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颜：中国历史中的权力和权力欲（5）

 

 

 

 

在这一节和下一节中，我讨论人被权力欲驾驭时另外两种价值观的生存状态：诚实和同情心。

1958年，华夏大地上发生的一件大事是大炼钢铁：

“毛泽东明确指出：‘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好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于是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7月底，用于炼钢的劳动力有几十万人，8月底，增至几百万人，9月上旬，增至2000万人，9月底，猛增至5000万人。……10月底，全国炼钢劳动力增至6000多万人，年底时则达到9000万人。加上其它战线直接和间接的支援，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劳动力超过了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

“这么多的人，当然都不是进了钢铁厂，而是在农村‘大炼钢铁’，在田间地头建小土炉、小高炉，即用砖块、石头加上泥巴、石灰，垒砌起来的类似于做饭用的土炉子。……农民们饿着肚子，日夜不停，大干苦干，炼出了无数的含硫量极大、无法使用的土铁和废渣。”【14】

这样在现在看起来颇为荒唐的场面，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有上亿人直接参与其中，可谓是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试将各方参与者的动机做一分析：

（1）大跃进的精神领袖毛泽东不甘心只当一个穷国的山大王，他要“超英赶美”、坐上全世界的金交椅。领袖被权力欲障目，其它的一切都看不见了。

（2）多数官员急于向上游者献媚。献媚的动机同样是权力欲，为了保住现有地位和攀升到更高的地位。在权力欲和诚实之间，他们选择了权力欲。

（3）少数诚实的官员们看到公开反对大跃进的彭德怀等人被清洗，出于恐惧不敢再多言。在出于恐惧感的求生欲和诚实之间，他们选择了求生。

（4）掌握了炼钢所需要的真理的人 – 那些炼钢专家们 – 同样是出于恐惧感而不敢说出真相。

在这场上亿人出演的荒诞大戏中，被权力欲驱使的人不需要诚实，而被恐惧感驱使的人不敢诚实。

所谓诚实，是对事实、真相和真理的尊重。事实和真相通常指的是有确凿证据的、已经发生的事，而真理是事实和真相背后的内在关联。真理不只是理论家的玩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要有信任的基础；一个人与社会打交道时需要有能力分辨对方所言的真伪；循着错误的路径就达不到目的地；画饼不能真的充饥。任何人想要生存都离不开真理，这就是真理的价值。

自由贸易的双方需要真币。一方使用假币的贸易不可能长久，一方随意扭曲真相的交流也不可能长久。现代文明社会所谓的契约精神就是以双方交流中的诚实、诚信为基准的人际关系，而它只能建立在双方都自由的平等关系之中。

当一方对另一方有绝对权力时，权力欲和恐惧感就成为比诚实更重要的价值，而上游者和下游者都失去了遵守契约精神的动力。上游者要靠掩盖和扭曲真相来维持自己的合法性：要维持绝对权力，就要让自己显得绝对正确。而下游者要靠掩盖和扭曲真相来逃避自己的责任。

阿克顿勋爵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名言可以理解为：有了权力，就不需要真理；有了绝对权力，就绝对不需要真理。当一个市场中流通的货币多半是假币，腐败是必然结果。

共产党建政后，知识分子为权力拥有者做了许多文章。其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钱学森在1958年的《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论证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可以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钱先生论证的每一步从普通人的常识看起来都是正确的，只在一个环节上有一个内行人才能看出来的问题：钱先生“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实际上，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效率很少能超过5%，通常只有1-2%。

由于钱先生的大科学家的崇高地位，官员和大众都相信钱先生的计算是科学真理。而真正掌握了真理的内行科学家们被恐惧感压得喘不过气来，不敢指出钱先生的伎俩。

钱先生这样的文章与通常意义上的学术作品的区别是，前者的结论在下笔之前已经确定，其终极目的是迎合上游者的欢心，作者只需要考虑在哪个环节上做手脚就可以使得其理论看起来像真理。后者是开放的探索：作者承认真理是未知的、且在自己的先入之见之上；最后得出的发现可能会出乎自己的意外。

在真相和真理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追究真相和真理会把上游者和下游者的地位拉平。这是真相和真理不受绝对权力欢迎的原因。

