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蘇俄東亞總政策：盡一切可能加劇日本、美國、中國之間的衝突

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頒佈了新的有關檔案管理的規定，解密了部分前蘇聯的檔案。根據部分解密檔案，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俄羅斯現代歷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東亞研究會聯合編輯出版了系列檔案集《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1997 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陸續翻譯出版了該檔案集的一部分。之所以能夠出現這樣的情況，筆者以為用中譯本「叢書前言」中的一句話可以概括：「解放思想、衝破禁區。」很遺憾，這項工作顯然並沒有完成。依據檔案集後來的編撰情況看，未見從 1937 年到 1949 年的解密檔案。不過1937年之前的檔案，卻為我們勾勒出了1919年之後，蘇俄是如何借助國家的力量改變中華民國命運的一個大致的輪廓和基本的線索。[1]

根據俄羅斯公佈的前蘇聯解密檔案「全宗495，卷宗2」的記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派駐東亞事務全權代表維連斯基·西比裡亞科夫在1920年9月1日於莫斯科就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按：以下簡稱共產國際執委會）寫了一份「關於在東亞各國人民當中的工作情況的簡要報告」(1919年9月至1920年8月)，彙報他自1919年9月到1920年8月在東亞開展工作的情況。彙報開篇提到：

「1919年8月，我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一個在東亞各國人民當中開展共產主義工作的提綱，當即得到政治局的贊同，並成了給我下達的在遠東具體實施這個提綱的指示的基礎。」

維連斯基將中央政治局對其「提綱」的指示歸納為四點：

「1我們在遠東的總政策是立足於日美中三國利益發生衝突，要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來加劇這種衝突。

2我們對待中國、蒙古和朝鮮人民的態度，應當是喚起廣大人民群眾爭取擺脫外國資本家壓迫的自覺行動。

3實際上，我們應努力支持東亞各國人民的革命運動，還應同日本、中國和朝鮮的革命組織建立牢固的聯繫，並通過出版鉛印刊物小冊和傳單來加強鼓動工作。

4必須積極幫助朝鮮人和中國人建立遊擊隊組織。」[2]

 

在1920年7月召開的共產國際二大會議上，列寧做了《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報告並形成決議，從而確定了像中國這樣的貧弱落後的國家在列寧的國際蘇維埃聯盟運動中所應扮演的角色。其核心可歸納為三點：

1恢復民族國家統一和「收復被割讓的國土」的願望，是帝國主義和國際聯盟的陰謀。

2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現存政府均是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因而確立了必須推翻的合法性。

3「在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變都必然圍繞著一個中心點，就是圍繞世界資產階級反對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的鬥爭。」因而，在國際蘇維埃聯盟運動這個大局中，落後的國家和民族必須做出民族犧牲。只有蘇維埃政權戰勝世界帝國主義之後他們才能得救。

從時間上看，共產國際一大會議後不到半年的時間，俄共（布）政治局就制定了東亞總政策，並向東亞派遣了負責落實此一政策的全權代表。接著在1920年的共產國際二大會議上做出了《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員會報告》的決議。從「東亞總政策」到「民族、殖民地政策」的先後出臺可以明顯看出，1919年共產國際成立之後，列寧已經認真考慮了中國將在他的國際蘇維埃聯盟運動中所扮演的具體角色。「民族、殖民地政策」中的一些核心點，很有可能就是從確定中國所應扮演的角色中發展而來的。比如圍繞蘇俄這個中心點，落後國家必須做出民族犧牲等。

蘇俄解密檔案的俄羅斯工作者未能找到維連斯基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彙報的《提綱》，也未找到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對《提綱》所作指示的原件檔案和形成東亞總政策的相關檔案。不過僅從維連斯基四點歸納中的第一點就已經讓世人清楚地看到了列寧與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險惡用心。當然也就能想像出其保密程度之高。目前還無法知道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指示的形成過程、誰具體拍板、以及《提綱》和《指示》的詳細內容。不過從當時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內部分工的情況推斷，遠東問題應該是史達林負責的事情。

