓬佩奥对中方提出来的方针是“不信任并且核实”。
从根本上说，中美矛盾也是中西矛盾、乃至中方与世界的矛盾。对于中方，美国朝野各界的敌意，已经凝聚成牢不可破的共识和国家意志。美国与西方乃至全球共识亦将势不可挡地达成，全球围堵中方的局面即将形成，世界秩序的巨变时刻近在眼前。
中方以弱敌强，以一敌百，处于极端下方，属于绝对弱势。不仅经济、金融、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绝对弱势，思想、理论和道义等软实力更是绝对弱势，意识形态和道义形象都已破产。
意识形态和制度矛盾，不仅限于国际，而且深植国内。三界和朝野严重匮乏基本共识，对马学马制的共识基本丧失，强力捏合、表面维持而已。马学马制既不符合美西国家的利益，更不符合吾民吾国的利益。特权阶级与弱势群体的利益矛盾持之以久，日益深化激化。
如何化解国际国内三大矛盾？有两个办法。一是西化，即自由化民主化，融入西方文明，次优选择也；二是儒化，在新的历史平台上恢复中华文明，在仁本主义导向下，开出与时偕宜的王道政治和礼乐制度。新礼制将吸收上古禅让制、历代君主制、美西民主制的精华而融合之。这是最佳办法，最上策。
儒化，是让儒学宪法化，让马学诸子化，进而化马帮为儒党，化马邦为中华，同时意味着外交政策的全面改变，友爱美西现代文化和文明，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在国际上，除了友美，还应亲欧、善日、近以、防俄、远伊、灭金。
儒化，意味着以王道礼制仁政义刑重建政治道德，内重新取信于众民，外重新取信于诸国，。美西的文化和文明是人本主义主导的，未必能够很快理解仁本主义政治的美好优越，但不至于反感。
以上就理论而言，中美三大矛盾可以化解，但实际上很难，盖马家邪径依赖严重，几乎没有儒化西化的实践可能，没有化解矛盾、争取新生的内力和能力。而且历史的机会转瞬即逝，一旦错过就是永远，只怕而今已经错过也。
2020-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