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推荐语：何祚榕老先生是我十分尊敬的前辈学者，社科院离休干部，一直关注国家的政治改革。我拜读过何老近年来给中共领导人的全部“上书”，诤言国是，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在最近这几封“上书”中，何老坦言刘晓波获奖后社科院离退休学者圈子中的真实反应，叙述本单位领导试图阻止老同志们在争取言论自由的建议信上联署，以及老先生们如何“乘机向年轻领导做思想工作”的过程。第28封信尤其痛快淋漓，何老以老共产党员之身，反复劝诫当政者顺应时代潮流，承担起政治改革的历史责任。政改“可不可能？关键在你们。如果你们不愿改，那就无可能；反之，完全可能。我们争取在党领导下主动、渐进地改，也准备着大乱以后再大治”！
第26封上书
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习近平同志：
第25封上书，主要是表达我对中国政治体改革如何积极稳妥推进，寄予热切的期望。 两周后11月12日，我在宿舍区老干部活动站学习“五中全会”座谈会上发言，题为“不平常的十月与思考”。现将这一发言提纲作为此次上书的主要内容，反映一些老人们的民情民意，提供决策思考。
提纲如下：
讲题：不平常的十月与思考
(1) 10.8.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轰动世界。中国当局极力封锁、淡化。有说是“失道寡助”。有说是“光荣的孤立”。
(2) 10.11.500人联名致人大常委信，要求兑现宪法第35条。很明显是与获奖事相呼应，但照顾到当局困境，只字未提刘案，仅仅是表达民意。
(3) 10.15-16.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领导奉命看望三位在“信”上签名的老同志，问寒问暖，重点是“交流”思想，劝说不要联署行动，以免鱼龙混杂，被坏人利用。老人们对本单位领导奉命行事表示理解，并乘机向年轻领导做思想工作。谈话气氛融洽和谐。最后领导对老人所言也表示理解，说了两点：a.你们这些老同志对党都是非常忠诚的。b.看来民主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后续效应是过后几天，杂志社老同志签名人数翻了一番。
(4) 10.16.《作家文摘》报道胡在第五屆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部部长级会议上倡导“包容性增长”。一位学者简述其内涵：“所有人努力做大蛋糕，所有人平等分享蛋糕”。并称其为“包容性增长战略”，有人认为这一新阶段发展道路实际上带有民主社会主义性质。
(5) 10.15-18.五中全会召开 1.通过“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未来五年发展新目标，全面推动发展转型：a.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拉动的协调。b.福利民生、经济稳定。c.社会和谐发展。如果撇开政治因素不谈，这每个方面的要求都很好。但遗憾的是这一全面要求实际上未能纠正30年来撇开政改的极大的片面性。不敢正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残酷现实，以致使我们这些饱经忧患的老人们仍然高兴不起来。 2.确定了习近平接班。老子不错，儿子如何？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6) 10.19.《参考消息》讲到中国领导人将“包容性增长作为新五规划的基本方针”。国内外都有认为是五中全会提出的一个新的指导性口号，我也以为是。后来看到其他一些报道，实际上五中公报和十二五建议中都没有这个口号。有文章说看来这一口号因髙层有不同意见未能通过。
(7) 10.28.写了第25封上书。
(8) 10.28.《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十二五建议。证实官心与民心距离悬殊，对民众所期盼的政体改革，只提了一句“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全文56个小节要点中，只有第41小节“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敷衍了事。无怪外界有人分析说中国当局实际上拒绝了政改。那就等着垮台大乱之后再治吧。
(9) 也有相对乐观的估计：船还未到桥头，利益决定了不会转向；迟早行到桥头，利益决定了必然会转、自然会直。是以许多老人都相互鼓励：保重身体，争取长寿，望有生之年能目睹“船到桥头自然直”“民主宪政大开张”那天到来。
(10) 近读《炎黄春秋》第11期吴象《朱厚泽和他的“三宽”》，获益匪浅。联想到乐观的估计像似梦幻，也不无道理。试图提出“包容性增长”口号来掌握人心，表明领导层中不乏清醒之士，感悟到船己快到尽头、老办法已行不通，需要变革应对，标志着曙光已开始出现。我们期待着。
(11) 想到：“船到桥头自然直”的生活经验，恐怕只能适用于小船小河，像泰坦尼克号那样辉煌的大船能“自然直”吗？邓小平、赵紫阳、温家宝都说过“不搞政体改革是死路一条”的话。而迄今中央领导集体都没有接受这一警语，仍然陶醉于打造“泰坦尼克号的辉煌”而无视前面即将遇到的大冰山。还是令人担忧呵！
健安！
何祚榕
2010.11.16.
