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豪杰能成圣
一
“学术要为政治服务”的观点极端错误。持这种观点，欲不沦为学术乡愿和政治之奴，不可能也。学术为政治服务，必然导致学术和政治共同恶化，极易导致人道灾难。所有极权主义的灾难，既是政治之祸，也是学术之祸。古今中西所有极权暴政背后，必有相应学术的支持和导向。
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的三要素是，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领导集团。其中意识形态又是第一要素，对于政治制度的性质和领导集团的品质具有决定性作用。意识形态就是学术的核心和核心的学术。
三要素的优劣又与社会共业正相关。共业恶劣的社会，正人君子被逆淘汰，良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就建立不起来，勉强建起来也稳不住。而意识形态对于社会共业的影响非常重大，甚至具有决定性。
例如，儒学导出来的就是儒家社会，佛学导出来的就是佛教社会，耶教导出来的就是耶教社会，伊教导出来的就是伊教社会，人本主义、自由主义导出来的就是自由民主社会。故可以说，主体性、主导性的学术对于社会具有决定性影响。
百年浩劫就是肇端于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清末民初影响中国的三大主要思想是民主、科学和进化论。但经过启蒙派上蹿下跳的努力，异化成了民主主义、科学主义和历史进步论，或与马列主义的民主平等和科学社会主义一拍即合，或与唯物史观的“历史五阶段论”不谋而合。
百年来中国就是为学术所误。民国知识分子颇受尊重，名家成群，或有一定政治地位，或有相当社会影响。奈何它们大多未能发挥正面作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道援外行，招祸内行；救民不行，害国很行。根本原因就在于思想学术。
二
以胡鲁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派，越启蒙，人民越蒙昧；越爱国，国家越无道，内忧外患越深重，直到天翻地覆。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思想不良，学术不端。他们所谓的爱，不仅空洞虚妄、没有根基而不可持续，而且充满邪气和破坏性，最容易被野心家阴谋家利用，与极权主义一拍即合。
东海批胡辟鲁至少十几年，但一直主张把胡鲁适当区别开来。胡是愚氓犹可训，鲁为鬼蜮必成灾。胡不妨为儒家之盟友，可亦破亦收，适当肯定；鲁纯属中华之乱贼，应只破不收，一打到底！
东海尚未能出版的《中华历史精神》一书，辟专章批判鲁迅，指出鲁迅错误很多，大错有五：一、“民族劣根性论”是对中华民族的诬蔑；二、“仁义道德吃人论”是对儒家文化的诋毁；三、讥刺孔子是对中华圣贤的攻击；四、“人肉筵席论”和“两个时代论”说是对中华历史的恶意抹黑；五、赞肯苏俄。
其思想五大错，即文化五大罪！故对鲁迅来不得丝毫客气。百年知识群体无知无畏者众，鲁迅又是其中之最。其欺骗性之大，危害性之深，煽动性之烈，在百年知识群体中名列前茅乃至最前茅。其思想特别方便极权主义利用，无底线的雄主利用它来挑起内斗和改造社会，无骨头的贱奴利用它来三帮并伪装硬骨头。
鲁迅弃医从文，是鲁迅的大不幸，更是中国的大不幸。五四反儒恶潮已起，即使没有被称为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和思想家的鲁迅，或许中国也难逃百年浩劫。但没有鲁迅的推波助澜和赤化配合，此劫的危害程度轻些，结束时间快些，是完全可能的。有了这个极富欺骗性煽动性的“民族魂”作祟，中华民族之魂飞散特快，回归更难也。
故仁者必恶鲁迅。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系辞上》说“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唯仁者能爱人，而鲁迅们却丧失了爱人爱国的资格。反孔反儒，背离仁道，反掉仁德，就丧失了仁爱的内力和能力。东海早就指出，爱人爱国，需要四心的扩充和学术的正确，非蒙启派所能也。
暴君害人，无非一代数代；学术祸世，动辄百年甚至千年。例如，秦法家直接造祸战国一百多年，间接贻害至今不息；耶教制造了西方一千年的中世纪黑暗；马学殷鉴就在眼前，它制造的人道主义灾难，遍及大半个地球，持续大半个世纪。
关于学术和政治的关系，正确的观点是，学术为政治导航，导良之导正之。儒家强调道统高于政统，就是为了给政治导以最正确的方向和最正义的道路。
学术为政治服务观点错误，但也是极权社会的逻辑必然。极权之下无学术。故学术界主流思想是否正确，既要考察学术界本身，更要考察学术界所处的社会环境。
例如，同样是儒家群体儒学界，在儒家社会，学术品质高上加高；在三民主义社会，品质就会降低；在马家社会，品质又更低劣，甚至儒学不成界，沦为马家的附庸，真正的儒家思想难免被排斥、压制和封杀。
三
论及学术，即使儒门内部，也有高低醇杂之别。
