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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特稿2009年4月11日】期待已久的《胡耀邦传》第二、三两卷，终于在2008年12月出版了，这是对即将到来的胡耀邦逝世20周年的最好的纪念。但是，这两本书没有出版单位，没有书号，只是作为征求意见稿自费印刷。这是现今常见的一种出版形式，凡是被正式出版机构排斥的作品，往往采取这个办法。或者是标明“征求意见稿”，或者注上“交流资料，非卖品”，以区别于正式出版物，所以被称为非正式出版物或非法出版物，我认为更确当的称呼应该叫山寨出版物。山寨出版物是山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瓦岗寨是对于隋王朝的专制统治的抗议和反叛，梁山泊是对于宋王朝的专制统治的抗议和反叛的话，那么，山寨文化就是对于文化专制主义的抗议和反叛，山寨出版物则是对于现行新闻出版管理制度的抗议和反叛。
山寨文化是相对于导向文化而言的。这是在文化专制主义发挥到极致条件下的文化分类法。我在2002年写的一篇征求意见稿里，曾经把古往今来的中国文化大致区分为庙堂文化和民间文化。当然，这样区分今天仍有它的实际意义。但是，就当前的文化现象来说，把社会文化区分为山寨文化和导向文化，更可以体现两种文化的本质差异，更明朗地反映文化领域的矛盾和冲突。庙堂文化属于导向文化自然没有歧义，民间文化则明显地存在着为舆论导向所容许和为它所拒绝的文化类型，这在出版物里表现得最为显著，最为突出。我把被舆论导向所不容的文化称为山寨文化，就是为了揭示文化专制主义（舆论导向则是它的政策表现）的反文化反自由的反动本质。
在八十年代那些相对自由民主的社会氛围里，没有产生山寨文化的土壤。虽然也有民主与专制的对抗，如对《苦恋》和《河殇》等的批判，但这些作品都是以合法的文化形式公之于社会的。1989年的学生运动遭到镇压后，执政者出于加强专制统治的需要，处心积虑地加紧舆论控制，掩盖历史真相。为此，他们全面地垄断新闻出版工具，动辄运用政治权力，对不符合于舆论导向要求的文化成果进行打压，千方百计地扼杀独立、自由的思维成果。这几年的所谓“扫黄打非”，总是把“坚决取缔政治性非法出版物”列为首要任务。在这股文化逆流里，中共中央宣传部扮演了最可耻、最卑鄙的角色，他们把宪法关于出版自由的规定视若敝屣，弃之不顾，经常下禁令，划禁区，查禁这个，处理那个，把全国的文化活动、特别是新闻出版，完全置于他们的专制主义控制之下。2006年初的“冰点事件”和2007年初的“查禁八本书”，就是他们的彰明昭著、臭名远扬的文化专制主义“杰作”。正是文化专制主义的淫威施虐，催生了山寨文化和山寨出版物，促进了它们的发展繁荣。
山寨文化这个概念，是由去年的山寨版春晚肇始的，但作为与文化专制主义对抗的文化活动，特别是在出版领域，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文化专制主义的加剧，许多有价值的书都拿到香港出版，却又无法在内地发行。于是，山寨出版物便应运而蓬勃发展。人们从盗版书里得到启示，见到一些香港的好书就加以复印，给亲友阅读；拿到复印书的人又复印分发。这个四面扩散而没有止境的链条，成为山寨文化发展繁荣的触媒。还有一些书虽然在内地发行，但发行后又遭到禁止，如《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哈维尔文集》及2007年被禁的“八本书”等，也成为人们争相传诵、一再复印的读物。可以说，文化专制主义是山寨文化的最有力的推动者。
对山寨文化的发展繁荣作出贡献的，还有一些山寨出版物的供应者。北京有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陈昭，从2004年开始复印各种禁书，供应需要这些书的读者，三年里复印的资料达三百多种，成为山寨文化的积极传播者。他因此在2007年10月被羁押，海淀区检察院于2008年7月以“贩卖国家禁止出版的政治敏感性书籍”为由提起公诉。12月16日，海淀区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复印贩卖《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晚年周恩来》、《党史笔记》、《鲜为人知的故事》、《往事并不如烟》、《司马路回忆录》、《重审林彪》等“非法出版物”），判处陈昭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参与这个活动的另二人各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三人各处罚金一万五千元。他们为发展山寨文化所作的贡献和牺牲，是值得我们颂扬的。因为他们把许多被禁止的好书传播到人们的手里，帮助他们了解历史真相，摆脱几十年来被灌输而形成的传统思维模式，解放思想，思考问题，从而有力地推进了民间的启蒙和觉醒。
促进民间的启蒙和觉醒，是山寨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作为文化专制主义的政策表现，舆论导向紧紧地控制着所有的文化构件，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山寨文化突破导向的樊篱，开辟了思想解放的新天地，引导人们另辟蹊径地思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文化专制主义对它的压力愈大，就越加促进它的发展。
《胡耀邦传》第二、三两卷就是被文化专制主义逼进山寨文化的。三卷本《胡耀邦传》的几位主编早在胡耀邦逝世不久就决定编写一部这位伟人的传记。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在本世纪初就已经完稿。2005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纪念胡耀邦90周年诞辰时出版《胡耀邦传》。这应该是一件好事。但在一审再审的过程中，却遭到了许多无理的刁难。为了争取出版，主编们费尽心机，委屈以求，忍痛接受了种种不合理的苛刻条件，如：只出版第一卷，即1976年以前的传记；删除一些被认为是敏感的内容；不发表李锐、于光远、胡绩伟的序言；主编们的序言要大量删削（后因主编们拒绝删去而被撤消）；等等。于是，2005年11月就出版了一本没有序言、没有后记、内容残缺不全的《胡耀邦传》第一卷。至于二三两卷，虽然书稿再经修改后，在2006年就送有关部门审查，并且多次请示催问，但是，将近三年过去了，依然有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为了使这两本书发挥应有的作用，主编们不得不放弃对公开出版的幻想，以征求意见稿的形式自费出版。《胡耀邦传》第二、三两卷就是这样被迫地成为山寨出版物的。
《胡耀邦传》成为山寨出版物，对于山寨文化来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胡耀邦是中共中央的前总书记，连他的传记都不能为舆论导向所容纳，而不得不进入山寨文化的领域。这个事实一方面充分暴露出文化专制主义的凶残和卑劣，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山寨文化的无限容量和吸引力。它意味着文化专制主义虽然日益张狂，肆意打压、扼杀创造性的思维成果，但在不断发展的山寨文化面前，却显得苍白无力。你来一个“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网民就针锋相对地来一个低俗的《草泥马之歌》，而且迅速扩散，传遍全球，你能奈他们何！山寨文化因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日益繁荣。这个趋势，决不是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左右的。
近几年来，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山寨文化获得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在这个广阔的园地里，无数网民可以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思想和情怀。它的作用和价值，绝不是少数导向网络所能比拟的。尽管文化专制主义者网罗了数以万计的网警，也无法扑灭网络上的山寨文化的熊熊烈火。特别是许多内容丰富的电子书刊，更使山寨文化大放异彩。它同书面的山寨出版物相映成趣，成为山寨文化的两支劲旅。
由于山寨文化来源于对文化专制主义和现有某些社会秩序的抗议和反叛，因而不可避免地会搀杂有许多不健康的落后的因素。如何在山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剔除它的不健康的因素，避免它的消极影响，当然应该注意。但是，它的主流是健康的进步的，在传播创造性思维成果、促进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我们有理由期待它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并且成为“五四运动”的真正继承者，对启蒙运动作出更大的贡献。
2009年4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