第27封上书
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习近平同志：
您们好！今次上书主要是围绕7月21日召开的中央党史工作会而感到的某些困惑与不解，提供你们思考。
7.21.党史工作会议召开，报载胡会见、习讲话。
7.24.中央党校教研部召开学习习近平讲话座谈会。(其内容是两个半月之后看到的。)
7.29.《南方周末》以<党史要实话实说，官方催动第三次热潮>为题有长篇报道。报道引一位党史研究者说，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党史研究要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而这两性的共同落脚点应当就是实事求是”。我理解“科学性”与“实事求是”应是等同的概念，而“党性”的落脚点则可能是“实事求是”的，也可能不是。党当然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但不能违背科学性，所以要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以党史要实话实说，党史研究要实事求是，应是这次工作会议的基本精神。报道还附了一张“中共一大会址”照片，标明“在中共建党90周年之前执政党强调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宣传党史”。
在7.29.之前，还有两条相关报道：一是7.6.《杂文报》有一篇<中央党校自揭面纱的意义>称：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李景田说：“僵化思维下的政党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为此，……希望各级领导摒弃长久形成的‘宁左勿右’习惯性思维，与时俱进，解放思想生产力，让包括媒体在内的理论环境变得更宽松、更活跃。”二是7.27.《学习时报》有一篇<中央党校谢春涛认为党史上的经验与教训都是宝贵财富>讲到“中央要求切实做好党史材料的搜集整理和保护利用工作……同时，针对当前网络或其他媒体上存在的一些史料不规范问题，有关部门要求正本清源，还党史本来的靣貌”。请注意，这篇报道是在7.21.习讲话之后，应当是这次工作会议基本精神的体现。
八、九月间，我从网上看到对习讲话有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各种牵强附会的传言、解读和议论。传得最广的是说习讲话点名指责了郭道晖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上发表的《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后来我看到郭在网上申明绝不可能有此事，据他了解习讲话没有具体指责或影射仼何人和亊。这应当是可信的。
吊诡的是10.15.网上全文发表了7.24.《中央党校教研部召开学习习近平讲话座谈会纪要》。主待人、石副校长，参加人罗、王、李……等教授、博导14人。14人中有11人发了言，其基调都和习讲话的基本精神相违背。最后，主持人说：“今天这个座谈会是内部举行的……请不要外传”。而两个半月之后，我们这些局外人也能看到全文了。而迄今党校内的许多人还一无所知。
11.5.网上又看到(对我来说是首次看到)了一篇《党史——有些真相就是不能对老百姓讲？》的文章(见附件一)。除头尾有不同，中间属于座谈会本身两篇完全一样。末尾标明“——读者推荐《观察》刊登日期：Friday，Ooctober 29.2010”。开头似选编者加的按语，肯定“这是一篇很好的教材”。对比主持人对11位发言“党性特别强，水平特别髙”的赞语，至少令我感到鸡与鸭不通话，各说各的，非常滑稽。
重要的是要弄清习近平同志代表中央讲话的基本精神究竟是什么？是否有内外有别的两个精神？或者是否有对老百姓不可讲的例外？请各位思考！
健安！
中国社会科学院离休干部 何祚榕 2010.12.2.
