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宗教色彩（7）

 

 

5. 共产主义胜利之后

5.1 再次巨变

毛去世之前的十年文革是共产主义理念的狂热顶峰。狂热过去之后，毛的继任者悄悄打开了关闭近三十年的国门。当日本和美国的摩天大楼、高速火车、私人飞机、灯红酒绿在中国的电影和电视上堂皇登场时，中国人又一次发现了自己的贫弱。

借用马克吐温的说法，这是与一百多年前梁启超的“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完美押韵的发现。

我至今记得在1970年代末期听到的在成年人中传播的一句话： “美国的拖拉机比中国的红旗轿车还要舒适”。那时我身处内地闭塞的小镇，说这话的人也没有受过大学教育，这印象如何传到他们的耳朵里现在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这话透出的那时大众的深切自卑感。

几年间，中国人从文革时的亢奋陡然变成自卑、从全民一起学“毛主席语录”陡然变成全民一起学英语、从人人会唱八个样板戏陡然变成日本电影《追捕》和美国电影《未来世界》在电影院上映时的万人空巷。一个数千年文明史的庞大民族又一次在短短的时间里发生沧海桑田的巨变。

造成这次巨变的可能原因有几个：

首先，亢奋不是人的一种基础情感。老子说：“企者不立”，意思是踮着脚站不了多久。亢奋之中的人不会思考、不会判断，只具有破坏性。在夺取政权之前，亢奋的情绪能激励大众打倒统治者、当家做主人、迎接新中国。而在自己成为统治者之后，共产主义理念在持续亢奋中的不断制造打击对象 – 地主、资本家、反革命、右派、走资派、投降派 – 也在不断地提醒大众这其中的荒谬。如同投向天空的石子终会落回地面，人也终会从亢奋的情绪之中醒来。

其次，共产主义理念并不解决人生的基本问题。就我自己熟悉的基督徒和佛教徒而言，他们中的多数靠着体行自己的信仰过上了一种诚实、快乐、能平安面对生活中的风浪和不幸、对他人没有破坏性的生活。如果一种信仰能够解决人生的一些基本问题，能够帮助信徒过上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宗教就能不断吸引旁观者加入，就是有长久寿命的宗教。而共产主义理念只关心群体的权力，并不关心个人的问题。一个人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如何面对自己的老去、疾病、软弱；如何求得自己与世界的和谐等问题都不是共产主义理念关心的东西。但这些基本问题永远都会存在，任何的一时狂热和亢奋都掩盖不住；它们会在亢奋情绪过去后再度袭来。在这些问题的面前，共产主义理念无法不显得苍白。

最后，这种巨变只是表面的变化。正如一个人的情绪可能会大起大落，但其深层的性格、价值观、欲望、偏见可能并未随之有丝毫改变，中国发生的这种看起来的巨变也只是一个民族的情绪在外界刺激之下的起伏，而不代表其性格、价值观、欲望和偏见的任何实质性变化。比如，全民一起学英语的终极目的仍是一个世纪前梁启超的梦想，“称霸宇内，主盟地球”、“指挥顾盼之尊荣”。

 

5.2 权力的求生欲

毛泽东的继任者们仍然试图保持共产主义理念的完美无缺。他们不断尝试各种手段和口号，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唱红歌、“和谐社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群众入党，仍然需要写思想汇报。

这里是“第一范文网”中的一篇“思想汇报” 范文：

“尊敬的党组织：

“人生价值观对人的日常行为有很大的导向作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也是个体适应社会发展的根本需求。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否具有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对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是正确的呢？

“首先，要树立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就需要我们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在新的时期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如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神七的顺利飞天等。现在我国正在向着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因此，我们应该坚信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一定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其次，必须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即确立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生理想。理想就像人生的航标，它时刻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并给予我们动力。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即实现共产主义，因此，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不能满足于当前的一点点成就，要有远大的目标，努力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27】

可以对这几段话作如下的观察：

（1）不是由心而生。只有短短三句话的第一段堆砌了三个巨大的概念：“人生价值观”、“社会发展的根本需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者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显然不是因为他完全明了这个名词的具体内涵，而是因为他在跟着权力关系的上游者鹦鹉学舌。作者三次提到“人生价值观”，却避而不谈其具体内容。这样的写作，比起方志敏在枪口面前的掷地有声，不能不说是隔靴搔痒。甚至，如顾准所言，这样的写作可能是在权力的利诱之下“学坏”的结果。

（2）很难想象作者真的是仔细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并以此树立了自己的世界观。一方面，很少人能真正把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内容。另一方面，人的世界观是在其早年被其耳濡目染的无数经历塑造，并非自己有意识的选择。