1913年1月初，經列寧介紹，史達林來到了當時被冰雪覆蓋的維也納，住在美泉宮附近的一條街上的一個年輕貴族的家中。亞歷山大·特洛亞諾夫斯基（Alexander Trojanowski）不僅是貴族，很有錢，而且是馬克思主義者。他資助出版了《啟示》（Prosweschtschenije）雜誌。

被列寧和同志們稱為蘇索的史達林受列寧的委託，將在維也納撰寫有關馬克思主義民族問題的論文，並在《啟示》雜誌上發表。[3]

1917年，史達林被選為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成員。布爾什維克的10月政變之後，史達林被任命為民族人民事務委員。1922年為舉行遠東代表會議，蘇俄中央政治局決定組建以史達林為首的工作委員會[4]。筆者正是基於蘇俄中央政治局內部的分工和史達林時代對華政策的走向，推斷出蘇俄政治局東亞總政策很可能是史達林的「傑作」。

事實上，所有有關東亞和中國問題的最後拍板者基本上是史達林。可以說，史達林在改變中華民國命運、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過程中扮演了主導者、領導者的角色。當中國共產黨已經強大到足以「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的時候，毛澤東於1948年9月28日打電報給莫斯科，要求前往莫斯科當面向史達林彙報。電報稱：

「由於一系列問題需要親自向聯共（布）中央及大老闆報告，為取得其指示，我打算按上次電報中指定的時間到莫斯科來。現在我暫時簡單地報告以上這些。請您務必把這轉告聯共（布）中央委員會 和大老闆。真誠地希望他們能給我們作指示。」[5]

電報中的大老闆就是史達林。「大老闆」這個稱謂也恰如其分地反應了史達林在中國問題上扮演的決策、拍板的角色。

 

2.日本和美國在蘇俄東亞總政策中的角色

從俄國的地緣政治角度來看，俄國的遠東面對的是中國東北地區、島國日本、半島朝鮮。跨過太平洋就是美國。

離蘇俄最近的美國領土是阿拉斯加。由於在1853年克裡米亞戰爭中失敗的沙皇俄國擔心自己的阿拉斯加殖民地被英國奪取，於是在1867年以很低的價格將阿拉斯加賣給了美國。從這一點可以看，當時俄羅斯並不以為遙遠的美國會對自己的遠東構成威脅。然而作為新興國家，1898年的美國在與西班牙的戰爭中獲得了勝利，使美國控制了太平洋的制海權，從此美國的力量進入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特別是在一戰結束之後，作為世界強國，美國是新的世界格局的主要佈局者之一，又在一戰之後表現出了強烈的作為世界和平秩序維護者的願望，因此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來說，美國不僅在地緣政治上成為蘇俄東亞利益和遠東安全的最大障礙和威脅，而且在世界範圍內構成了對列寧的國際蘇維埃聯盟運動和建立世界蘇維埃共和國這一宏偉計畫的最大障礙和威脅。

相較於美俄關係，在1919年前，日俄衝突更為直接。

19世紀，沙俄在緩和了與歐洲諸國之間的衝突後，將勢力範圍擴張至它的遠東。特別對於寒冷的俄國遠東地區來說，極需要不凍港作為出入太平洋的通道。它看中了中國東北的旅順口。

作為島國，日本的經濟資源十分有限。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採取「脫亞入歐」的基本國策，國力逐漸增強。於是便開始了它的擴張計畫。擴張範圍包括中國東北和朝鮮。由此，日俄雙方在中國東北地區和朝鮮便發生了利益衝突。正是在這種情勢下，1894年爆發了日清甲午戰爭，結果大清國慘敗。根據《馬關條約》，遼東半島歸屬日本，包括旅順口。這就嚴重威脅到了沙皇俄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和利益。此後在俄國、德國、法國等國的斡旋下，日本同意由清政府出錢贖回遼東半島。

