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深深认识到，学术兴衰关乎政治优劣和天下兴亡。这里的学术指意识形态。制度形态也很重要，也是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的重要因素，但仍然从属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才是决定国家的性质、命运和兴衰存亡的主体性因素，从根源处决定着一个国家对基本制度的选择、确立和后续因时制宜的损益改革。
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为清初三大儒的李顒，在《匡时要务》中指出：
“夫天下之大根本，莫过于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过于提醒天下之人心。然欲醒人心，惟在明学术，此在今日为匡时第一要务。”
李顒所要明的学术即是在历代儒家王朝居于道统地位的儒学。他在《盩厔答问》文中指出：“能经纶万物而参天地，谓之儒；服经纶之业而与天地参，谓之学。”“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 “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夫是谓明体适用。”（上述李顒言论皆出自于《二曲集》）
明儒学即孟子所说的反经。孟子说：“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孟子尽心下》）反是返回，恢复，如反本开新的反。经就是常，常道，普适价值，普遍真理，由儒家经典承载。反经就是恢复常道，回归儒经，遵循普适价值和普遍真理。
世衰道微，大经不正，常道毁坏，邪慝纷起，佞之乱义，利口之乱信，乡原之乱德，皆似是而非，如莠之乱苗，郑声之乱乐，紫之乱朱。君子于此，唯有反经。常道既复，则民兴于善，是非善恶明白清晰，虽有乡愿之类，不能惑人矣。
若能反经明学，一切迎刃而解。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中有一段名言：“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此言不无道理，但不准确，把少年换成儒学，就准确了。
儒学强则国强，儒学富则国富，儒学独立则国独立，儒学自由则国自由，儒学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儒学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儒学富强独立自由，则少年自然可以雄于地球。
不能反经，不明儒学，也是现时代面临的问题，然与孟子、李顒时代程度有别。孟子时代，虽然儒家政统不行，礼崩乐坏；学统不行，诸子百家纷起，但道统未改。李顒时代三统俱在，所谓学术不明，只是为“词章名利”所遮蔽：“父兄之所督，师友之所导，当事之所鼓舞，子弟之所习尚，举不越乎词章名利。此外茫不知学校为何设，读书为何事。”（《二曲集》）
现时代儒家三统俱无，学术不是一般不明，而是被邪说邪术取而代之。如果说李顒时代多的是词章之士、名利之徒，现时代多的则是三帮分子、邪恶之徒。
作为主体文化、指导思想的学术，小偏都不行，何况大邪。李顒说：
“昔墨氏之学，志于仁者也，视天下为一家，万物为一体，慈悯利济，唯恐一夫失所；杨氏之学，志于义者也，一介不取，一介不与，从其学者，人人一介不取，一介不与。此其为学，视后世词章名利之习，相去何啻天渊。孟子犹以为爱无差等，理乱不关，辞而辟之，至目为无父无君，比之洪水猛兽，盖虑其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夫以履仁蹈义为事，其源少偏，犹不能无弊。矧所习惟在于词章，所志惟在于名利，其源已非，流弊又何所底止。此其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尤酷，比之洪水猛兽尤为何如也。”
李顒认为，杨墨之学，其源少偏，就受到孟子严厉的批判，斥为无君无父。何况词章名利，其源已非，流弊就更加伊于胡底了。其实，词章名利其源已非而已，而今马学在上，其源已邪，大邪极邪，不仅流弊不堪设想，恶果早已史无前例。
故今日匡时第一要务，既要明儒学，又要辟马术，将两者结合起来。说“匡时”轻了，严格地说是救时，救民救国乃至救天下。
不明儒不足以辟马，不辟马不足以明儒。欲明儒学须辟马。明儒辟马，双管齐下，这是儒家群体的历史责任。儒生个人是否辟马，可以根据自身具体情况而定，但底线是不辟马，更不能助马。
信仰唯物主义，支持虵蜖主义，认同党主制公有制，都属于助马。助马就是助恶，原因因人而异，概乎言之有二：一是缺德，利欲熏心，为利忘义；二是缺智，缺乏明辨功夫，善恶混淆，认恶为善。无论缺什么，都不配为儒，不配为君子。
例如梁漱溟先生，德性虽不错，见识却不行，一无知人之明，支持红毛；二无择法之眼，不明唯物主义、社会主义之非真理非正义性。故梁先生不愧为正人，仍然非君子。
20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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