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泳新：斯大林隐蔽战略在东方亚洲的实施成功（六）

 

 

 

 

 

 

第六章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身教、教诲、期待

 

   第一节、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身教：隐蔽战略要隐蔽蒙骗所有的人

 

     纳粹学者卡尔·施密特在《政治的概念》这篇论文中,提出了一个思想，即“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是朋友与敌人的划分。” 在这里，区分敌人和朋友的根本目的在于对自我共同体形成鲜明意识。施密特这种所谓区分敌人和朋友的理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创获，而是普遍流行于西方文明史中的一种思维方法。具体而言，西方思维善于通过在差异性对比中认识自我、确认自我。从这里可看出在政治学、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政治思维上普通存在着一种将所有的人分为“敌、我、友”三部分的思维方法，并为许多政治家、战略家采纳与运用。    

    薛衔天在其文章中能分析出，斯大林能处处分出“敌、我、友”三部分的分法来处理的，如“根据俄罗斯解密档案，早在1948年5月中旬，苏联外交部就向苏联驻中国使领馆下达了联共（布）中央的指令，对苏联使馆与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以及与美日等态度和行动都做出十分严格和具体的规定：如1、对中国国民政府及其各部门持谨慎而十分严格的官方立场，大使和馆员与中国政府和外交部官员的交往不得超过官方关系；大使应同政府部门的进步活动分子保持接触，不排除通过他们影响政府要人的可能性，以保护苏联利益；如有人请苏联在政府同中共之间进行调停，大使只能回答，苏联政府按照1945年条约规定，不干涉中国内政；……”讲的是对我方的指示；“2、对“民主和进步团体”（共产党和亲共的民主党派），考虑到目前它们尚处于“非法状态”，与民主和进步人士交谈时应极为慎重，要小心观察他们对蒋介石政府的态度，摸清他们的计划和任务；要注意研究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民主同盟的活动。……”这里讲的是友方的政策；“3、要密切注意美国人在华活动情况，查明美国人参与和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民主力量的情况，……”这里讲的是对敌方的政策。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薛衔天在其文章中还能分析出，斯大林隐蔽战略的隐蔽对象不仅仅是要隐蔽我们的敌人，美国人和蒋介石；还要隐蔽我的友方，中国共产党、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民主同盟，甚至于我方的部下，像苏联驻华大使N.V.罗申和随员也在隐蔽之列。    

    斯大林用他的直接演示的方式，像一位世界顶级的演员在二十年代中期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世界级的大戏，以至于直到今天在俄罗斯和中国还有人吹捧着斯大林，像雷巴斯父女著作的斯大林传《斯大林传：命运与战略》中文版最近能在中国大陆大量发行就是一个例证。闻一在《评新斯大林传：“斯大林就是苏联”——《斯大林传：命运与战略》中译本代序》中说，“世界性经济危机促使斯大林加强和加快了争夺世界资源的斗争。雷巴斯以很大的篇幅描述并渲染了斯大林和罗斯福及丘吉尔之间的争斗。雷巴斯说，在这场争斗中，谁都在欺骗人，而斯大林的骗术高人一等，这种精明的骗术都是为了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的卫国战争中，斯大林成了高于罗斯福、丘吉尔的战略家，为苏联争得了许多的资源。斯大林纵横捭阖，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因此，雷巴斯说：“莫斯科曾经充当过第三罗马。而现在它在世界性危机的背景下又成了‘红色罗马’。这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独立笔会网站，八月 23, 2020）

    斯大林能够成功地实现他的隐蔽战略关键之关键就在于，斯大林能隐蔽蒙骗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不仅是他的敌人，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还有他的友人，甚至他的部下。像雷巴斯所说的，“在这场争斗中，谁都在欺骗人，而斯大林的骗术高人一等，”但是我们中国儒家良知派认为，

他却无法隐蔽蒙骗过自己的所有部下，更无法隐蔽蒙骗过历史。斯大林的罪恶终于在一九五六年为自己的部下赫鲁晓夫所揭发，以后又为波兰人所揭发，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原苏联的全面崩溃的世界历史证明了这点。尽管此事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了，俄罗斯又出现了个雷巴斯，又起来吹捧斯大林，以及整个的普京俄罗斯一直坚持纪念斯大林二战的功绩、反对波兰等国重新审查二战历史的意愿；这许多现象是值得所有中国人认真思考的。在这里我们儒家良知派只能指出雷巴斯的一个重要的错误所在。雷巴斯说，“这种精明的骗术都是为了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说明，雷巴斯认为，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雷巴斯是不折不扣的“求是派”。秦晖在《世上从来没有“不择手段的正义”》（腾讯文化网站2014-03-03 ）一文中说，“无论在哪种“文化”、哪种“主义”中，一个基本的常识是：所谓正义，所谓善，归根结底都是对“某些事情做不得”的承认。……孔子所谓勿施于人，摩西所谓十戒，都是对某种“限度”或底线的持守。因此正义与不义、善与恶之别，实际上就是择不择“手段”之别、有限与“超限”之别。于是“不择手段的善”本身就是个如同“黑色的白”那样的伪概念。有所不为谓之善，无所不为谓之恶。换言之，世界上只有不择手段的邪恶，从来没有什么“不择手段的正义”。无恶不作而谓之“求善”，则假恶丑之尤也。”