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宪政学者张千帆在北大法学院作《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主题演讲时，这样评论绝对权力、恐惧感和真理之间的关系：“专制的维系是建立在臣民的普遍恐惧基础上的，专制淫威使每个人都变成在自己的职位、待遇、名利、家庭面前畏首畏尾。专制教育体制从来压制独立思考和信仰，用一套并不高贵的谎言教唆儿童说谎，让人从小就不敢面对事实、质疑正统、坚持真理。”【15】

 

 

 

胡适说：“你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小孩子和女人是社会中的弱者。胡适考察的前两件事是一个社会中的同情心。有同情心的人不只是关注自己的意愿，也关注他人的意愿、且愿意帮助他人实现他们的意愿。同情心是阿德勒所谓的“社会感”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两句中国俗语显示了同情心在中国人价值观中的地位：“无毒不丈夫”和“妇人之仁”。两句话说的都是：同情心是权力之路上的拦路虎、是弱者之所以沦为弱者的心理包袱。

清朝乾隆二十三年 (1758年)，清军对新疆准噶尔部落的数十万平民进行了大屠杀。据魏源《圣武记》记载：“…帝怒于上，将帅怒于下。合围掩群，顿天网而大狝之，穷奇浑沌、梼杌饕餮之群，天无所诉，地无所容，自作自受，必使无遗育逸种而后已。计数十万户中，除妇孺充赏外，至今惟来降受屯之厄鲁特若干户，此外数千里间无瓦剌一毡帐。”

“必使无遗育逸种而后已”就是种族灭绝。

灭掉准噶尔部后，举朝上下称颂乾隆皇帝圣明，“盛世”之说由此开始在朝野流行。

后世的谭嗣同对这一事件却愤然评论道：

“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

噍类即劫后尚存的人。谭嗣同这话的意思是：幸好中国的兵力不强。假如中国的海军强如英法、陆军强如俄德，那么不但君主专制的祸害将越发不可思议，那些白人、红人、黑人、棕色人就都会是准噶尔的下场，哪里还能有活口留下来？

谭嗣同的义愤是出于他对那些被灭绝者的同情心。顾名思义，同情心是用自己的情感来理解他人的情感的能力，那么“他人”离自己的理解力越远，产生同情心的可能也就越低。多数人都有对自己亲近圈子中的人的同情心，对陌生人的同情心就少一些，对异族人的同情心就更少。在谭嗣同的时代，对被诛杀的边疆少数民族的同情心是凤毛麟角。

鲁迅在给青年的回信中写：

“我疑心吃苦的人们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于是挺身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实在很苦痛。这也因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缘故，倘是革命巨子，看这一点牺牲，是不算一回事的。”

鲁迅的“苦痛”是由于他的同情心，而在“革命巨子”的价值观中，权力欲遮蔽了一切，同情心没有地位。

陈宪辉的《二十世纪中国纪事》中记载：“仓促入朝的志愿军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穿着单衣，饿着肚子，大批冻饿死亡。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之役，志愿军冻伤人数高达达三万，其中四千人冻死。志愿军第二十七军战士邹士勇多年后回忆说，他所在的部队在死鹰岭发现第二十军一个担负阻击任务的连队，穿着单衣裤、单胶鞋，全体冻死在冰雪掩体中。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在致志司和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报告，严寒和饥饿给九兵团带来的巨大损失，第27军80师242团第5连除一名掉队者和一个通讯员外全体冻死在阵地上。在无力再战的情况下，彭德怀致电毛泽东，说明补给线随修随炸，部队遇到粮、弹、鞋、油、盐供应的严重困难，请求止步三八线，休整三个月。毛泽东复电拒绝说：‘我军必须越过三十八度线。’”【16】

这就是同情心在革命巨子的价值观中的地位。

共产党中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留给大众的最后印象是他的同情心。在文革的迫害狂潮中，周的同情心让他在私下保护了许多人免受迫害。但后来的许多历史资料显示周对毛泽东的每一条迫害指令的执行可谓是不遗余力；他的同情心只有在毛注意不到的地方才施用。换句话说，同情心在周的价值观中有一席之地，但不及恐惧感和求生欲来得重要。

人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感越严重，同情心也就越缺失。中国每一次改朝换代时的血流成河都可以归结为大众在兵荒马乱之年的恐惧感的上升和随之而来的同情心的缺失。以仇恨为主导情绪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得到了广大底层民众的狂热支持，正是由于兵荒马乱之年大众同情心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