醇指学术纯正。圣贤必醇，圣人又必大醇至醇，精义入神。韩愈称孟子为“醇乎醇者”，东海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程颢朱熹阳明，皆醇乎醇者也。学术不醇者，虽为君子，不能成为道统传人，不能成就贤德，遑论圣境。韩愈又说：“荀与扬，大醇而小疵。”这个评价就过高了。荀扬大疵，何醇之有。
不醇则驳杂，如荀子。程颐说：“韩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极好，非见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荀、扬大醇小疵则非也。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刘向序《说苑》曰：“夫学者之于道，非知其大略之难也，知其精微之际固难矣。”能否“知其精微之际”，便是醇不醇之关键。
又如熊十力，钱穆，牟宗三三位，都是真儒大儒，新儒家代表人物。三人中熊十力精通佛道而辟之，与历代圣贤醇儒不谋而同，更是以国学立场批判唯物论之第一人，然对社会主义认知有误，也是一蔽。
钱穆、牟宗三对马学非常警惕，坚决辟斥，然对佛道和西学西制过度抬举。尤其是牟，佞佛佞道佞禅，曲为佛道辩护。王财贵先生将佛道经典引入私塾，或许就是受了牟的影响。三人中，熊十力学术最高，微疵而已，钱牟皆浑杂。
苟毁苟誉，儒家大忌。评价古今任何人物和他们的学术，都必须如理如实。我曾将王安石、苏轼、孔明、陈寅恪这些古今名家判为儒门杂家，他们博学而未能明辨，学术思想颇为混杂故。不少学者包括一些儒生皆以为苛责。何以如此定位他们，东海有专文详说。有兴趣者可以先找来过目再批，空谈无益也。
学术与品德有别。或谓蒋庆先生对陈寅恪先生的看法与东海大不同。蒋庆高赞陈先生，“近世儒家學人，惟陳寅恪先生泰山挺拔，眾山皆小，不特堅守儒教立場，更敢以道抗勢傲位。”答：这是着眼点不同所致。蒋先生着眼于陈的品德，赞之为百年一人；东海着眼于陈的学术，断之为儒门杂家。虽不一致，无大矛盾。
学术与品德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学术进步助力品德提升，品德圆满必然学术精醇，圣贤就是那样的人。品德圆满则不会做错事，学术精醇则不会说错话。所以圣贤无过。反过来，一个思想混乱、学术淆杂的人，其品格也往往有问题。
注意，品德好不好，大多数人都要相对而言。例如王安石，相对于他所重用的吕惠卿、邓绾、蔡京之流，他很正派，很好；相对于程朱等醇儒，又毛病多多，漏洞多多。重用奸险小人，变法问题重重，后患深深，关键就在于其智不足，智不足即德不足，德智不二故。学术问题就属于智的范畴。
四
作为主导性的学术，学术问题必然演变为政治和社会问题，王安石变法的问题，根源就在于王安石的学术即王学。关于王学，我在《宋儒与理学》一书（待出版）中有过阐说，特摘要部分于左先睹为快。
王安石的思想颇为驳杂，虽于人伦礼义上本诸儒家，但主儒释调和，融汇诸子百家。我称之为儒门杂家。王安石创立的学派被称为荆公新学，又简称新学。该派以王安石为首，主要成员有王安石、宋神宗、王雱、吕惠卿、蔡卞、常秩、陆佃、蹇序辰、邓洵武、王令、龚原、许允成、沈括等。
新学以《三经新义》及其为释经而作的《字说》为核心著作。《三经新义》中，《周礼义》由王安石亲自训释；《诗义》、《书义》则由其子王雱和吕惠卿等共同参与训释。另外，王安石的《洪范传》、《老子注》、 《易义》、《杂说》等也是新学要著。《三经新义》成后，由官方在全国正式颁行，“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各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宋史·王安石传》）新学成了北宋后期60年中居于独尊地位的官学。
新学也是心性之学，即“道德性命之学”或“性理之学”。即使反对王安石的人，也不否认其学为“性理之学”。他讲性命之理表面上仿佛与理学无不同，所以有学者称荆公新学“是当时理学思潮中的一个重要学派”；侯外庐在其《中国思想通史》中把二程的“洛学”名为“道统心传式的理学”，把王安石的“新学”名之为“新义式的理学”。其实都是混扯。
新学对性命之理的解说掺杂了佛道和诸子思想在内，根源处出了大问题。新学大问题，有二，一是对章句训诂之学的过度否定，二是对佛道法墨三家“兼收博采”的汲取。
而且，王安石对杨墨之学和其它杂学亦多有认同，他认为：“杨墨之道，得圣人之一而废其百者是也。圣人之道兼杨墨，而无可无不可者是也”（《临川文集》卷六八《杨墨》）。在《答曾子固书》中，王安石说：
“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临川先生文集》卷73《答曾子固书》）
于释老申商诸子百家无不杂取，王安石真不愧是儒门一大杂家。儒家乐从诸子之善，海纳百家之优，但允执厥中、以仁为本不动摇，在根源处贵纯贱杂，严防杂染。根处不纯源头有染，必然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王安石变法之所以问题重重后患深重，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的学术出了大问题。
2021-6-20余东海造于广西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