又：刚刚写完，又看到一篇《反“政改”声浪为何嘎然而止？》(原载《议报》第443期，2010-11-21)(见附件二)概述了五中全后国内外政治、思想浪潮动态，真假不知，诡秘不测。但觉得提出的问题也和“附件一”一样，很值得执政者思考，故亦报上。 2010.12.3.
附件一 《党史——有些真相就是不能对老百姓讲？》（略）
附件二 《反“政改”声浪为何嘎然而止？》（略）
第28封上书：
与“知名不具”的“我”及其所代表的“我们”等同志谈心
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习近平同志：
第27封上书之后，陆续读到“中南海来信”、“会见马特使”，“万里与年轻教授谈话”等思想资料，引发若干思考，略述如下，备领导决策参考。
(1)政改难么？难。不难，就不会迟至今日还没能开步走。难在何处？第一是历史障碍。障碍在何处？在体制。(“因为这种体制很难改革”)其理由有三，之一、之三，确实如此。之二是“宪法难题”，这恐怕不是理由。无庸讳言，我国没有真正的宪政。有宪法，不过是表面文章。不存在什么宪法难题。第二是现实障碍。且不说民族问题，单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压倒多数是维持现状派。所以，确实很难。问题是自命为是两个先锋队的党总不能因难而却步、放弃自己的历史使命吧！那还能算什么先锋队呢？作为先进政党的领导人，如果不能以身作则带领全党和人民群众继续解放思想、改革开放，那怎么能当得起是称职的接班人？不要忘记邓小平在选定你们做接班人时说过“你们有责任去努力，去学习，去实践，这是历史的责任”呵！
(2)责应无旁贷，思想要搞通。“前人积累的旧账要我们这些人还，似乎不公平，击鼓传花，让后人去面对吧。”作为个人，其情可悯；作为党的领导人，这合适吗？欠债要还，天之经，地之义。谁欠账？是党。既为党的代表人，代表党去还，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吧！你们说，是这个理吧。何况，这欠债也有你们的一份。且不说如某某日记所揭示的，就是“当下……也……得罪了不少人……数量是不小的”。留给“后人去面对”，对后之接班者公平吗？
我想起，1996年世上早已无纳粹，代表德国的勃兰特总理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赢得全世界的赞誉–“跪下去的是一个总理，站起来的是整个德意志”。这是多么崇高的现代政治文明价值呵！难道这也属于绝不学西方的那一套吗？
(3)何以有2009年6月“会见马特使”展望前景的宏图大略，到“中南海来信”诉说“马上到站”“不想折腾”劝年轻人莫谈“政治，很危险”之转折？
我猜想，这和十七屆五中全会前前后后所展现出的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压力、应对上的失策失措在软实力上感觉到重大挫折有关。本来还胸有成竹，如今心理上一落千丈。就在“来信”中还有“这几年，车似乎不会坏”的低调乐观，不久，意外地又遭遇到维基揭密以及不断流传出先锋队的领导人的若干令世人瞧不起的丑闻等沉重打击，就连那点低调的“乐观”也难保持了。
其实，事情还不至于像诸位心理上感觉到的那么糟。如果你们能以大局为重，虚心听取万里、李锐等老同志的建言，按照先进政党所应有的政治伦理要求，勇敢地负起责任，面对现实，迎难而上，从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改弦更张，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去努力，去学习，去实践”，总会有办法的。
