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原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产权而言，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仍存在法理逻辑和司法实践上的悖论
如果你购买了国资控股的某家上市公司股票，忽然得知既不分红也不还本了，而这家企业仍在经营获利；如果你是一位私企业主，有国有资本注入，合营了一个时期后，忽然被告知股本和红利都不存在了——你会觉得公平吗？
企业的“公私合营”，作为特定含义的历史名词，如今已很少使用，但公私合营的经营模式依然存在。企业不应侵犯股东权益，尤其在上述情况中，即使不冠以“公私合营”的名义，公股对私股的侵权依然存在。
1952年发动的“五反”运动，摧毁了企业家们的企业心，在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下，很多人都不想继续经营下去。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毛泽东决心要让“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提前发动和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1955年11月“对资改造”正式启动，事实上废止了1954年宪法中“国家依法保护资本家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它资本所有权”的条款。“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的强势，令民族资产阶级别无选择，全行业公私合营在1956年底实现了。
根据当时的赎买政策，对私营企业进行了清产核资，但公方一言九鼎，私方毫无发言权。据统计，1956年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总额为24.2亿元，并据此对私股支付年息5％的定息，领取定息的私股股东共114.2万人。据薄一波回忆，此前私营企业缴纳重税及摊派公债后的盈利率约为10％。这种还本付息的赎买方式，略似当今之封闭式保本基金，但息率不仅低于盈利率，甚至低于存款利率。有高级干部欣喜地说：“国家发了一笔洋财。”
公私合营后的私方人员有职无权，其管理经验不被重视，政治上沦为“改造对象”。当时资本够2000元即划为资本家，95％的人领取的定息月均只有几元钱。很多人宁愿放弃定息，以摘下尴尬的“剥削”帽子。1957年的“鸣放”中，上海企业家李康年建议：由政府发行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22亿元，年期分为20年，一次性收回资本家所拥有的股票或合伙议据。关于定息的性质，经济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定息是剩余价值，一种认为是剥削而不是剩余价值。民建、工商联副主委章乃器认为，“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但毛泽东坚持定息是剥削，李、章的主张成了“右派言论”。
据说定息将发七年，但毛泽东又说：“七年虎头，五年蛇尾，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如果还需要延长，到第四个五年计划还可以拖下去。”（《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2月7日）到1966年发动“文革”，资产阶级从“改造对象”变为“专政对象”，定息在同年9月停止支付，总共支付了十年，相当于全部私股股本的50％。未经任何合法手续，公私合营企业全部变成了国营企业。“文革”结束后给原工商业者落实政策时，根据1979年1月《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规定，“公私合营时股票股息发放到1966年9月结束，现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要求领取在此前应领未领股息是可以的”。1981年，又从当时在世的86万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劳动者70万人，约占81％，这些人已被改造、专政了25年。
国家财政部1979年下发文件，确定不再清退私股股金。1983年2月，中央统战部和商业部联合发文规定：公私合营企业的资产，“国家已按年息五厘发给定息，发至1966年三季度，公私合营资产（包括核定投资房屋）已属国家所有，不应退还本人。”此后全国发生多例私股定息或股权的诉讼，皆因上述政策文件的原因而败诉。
凭着党政部门的政策文件拮抗宪法，将公私合营企业变国营企业的“文革战果”保留下来，却留下严重后遗症：私股股权转为国有股权的法律程序并未完成，企业由公私合营转为国营缺乏合法性。这部分国企（原公私合营企业）的转制、拍卖、破产，也会存在法律漏洞。
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民营企业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经历了一轮否定之否定。对私营经济和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条款相继写入宪法，向1954年宪法回归，《物权法》也于2007年公布实施。但就原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产权而言，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仍存在法理逻辑和司法实践上的悖论。
政策毕竟不能代替法律。就历史上国家对公民的伤害做出赔偿，在法制国家负责任的政府中多有先例。不作为，则无以取信天下，也导致了企业家对长期稳定发展缺乏信心，相率以短期行为谋利。不知慎终追远，但求急功近利，实为30年改革中之积弊。■
章立凡：现代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