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些人将真理这个词属之于宗教，视为宗教专用词。其实，真理就是真实正确的道理，真则不伪，实则不虚，正则不邪，这是真理的三个特征。真理无数，根据普适性之差异，可分为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根据范域之不同，可分为道德真理、政治真理和科学真理三种。
三种真理都为人类不可或缺，都是天理所现，都以天理为本。换言之，天理是一切真理之源。君子三畏，敬畏天理，敬畏证悟天理的人，敬畏遵循天理、阐述真理的言论。
儒家关于道德和政治的大量圣言义理，具有至高无上的真理性，可信可解可行可证。这里的证，指道德实践证明、政治实践证明和自心明觉证悟，也包括科学实证。也就是说，一些儒理是可以通过科学实验、研究而获得证明。
薛史地夫同道曾转来《人的善恶观念影响寿命长短》一文。文章指出，现代众多科学研究证实，善恶有报，行善能延长人的寿命。这就是科学对“仁者寿”的一种科学实证。
真理的内核是诚。不诚无物，不诚无理，不诚之理，无论讲得怎样天花乱坠，无非不真不正、无道悖道之理，无非谬论邪说。儒家强调“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这个诚，于人为仁性良知。
检验真理的标准有三：良知、实践、圣经。实践是良知的实践，圣经是圣贤实践的结晶。三者相辅相成，统归良知。良知是检验真理的最高标准。（详见东海《检验真理的三大标准》）
儒家的力量就根源于真理的力量，真理的力量潜移默化而不可限量。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所惧的就是《春秋》大义说体现的真理的力量。故古来乱臣贼子，无不明里暗里反孔反儒，千方百计遮蔽真理。然它们不知道，反孔反儒遮蔽真理，社会恶果很大，个体恶业也很大，恶报很重。
关于真理和儒家，有很多误解误会。
或说“真理永远掌握在人民手中”云，这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观点。道德真理和政治真理承载于儒家经典，掌握在儒家圣贤君子手中。人民则是文化启蒙和道德教化的对象。任何人都只有通过儒家文化的学习和教育，才有望自立自达，获得立人达人的才能和为政为师的资格。
或说“宗教可补儒理之未备”云，这是不知儒学乃圆学，不明中道之全体，不明吾道自足，故旁求不已，求助于宗教。当然，道并行而不悖，儒家尊重维护宗教言论信仰之自由，并认同佛道等正教某些合情合理合法的作用。但要注意，这是在用的层面有所认同，不是体和理方面的吸收。
或说“对于儒家文化，也不能盲从和迷信。”是的，然盲从好于不从，迷信好于不信。儒学的真理性太高了，是最高的人格主义、人道主义真理，可以启人之蒙，驱人之昧，开人之智，明人之心。对于儒学，盲从久了会慢慢明白，迷信久了会渐渐觉悟。最怕不从不信，更怕反对。反对儒学意味着自绝于真理。
其实，对于真正的真理，真知必然真信，真信必有真行。王阳明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传习录》）知和行之间，还可加入一个信。知而不信，只是未知；信而不行，只是未信。例如，真知因果之理，必能信奉不疑，必能尽心尽力地种善因造善业，尽人事而听天命。
关于知行关系，王阳明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传习录》）东海也有一句格言：真知必有行，真行必有知。真知，对中道真理即儒经义理之正确而深刻的认识。知圣知王，知己知人，知事知物，知性知天。有此真知，必能付诸道德实践，有机会和条件则进一步付诸于政治实践。真行，即真知指导的行为，体现为践履的真实。
而且，知儒必不反儒，反儒必不知儒。知道了儒家的天理、易理、因果之理，知道了儒理的真正和普适，知道了儒道儒德的光明正大，知道了反真理、反圣贤后患无穷恶报难逃，就不忍反，也不敢反。故可以推断，所有反孔反儒者都是昧于孔子和儒家的。
百年来知识界以反孔反儒为荣，把离经叛道当作解放，实在颠倒之至。偏离儒家之经，犹有可恕；反叛孔孟之道，最不可饶。反叛孔孟之道，就是反人性、反人伦、反人道，就是叛中华、叛真理、叛良知。这种所谓的解放，解放出来的只能是恶习邪欲，可耻莫甚也，罪恶莫大焉。
或问有没有宇宙真理、终极真理。东海曰，一定要用这两个词的话，唯儒家的太极之理配得上。太极作为宇宙本体，既超越于宇宙万象之上，又潜在于宇宙万象之中，无所不在，无微不至。对于这个真理，佛道两家都有触及，各有所得，都很有限，认之不真更解之不透。唯有儒家圣人允执厥中地抓住了整头大象，信之坚、解之透、行之实、证之圆。
二
真理的对立面是谬论和邪说。谬论指错误荒唐的言论和知见，自成体系的谬论邪见就是邪说。真理与邪说相互为敌，真理是邪说的克星，邪说也是真理的劲敌。真理占上风的社会就是正常社会，邪说为主导的国家就是反常国家。
对真理的定义因“派”而异，各宗派学派各有自己的理解和定义。以邪说冒充真理是所有邪派的共性，然真理终究是无法冒充的，冒充的真理是经不起检验的，伪理歪理可能欺骗一时一地，不可能永久欺骗天下人。
信仰可分为两种：正信和邪信。邪信即信仰邪教（邪说）。没有信仰的人不可信，信邪的人更不可信。所有邪教都有暴力性和欺诈性。故邪教徒不是暴徒就是骗子，或既是暴徒又是骗子。真诚的邪教徒是把自己骗倒了。