(4)依我看，你们设想“走一条独特的道路”，即在非民主的框架下，走强国富民之途，新近又调整为走民富国强之道。“到2020年左右，可以逐渐拓宽人民的自由空间，建立完善法制体系，基本做到政府廉洁社会公正。到那个时候，六四问题，法轮功问题等历史遗留问题都可以考虑解决。”至于腐败问题，“靠菩萨心肠，霹雳手段”可以遏制，“将在适当的时机出台一个阳光法案，……然后建立一个类似廉政公署一样的机构，争取彻底(？)根治腐败”。这一蓝图，听起来也如半世纪前伟大领袖设计的“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蓝图那样，颇具魅力；可是今非昔比，我党的崇髙威望早已消蚀殆尽，怕是没有多少人会真诚相信了。
至于诸位，在“会见”那时气势很盛，信心十足，无论在国内外都表现出骄狂一时、不可一世的立场；如今呢，还那么自信吗？
(5)“怎么改，最好是中枢不乱……要中枢稳定地改”，说得太对了。但又说“似乎目前已不可能”。可不可能？关键在你们。如果你们不愿改，那就无可能；反之，完全可能。我们争取在党领导下主动、渐进地改，也准备着大乱以后再大治。我赞赏博讯编者的评按：“有序政改可能会不乱，或者小乱，不政改肯定要大乱。”我不知道博讯编者是什么背景什么人，而我相信我们这些体制内的民主派老头们都会认同的，起码可以代表这一小部分人的民意。
或许你们会以为：毕竟“你们”也是当代当前政治的局外人，只有“我们才是当事人”“是开了多年车的人”。我以为这话只对了一半，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力主力争中枢主动渐进地改。但是，如说“驾驶员只能在我们这些局内人中产生”，这话说得太离谱了吧。试看京都百万驾驶员有多少还是二十年前的老司机。何况你们在民主的大道或崎岖道上一天也没有开过，而且你们一天也没有试图“去努力，去学习，去实践”过。
不要震惊，现在已不会有多少人会像崇毛那样对待你们。你们“也是人”。是人都会有各自认定的起码的利益考量。就你们的个人利益来说，最佳前景也是有序政改，你看看叶利钦、蒋经国吧。当然奶酪多少会受点影响，而如你们所说“利益问题，尚可以妥协”的。
“不政改肯定要大乱”。大乱起来，那就说不准了，只好听天由命。对你们中的有些人，前面就是“断头路”。对我们这些老人，也会是很糟糕的，也只能听天由命。大乱以后会怎么样，理论上各种可能性都存在。然而，我确信经历过廿世纪下半叶至今当代狂风暴雨的过来人，会与时俱进地选择相对最佳的安身之路。此外，相信在世界大潮影响下，大乱也有望成为中华民族新生的转机，将会实现更上一层的大治。
(6)我在第26封上书中之(5)和(8)评述了五中全会和“十二五”建议，是消极的；认为是空洞的“敷衍了事”。喜读《炎黄春秋》2011年新年献词–《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深受教益，使我改消极为完全支持。文章阐明了“为什么把积极放在首位”“怎样才是积极的态度”如何“稳妥”，最后建议在今年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和中共成立九十年“两个重大节日的时侯，也得有前人那种勇气：把民主化大胆地提上日程，把先驱们的梦想尽快变成现实”(时至今日，抽象空洞地呼口号是很难取信于民的；重在实践，而“提上日程”毕竟标志着决心行动的开端)。我没有这个水平写出这样适时解渴解困的文章，衷心期盼你们认真听取、全面采纳。
健安！
何祚榕(时年82岁) 2011.1.10.