    斯大林以他的言传身教的方式，告诉了毛泽东，要实现其战略的完全成功，必须将其战略能彻底地隐蔽，要隐蔽蒙骗所有的人，无论是敌人，还是友人；要隐蔽蒙骗欺骗过所有的人，除了敌人和友人外，特别还有自己所有的部下。斯大林错误就在于只有隐蔽蒙骗欺骗了一部分自己的部下，问题暴露就出在没有隐蔽了的那一部分自己部下。

 

    第二节、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教诲：“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的《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14章第二节《两个伟人的首次会面》，对1949年克里姆林宫的斯毛会面有详细记载——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开始对苏联长达三个多月的访问，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次莫斯科之行，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建立了两国两党前所未有的个人间的良好关系。斯大林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当毛泽东表示“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时，斯大林马上表示“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增订本，第388页。】。据当时的中方翻译师哲观察，斯大林在与毛泽东交往中表现了几次破例：斯大林亲自到克里姆林宫会客厅门口迎接毛泽东，而斯大林一般不到门口迎接外宾；斯大林还把柯瓦廖夫有关中国的报告送给毛泽东；在斯大林七十大寿庆祝大会后观看文艺演出时，毛泽东和斯大林被安排在一个包厢；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斯大林常常只让师哲一个人翻译，而不像通常那样苏方一定要派出自己的翻译，以表示对中国同志的信任，而且在会谈中经常对中方同志讲，要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和自己民族的利益，要保护自己的领袖，人民之间要团结；斯大林从来没有到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地方参加宴会，却在毛泽东的邀请下破例参加了中国为庆祝中苏结盟举行的招待会。【《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增订本，参见第388、391、394、409、414页。】虽然很难说通过这一次访问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误会已经完全消除，而且访问期间双方在某些方面也有不愉快的问题发生，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斯大林对中共领导人表示出来的尊重在当时来讲还是让毛泽东比较满意的。在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中曾任毛泽东翻译的师哲也有感觉，他认为斯大林对“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有些看不起，而对毛主席则完全不同，很尊敬”。从1949年到斯大林逝世，凡是关系到中苏两国两党间的事情，在苏联一方无论事情大小都是由斯大林亲自过问亲自处理，任何人都不能插手。一方面这表示了斯大林对中国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是斯大林怕下面办错事影响同中国的关系。【《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增订本，第417页。】当时曾担任苏方翻译后来又在苏联外交部担任要职的尼·费德林也认为“斯大林同毛泽东相处总是平和安详，对客人殷勤周到，全神贯注于谈话的内容”，对毛泽东十分尊重。【尼·费德林《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以及“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其实就如同绝大多数中国人常常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功就证明了是真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一模一样，同样意思。       

    中国共产党至今还是认为，他们共产党不需要像西方国家那样定期地实行选举，他们共产党不管管理得怎么差劲、不管怎么腐败都可以永久地执政，其原因、其逻辑、其推理的前提就在于此，他们的父辈、祖辈当初打败了蒋介石，夺得的政权是合法的，永久合法。

 

    第三节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期待：

 

    这里准备举二个例证。一个是证明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寄托与期待，一个是毛泽东对斯大林期望的答应与承诺。

    先说第一个例证。中苏两党和两国为什么会使关系恶化到这样的程度，伍修权作过一些分析。伍修权在回忆录中说：“据师哲同志说，新中国成立前夕，斯大林曾对刘少奇等中国同志说，依我看来，世界革命中心正在逐渐东移，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欧，却在东方的苏联取得了胜利，将来就会在中国发展，中国将是未来的世界革命中心，你们的毛泽东同志就是世界革命领袖。我不知道这话对毛泽东有过什么影响，但在斯大林去世以后，世界革命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确实出现了谁听谁的，即谁是世界革命中心和领袖的问题。尤其是赫鲁晓夫上台以来，他继承了斯大林在党的关系上的‘老子党’做法，在对外政策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作风。毛泽东对此坚决反对和极力抵制，自视为‘正统’马列主义的苏共头头处处咄咄逼人，从来不买外国人账的中共领袖常常寸步不让，这就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从而导致了中国党对苏共方针路线和内外政策的全面抵制和公开批评，最后造成了国际共运动以至世界格局的大分化、大改组和大动荡。”(伍修权《六十年代国际共运大论战的台前幕后》，《炎黄春秋》杂志1993年第11期)

    再说第二个例证。王栋《中苏关系研究的理论与历史》（《国际政治科学》2009/4（总第20期第86页)写道：“目前所见文献中最早提出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中国，是1962年7 月黑龙江省委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黑龙江省委提出：“革命的焦点已经转移到亚、非、拉，革命的指导中心也已经转移到中国 ”;中共应当“承担起世界共运的领导责任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面对来自党内的这样“劝进 ”的声音，毛泽东的反应倒是比较谨慎，仅仅将黑龙江省委的报告转发各省，毛泽东似乎认为此时公开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机会尚不成熟。当然此举也有试探一下党内风声的意味。但至年底党内已逐渐形成共识，认为“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实质上是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党内“我们要当仁不让，做左派的头子 ”的呼声已经不绝于耳。（⑤ 《刘宁一同志的发言 (纪录 ) 》, 1962年 11月 6日 ,江苏省档案馆藏 ,卷号 : 145 国务院外办第六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 全宗名称：省外事办公室：3124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