（3）“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民族主义，严格来说与共产主义是矛盾的。

（4）这样的文章成了范文，从中可以折射出整个中国共产党试图适应新的社会现实的并不成功的努力。

方志敏式的掷地有声需要仇恨的情感、需要定义一个强大的敌人，并鼓起勇气来面对它。而这样的敌人在当前的中国不存在。

民族主义 –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可以说是毛泽东的后继者们为大众的仇恨情绪找到的唯一着力之处。但这已经跟马克思的天下大同的共产主义南辕北辙了。

仍然可以从教义、组织和信徒生活方式三个方面把共产主义理念在当代的状况与在1921 – 1976年的状况作一个比较：

（1）教义。马恩列斯毛的大旗仍然高高飘扬。虽然共产主义理念已经从宇宙间唯一真理的庞大阵地向后有所收缩，不再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押上批判大会场，它仍然在政治领域保持百分之百的垄断、仍然严酷镇压任何不满和反对的声音。

（2）组织。共产党的队伍更加庞大。红歌仍然在大江南北唱响，毛泽东的纪念堂和故居仍然是瞻仰者大排长龙。

（3）信徒的生活方式。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愿景已经提不起多少人的热情。思想汇报中不再有方志敏式的亢奋，取而代之的是无病呻吟、拼凑感情。与清末民初的萎靡之像押韵的情景再现；对此有代表性的描述是对联“满朝文武藏绿卡，半壁江山养红颜”。

从这些比较来看，从毛泽东去世的1976年开始，共产主义理念这棵大树仍然一直保持着庞大的树冠和貌似婆娑的枝叶，但其根已经死亡。可以说，共产主义理念作为一种宗教已经寿终正寝了。其寿终正寝的日子或许可以定在1970年代末，大众一起学英语的时候。

比起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佛教和基督教，中国的共产主义理念可谓短寿。

至于短寿的原因，或许可以拿鸦片做个类比：清末民初的中国人在精神空虚时找到了鸦片，但鸦片的作用只是让他们变得更空虚。然后他们找到了共产主义理念。借用马克思的说法 –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 共产主义理念正是中国人民找到的下一个鸦片。这鸦片同样让他们失望了。

他们又找到了两个新的成瘾之物：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两个都与共产主义理念有同样的韵脚 – 它们都是权力 – 钱是对他人的权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对他族、他国的权力。

已经坐稳了江山的共产党并不肯承认自己已经背叛了《共产党宣言》的宗旨。他们祭出“不忘初心”的口号来显示共产主义的大旗仍然高高飘扬于城头。这是出于权力的求生欲：他们已经权力在手，不会轻易放弃，所以还需要这面大旗的保佑。

与这幅景象押韵的是：溥仪手中的军队虽然仍叫作八旗兵，他们已经不再是努尔哈赤手下以区区十万之众横扫上亿大明国民的八旗兵。

2018年，深圳佳士科技工厂发生劳资冲突。

“抗议发生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佳士科技工厂。工厂工人指公司存在超时加班、严苛罚款、欠缴公积金等违法行为，希望通过组建工会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今年5月，数名佳士工人开始筹备组建工会，但随后有积极组建工会的工人代表遭到不明身份人士殴打，也有涉事工人被开除。

“现场声援团的成员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左翼青年。他们大多年龄在二三十岁，岳昕和沈梦雨就是两名‘90后’。岳昕说，不少参与者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希望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

“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国内左派人士的支持。《南华早报》早前报道，上周一（6日）中午，声援团在深圳坪山燕子岭派出所附近举行了集会，其中40多名共产党员和退休干部到场参加，他们都来自左翼网站‘乌有之乡’。

“现场图片显示，这些共产党员和退休干部大多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举着毛泽东的画像和横幅，横幅上写着‘湖北 江西老工人 老党员 老干部支持被抓捕的佳士工人及其声援者’。”【28】

沈梦雨随后被警方扣押，岳昕和沈梦雨等被警方强迫在视频里认罪。

这里的试图组建工会者、左翼青年和“乌有之乡”的退休干部们与192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怀抱有同样的理想，而他们眼中的邪恶统治者的名字正是：中国共产党。这其实符合历史规律：当起义的农民高坐了金銮殿时，他们也就坐在了田里的农民的对立面。

如同奥威尔《动物庄园》里发生的故事，权力结构中的一些上游者被打下来，一些下游者变成了上游者；但他们许诺的人人平等的社会并没有到来，结构的垂直度并没有改变，或许变得比从前更垂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