附：
中南海来信：欠债太多，积重难返，政改难！/斯伟江
小斯：
首先，收到我的EMAIL，不要震惊，我们也是人，不是神，西谚说，离群索居者，不是天使，就是魔鬼，而我们不是，我们是有生活圈子的。正如我以前公开说，我也上网看东西。即使不上网，周围讨论政改的人也不少，毕竟，我们才是当事人。在局外的人都讨论政改的必要性，很多都是基于破的角度，似乎，一改就一了百了。但是，没有考虑到政改的困难。我们看过社科院某些人的方案，也听过体制内学者的分析，最后自己权衡再三，发现，当下政改的难度，远远超出了你们的想象。你的文章我也读了，似乎能摸到一点点门道，然而，在民间的人，即使有多少名望，有多少才华，却找不出一个人具有治理国家的实际经验，最优秀的也不只是空谈理论的人。（伯克语），当然，你不必沮丧也不必高兴，你不是前者，却恐怕属于后者。
民主是个好东西，我们其实也承认。但是，走向民主的过程，是一条崎岖的山路，不小心，是要翻车的。给你打个比方吧，中国是一辆在高速公路上疾驰的车，学者基本上是刚考完驾驶理论的人，而我们这些人（你可以称我们为老朽），却是开了多年车的人，你们可以告诉我们一些道路情况，却无法代替我们驾驶。这驾驶技术，不是说出来的，是练出来的，可惜的是，你们没这个机会练习，因此，可以告诉你，不管政治局面如何改，驾驶员只能在我们这些局内人中产生，你想想叶利钦吧。即使那个得奖的人，今后的作用，也无非是反对派的精神领袖之一，而已。
第一个难题，历史障碍。
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搞政改成功的。因为这种体制很难改革。这其中的理由之一是，欠债太多，积重难返。第二个理由是，宪法难题。第三是，意识形态。
历史欠债
先讲第一个问题，你看一下建国以后的历史就知道了，不必多说。即使，当下，也是因为建设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得益了大部分人，得罪了不少人，就其总量，后者数量是不小的。从这六十年的历史，积累起来得罪的人，这债务不小，要是容许他们自由要债，结果是什么？大部分得益的人，或许还因为分配不公等原因，基本上算沉默的大多数，不改，他们也沉默，改了，债主逼债，他们也沉默。前人积累的旧帐要我们这些人还，似乎不公平，击鼓传花，让后人去面对吧，后人或许比我们有智慧。
宪法难题
离开宪法谈政改是不可能的。毕竟，在任何国家，宪法是神主牌。西方有人说，以不合乎宪法规范的手段更动宪法，是革命。显然，我国已经是革命过度的国度，谁也不想革命。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最大的问题是，在变革前，没有一个可以供和平解决争端的宪法，以及宪法下的机构设置。之前是一党领导，谁也没有想用宪法来制衡自己，因此，不可能有可行的宪法机构。导致有争端时，靠武力解决问题。苏联俄罗斯坦克上街，炮打白宫，都有这个因素。
其次，宪法不是设计出来的，本身是各派实力的平衡，然后反映在文本上。而在政治改革前，宪法是虚拟的，不能反映实力平衡，而当开始政改时，各方的实力浮上水面出来后，往往会过于自信，误判自己的实力，导致要价过高，达不成一个新宪法的合意，于是，大炮代替了谈判，军队支持谁，谁就是宪法制定者，一旦他不是通过合意达成的宪法，往往会设计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宪法，于是，这又不是宪政，甚至可能是军政。至少是，精英统治。无量头颅无量血，换得一个假共和。你觉得，这样的政改值得吗？而且，我告诉你，军队总归站在我们局内人中某一个人当中，也是轮不到得奖的人的。然而，我们，也不想成为戈尔巴乔夫，不想成为打开潘多拉盒子的人。
意识形态、历史
你也很清楚，我们之前当家的，封锁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制造了大量假信息，这些信息，都是和我们的统治基础有关。虽然，现在腐败很严重，我也说过，可能会导致亡党。但是，和腐败相比，如果所有老百姓都知道了历史真相，恐怕人心真的全散了，真的会有大灾难。前些日子让大家不要折腾党史，也就是这个道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有时比武力还重要。
这些都是历史出的难题，不是我们想改就能改的。
第二个大问题，现实难题，
民族问题