邪教邪说摧残、遮蔽良知，但遮蔽程度因人而异。各种邪教群体中不乏好人好事，有些人还有责任感正义感，就是因为他们良知尚未完全遮蔽，有时候还会透出一些光亮。红毛时代右派好于左派，马家群体拥儒派好于反儒派，就是因为右派和拥儒派良知尚存。
坚持真理并弘扬之，反对邪说并批判之，无论多少反对也不后退，无论多么艰险也不放弃，即使天压下来也不动摇，这是东海大半辈子一以贯之的态度。其实，真正的天就在真理一边，就在我的身上。坚持真理就是坚持天理，弘扬天理就是与天为一。真理无价，天理无价！
真理的弘扬离不开邪说的破除，邪说的破除有助于真理的弘扬。
人类生命的成长的核心是道德智慧的成长，人类整体德智的成长有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德智成长中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一是对对真理的认知和掌握，一是对邪说的认识和批判，两者相辅相成。
数千万年间，各种邪说彼伏此起，经过大大小小深深浅浅持续不断的实践，在制造过无数无量的人道灾难之后，它们终将受到人类整体的唾弃。换言之，只有深深地、持久地领教过各种邪说的危害性，付出了无数惨重代价之后，人类才能逐渐产生整体性的思想抗体，消除各种邪说的泛滥和实践机会。此消彼长，邪说的消退意味着真理的弘扬，意味着人类对真理认知的全面上升。
就中国来说，经过暴秦的实践，法家邪恶面目暴露，从此再无实践机会，但气息奄奄而不绝如缕，依然隐藏于历代政治深处，到马时代被恶狠狠地利用了一把。此后将与马学一起消失，永无复活和翻身之日。
马学大半个世纪、大半个地球的实践，造成的人道灾难特别惨烈，百千万倍于暴秦。法家尚能暗中延续并再掀波澜，马家一旦消失就是万劫不复的永远。当然，马家不会自动消失，驱除马家需要破除马学，破除马学需要弘扬儒学。
儒家一阳来复，意味着正知见、正能量的一阳来复，意味着人心复活、希望兴起和中华民族新生的开始。儒家复兴到一定程度，真理正义星火燎原，正人君子茁壮成长，就会形成一定社会气候，正义力量必将势不可挡，政治改革自然水到渠成。顺儒者昌、反儒者亡这一历史规律，又将得到一次伟大的证明。
三
弘儒去马有赖于君子豪杰的努力。
很多话，非君子不敢说、不愿说也不能说，勇气不足则不敢说，害怕招灾引祸；仁德不足则不愿说，事不关己挂起来；见识不够则不能说，无从说起。在现中国，既有勇气说真话，亦有能力说真理，能够把道德真谛、政治真理、宇宙生命真相明明白白说透者，多乎哉不多也，东海自信是其中一个。
东海二十年来严辟马列并一再强调，能言距马列者，圣人之徒也；赞肯马列者，盗贼之徒也，而且是最严重的逢君之恶，其罪大矣。经过毛时代，经过前苏联，不仅西方，马邦大多数知识分子也都知道马列不行，但大都不愿意公开批评。甚至私下疾之如仇，公开赞美有加，表里不一，令人齿冷！
借用明哲保身、危行言逊、无道则隐等儒理圣言来粉饰自己的自私怯懦，作为推卸文化责任、附和邪说恶政的借口，渐成知识群体一大景观。其实，辟马列或许暂时于利有损，但不至于丧身断头牺牲生命。二十多年前，蒋庆先生就对马列发出了鸠占鹊巢的狮子吼。难道蒋先生有违圣训？
弘仁学扬真理，辟邪说破谬论，两者相辅相成，都是儒家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和天赋使命。在不在其位都必须尽责，有没有损失都应该奉命。当然，这是自我要求，不宜用来要求他人。东海只是想提醒一下那些怯懦又虚伪的知识精英，不要利用某些圣言自欺欺人。“人之视己,如见其肝肺然,则何益矣。”
也曾有友人善意劝我勿辟马列，理由有二：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二“邦无道,危行言孙。”都是圣言，非常正确，但用之于此，未免文不对题。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上上下下朝野各界不能再这样相互忽悠下去了，必须有人站出来说点真话。政治知识精英不说，诸子百家不说，儒家应该说，东海必须说！
意识形态问题是现中国最严重最根本的问题，马学毛思是政治改革、社会转型和中华重建最大的拦路虎。这头超级大老虎不彻底打倒，一切改良努力都是治标之术，或事倍功半，或劳而无功，反腐打虎更是此伏彼起，反不胜反，将来一旦反弹，更加不可收拾。
大半辈子破立并行，大破古今邪说，大立中华真理，同时侧重于立。以五观为支柱的仁本主义体系，就是我大半辈子呕心沥血之所得、上求下索之所归和反本开新之所立。五观者，本体观、生命观、价值观、政治观、历史观也。当以五伦、五常、五观为十五支柱的仁本主义真理成为人类常识，那就意味着天理在人间已经彰明昭著，全人类德智大涨，王道政治乃至大同理想顺理成章。
仁本主义道路，既有传统性又有时代性，自信是最适合未来中国、最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谨供体制内外、国内外有志之士参考。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与我一起，共同为破除邪说、弘扬真理、开辟仁本主义新时代而奋斗！
2020-1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