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自从打成右派后，华不忧就变得沉默寡言了，刘大脚死后，他的话更少了，一天到晚只是埋着头干活。
转眼到了惊蛰，气温回升的快，雷雨天气也慢慢多了。
靠近湖边的湿地，一夜之间钻出了一片一片鹅黄色的芦芽， 田埂上也孽生出零零星星的秧苗，在乍暖还寒的春风里摇曳，房前屋后的杨树、柳树、槐树、楝树的枝干昨天还是枯黑枯黑的，今天一早就冒出了新叶。
布谷鸟飞来了，在天上“咯咯咯咯”的叫。
调皮的小孩们在田埂上追逐，打闹，学着布谷鸟的音调，放开嗓子在田埂上边跑边喊：
“豌豆八果！”
“妈妈烧火！”
“姥姥洗菜！”
“爹爹搞怪！”
孩子们一人一句，声音一个比一个大。布谷鸟也通人心，像是在回应地面的孩子们，它们在孩子们的头顶上盘旋，鸣叫的声音也大了。
干枯了一个冬天的小涧沟有了水，有了青苔，一些小飞虫飞到这里产卵，于是涧沟的水面上有了孑孓。麻雀们来了，叽叽喳喳，乌鸦们来了，呜哇呜哇。小飞虫和孑孓是它们的最爱。
燕子们不屑与麻雀、乌鸦为伍，它们闪电一样穿行在广袤的田野上，时而张开翅膀，冲向天空，时而收起翅膀，滑向地面。
水浇地冰封了一个冬天，泥鳅、鳝鱼、青蛙、蚯蚓们钻到地里休眠了一冬，现在天气回暖，是它们钻出来的时候了。
一同钻到土里冬眠的还有那些细菌和害虫。现在是把土翻过来晒一晒，晒死那些细菌和害虫、以及它们虫卵的时候了。
春耕就要开始了。
华不忧学会了耕地，队长罗根生喊工时会喊道：“华老师，你去耕地！”他会默默地来到生产队的农具房，找到犁铧、犁壁、犁弓、犁梢等，把它们组装成犁，扛在肩上，左手挽了轭，到牛棚里挑一头力气大的牯牛，瞅瞅牛桊子会不会脱落，牛绳结不结实，牵了牛，来到田间，将轭挂在牛脖子上，左手扶好犁梢，右手握捏好牛绳和牛鞭，牛拉着犁走在前面，他扶着犁梢跟在后面。
“咄、咄、咄”，当牛慢下来时，他会高声吆喝；
“歪、歪、歪”，要转弯时，他高声提醒牛，把牛绳往转弯的一边扯一扯，
牛不听话时，他会打一个鞭梢，“噼啪”“噼啪”的响，牛一听，变得老实了。
刚翻过的泥地有些温热，他赤脚踩在里面很是惬意，他的鼻孔里满是泥土的清香。
耕地工分高，是个好差事，他知道罗根生是在照顾他。
他还学会了耙田、耖地，学会了修房、造屋。他砌的土灶拉火，省柴，不跑烟，队里的人都请他帮忙打灶。
他还学会了木工活，能做风谷车、踏水车。他做的踏水车车筒与水抱严丝合缝，漏水少，踏起来轻便。
他还是生产队的义务机修员，生产队的抽水机、碾米机、打谷机坏了，机务员修不好，会说：“快把华老师找来看看。”
拔萃河大队的男女老幼都叫他华老师。开批斗大会、他要批斗或陪斗时，大队干部会提醒社员们：不要再叫华老师了，要叫华不忧。有人说叫顺口了，改不了。干部说，记住，不要在公社的人面前叫。
干部们来到地里，找到他，对他说，华老师，又要委屈你了，上面点了你的名，我们也没办法。
他每批斗或陪斗一次，队长罗根生就吩咐记工员给他记十五个工分，相当于一个壮劳力干了一天的活。如果批斗或陪斗时挨了打、捆了绳子、挂了黑牌，就记二十个工分，相当于他耕了一天的地。
批斗会结束后，罗根生和华喜卿会找到他，和他东扯西拉的说话。华不忧知道，他们是怕他想不开。
他的三叔夏亲苏不知从哪里听到，刘大脚死的那天，华不忧要去打他。他的三叔怀恨在心，每次开批斗大会，他都吩咐下面的人批斗他。
对于强加在他头上的那些莫须有的不实之词，他最初还要争辩几句，但换来的总是拳打脚踢和变本加厉的惩罚，后来他学精了，干脆一概承认，由此他得到了一个老实改造的好名声。
他的姐姐到美国留学，成了美国人，这件事让他吃尽了苦头，每次批斗他，都会要他交代姐姐的情况。他说他与姐姐没有联系，不了解她的情况，批斗他的人不信，说他不老实，于是有人开始喊口号“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里通外国的汉奸走狗华不忧！”于是他成了美帝国主义，成了汉奸走狗，被打倒在地。
罗根生常常叨咕，要是黄麻子没死就好了，让黄麻子去陪斗。
有一天罗根生兴奋的对华不忧说，喜卿叔今天到公社去，当着公社干部的面，把你三叔骂惨了，说他不是一个东西，说他猪狗不如，连自己的亲侄儿都不放过，你三叔怕喜卿叔说出他的一些丑事，嘴都不敢还。喜卿叔越骂越气，还要动手打你三叔，刚开始公社的干部都想看你三叔的笑话，没人出来劝架，后来要开打了，这才慌忙跑出来，把喜卿叔拉开了。
华不忧在农村一呆就是二十多年，他接触到了世界上的最丑、最恶，也感受到了世界上的最美、最善，他开始变得真实，变得理性，变得自然，回归成了一个正常的人，那个由虚妄和幻想构筑的乌托邦城堡在他的心中慢慢倒塌，他脑子里的理想不再是那些虚幻的东西，他的理想变得实实在在，就是有柴烧，有饭吃，有钱用，有衣穿，他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他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一株稗子，偷生于稻禾之中，猥琐，卑微，生之不易，随时有被连根拔起扔掉的危险。
这就是他的命，他认了这个命。
他父亲给他取名“不忧”，就是希望他乐从天道的指引，安守命运的安排。《周易》有云：“乐天知命，故不忧。”
他没当右派之前，每个月都要写思想汇报，向党支部汇报他的思想。他成了右派以后，每个月要写改造汇报，向贫下中农汇报他的改造情况。到了月底，他会挤出一、两个小时，详尽地写出这个月干过什么事，见过什么人，说过什么话，有没有乱说乱动，有没有搞破坏活动。他将写好的东西交给生产队长罗根生，罗根生再转交给大队罗支书。他写得很认真，生怕遗漏了什么让人抓辫子。
一天他在地里干活，突然内急，慌不择路，跑进了罗支书家的茅厕，他在茅厕的纸篓里看到了他写的改造汇报——支书拿它擦了屁股。纸篓里还有一本撕得只剩封面的书，可能封面太硬，擦屁股不舒服，也就幸免了。封面上的红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成立大队第三年，罗根生升了官，当了大队支部书记，华不忧再也不用写改造报告了，批斗的次数也少了，即使公社指名道姓要批斗华不忧，罗根生也会想方设法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