虽然民族问题，也是有历史原因，但是，我必须指出，这是一个大难题。学者告诉我们，拉美民主化的历史，多民族的国家多磨难。毕竟，所谓的民族自决权，导致很多民族，一有机会就要独立，尤其是资源丰富的地方，或者是语言文化独特的地方。苏联就是这么解体的。搞政改、民主，一旦他们有这个权，你是选择武力还是坐视。或者一旦选票是僵局，更可能动乱，甚至，恐怖活动会延续到内地，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至今，我们是没想出什么良策。这也是政改不动的原因之一。
民粹和精英。
你可以说，这种人为分类的话语，我不可能在公开场合说，譬如任志强，他说的话，刺激民间，大多也是大实话，遭世人痛骂，主要不是说话偏激，而是他位处精英，要是一个穷学者，没那么多人痛恨。鉴于现在的官员都已经也收入良好，精英其实和官员+富人可以替换，两者之间恐怕不是意识形态的差别，还有实际利益的冲突。仇官、仇富如此普遍，一旦，搞民主搞成民粹，恐怕，所有搞政改的人，多少是要坐牢的，家产没收，最关键的是，国家将会非常动荡，最后，人数多未必一定力量大，中国仍然会走向普京或者皮诺切特政治，你觉得我们会选择这种危险的道路吗？这样的道路和现在有多少区别呢？我们现在少数人坐在高速公路上，风光旖旎，座椅舒适，你告诉我们，前面是断头路，要通过另一条路才能让整个国家（或许包括我们），平安到达下一站。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毕竟，路的尽头没看到。
体制内的反对派
要知道，改革不是请客吃饭，是要动别人奶酪的。毛主席说，有人就有左中右。我是中间派。谁都认为自己站在中间，而别人偏了。这其中，有些人保守是因为利益，有些人保守，是认为自己思想正确，后者更要命。利益问题，尚可以妥协，而思想僵化，等于网络上说的脑残，基本上和他是没法说理的。你说，既得利益，加上思想僵化的人，在我们院内，还少吗？贸然政改，没说想改革成功，就是体制内的开明派，都会被一举灭掉。你认为值得吗？
马克斯韦伯说，政治志业的人，需要激情、责任感、判断力。只有在激情燃烧的岁月，才需要激情，承平时期，稳重是第一位的，听话出活，因此，圈内人几乎无人有激情。至于责任，我认为，我们对国家也是有责任感的，最关键是判断力问题。政改的核心是1，竞争；2，立宪；3,包容性。前面说了第二条难，其实，打开潘多拉盒子的是第一条，而根本在第3条。我们这些年代过来的人，说实话，宽容只是对家人的，对政敌都是要秋风扫落叶，谈何宽容呢。恰恰，反对派都是有激情的人，这时代，只有偏激的人才会去搞危险的政治，对不对。我们判断，政改一开始，局面无法掌控，只掌握开始，看不到结局的事，稳重的人不会做。
说了，什么政改都会触动上面三个核心，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我老了，不打算折腾了。小平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体制好不好，要不要改，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反对派自然失去支持，这就瓜熟蒂落。现在，生意红火，显然不是改革的时候。谢国忠说，等泡沫破灭时，我会通知你。泡沫破了，还要他通知吗。什么是政改开始的时候，无需人预言，大家都会看到。
政改会乱，代价很高
不愿政改，还有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民主会乱。民主在其故乡，也是打打杀杀出来的，移植过来，也不是那么容易成活的。民国时不就试过了嘛。大多数的人会承认，民主会带来混乱。朝纲解扭，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没有我们，天下不知几人称孤。一乱，不但是官员，人民也会付出代价的。当然，你可以说，是什么样的代价，什么样的乱。当下的食品，空气、拆迁，交通、拘留所，天天在死人。议会乱，比暗斗强，看法不同，可以交流。然而，国家经不住实验，中国人偏好的是秩序优先，怎么改，最好是中枢不乱。然而，要中枢稳定地该，似乎目前已经不可能了。不如，小车不倒只管推，依我看，这几年，车似乎不会坏。下一站如何，已经与我无关。周立波的清口中早就戏说过我们的前任，这种传统，不妨保留。（博讯编者按：有序政改可能会不乱，或者小乱，不政改肯定要大乱）
你虽然不是一个人才，基本上算个明白人，而且，听说，爱看书，看书不是坏事，就是不要看书谈政治，很危险，所以写封信给你点醒你。我们不想折腾了，我马上到站下车了。你恐怕也不想做赵括，好好滴做你前途无量的律师吧。当然，这封信其实等于写给所有的人，各安天命吧。
顺颂业祺！ 知名不具（你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