甲午戰爭之後，東亞局勢發生巨大變化，為此清政府制定了聯俄抗日的外交政策。1896年，清政府特派李鴻章以祝賀沙皇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 II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68-1918）加冕為由前往俄國，與沙俄秘密簽訂了《中俄禦敵相互援助條約》。本來中國只是想與俄國簽訂一份防止日本再次侵華的軍事條約，可俄國人卻提出一個先決條件，即在滿洲修造直達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按：中文稱海參崴）的鐵路。俄國人提出的理由是，俄國的兵力都在歐洲，沒有與符拉迪沃斯托克連接的鐵路，俄國無法運送軍隊。只有修築這條鐵路，俄國在發生緊急情況時才能夠給中國以緊急援助。李鴻章明知此先決條件於大清國極為不利，不僅使俄國搶先佔有了中國主權，而且一旦有事，中國將完全受控於俄國。但結果還是與俄國簽訂了秘密條約。其中規定，清俄共同協防日本，俄國在中國東北修建鐵路。這條鐵路在經過中俄雙方的激烈爭執之後，正式定名為大清東省鐵路，又稱中國東省鐵路，簡稱東清鐵路。條約簽訂後，沙俄即著手建築了滿洲裡經哈爾濱到綏芬河的中東鐵路主線，與俄國境內的西伯利亞大鐵路相接。[6]

前述秘密協定剛剛生效，1897年，俄國海軍就佔領了中國的旅順口。1898年3月，沙俄以干涉還遼有功，迫使清政府與之簽訂了《旅大租地條約》，規定沙俄租借軍港旅順口、商港大連灣25年。根據《旅大租地條約》，沙俄又修築了從哈爾濱經長春、瀋陽到大連的中東鐵路支線，全長2437公里，貫穿中國的東北三省。這樣，俄國西伯利亞大鐵路可直達中國旅順口。

稍後，沙俄又於當年5月7日，再次迫使清政府與之簽訂《旅大租地續約》。為此，清政府請美國政府調處俄國違約、霸佔滿洲利益事宜。美國政府則表示，除非俄國表示願意調處，否則美國很難幹預。美國的對華政策是保全中國疆界，商業利益均沾。由於俄國政府已明確表明拒絕美國調處的態度。美國總統考慮再三決定還是退避三舍，因為如果為此開戰，有違憲法，美國國會難以通過。[7]

1900年，義和團事變中，俄國佔領了東北全境。1903年，從哈爾濱到旅順，貫穿滿洲的東清鐵路南滿支線全線通車。這樣當然又威脅到了日本在中國東北占得的利益。1904年，在包括中國東北地區在內的遠東地區爆發了日俄戰爭，戰爭結果以俄國慘敗而告終。日本承繼了原沙俄在華攫取的利益。1910年日本又與大韓帝國簽署了《日韓合併條約》，併吞了韓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乘機攫取了德國的在華利益，接著控制了山東。1915年又以武力征服中國相要脅，提出了《對華二十一條要求》。其中第二號提出了日本在南滿及內蒙古東部享有的特權，將旅順、大連租借期限並南滿洲及安奉兩條鐵路期限延長九十九年，吉林長春鐵路（吉長鐵路）管理經營權委以日本政府等。

1917年10月蘇維埃政權成立之後，由支持沙皇的人士組建了軍隊以對抗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政權。這場戰爭被國際社會稱為俄國內戰。1918年到1920年期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結為協約國的一些國家，如英國、法國、美國、日本、中華民國等，派出了他們的軍隊對俄國內戰進行了武裝干涉。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是武裝干涉中派出軍隊人數最多的國家，多達7萬人的日本軍隊佔據了庫頁島以南全部沿岸地區。一戰後，日本又遲遲不願撤離駐紮在西伯利亞的軍隊，明顯表現出了增強其在東亞的影響力和擴展其版圖的強烈欲望。所有這一切都加劇了日俄雙方的矛盾，也加劇了遠東的緊張局勢。因此，對於新生的蘇維埃俄國而言，鄰國日本是一個剛剛過去的歷史上的強勁宿敵，也是當下遠東安全的最大障礙和威脅之一。

 

3.中國在蘇俄東亞總政策中的角色

1904年的日俄戰爭同樣對中國也造成了極大影響，亞洲的小國日本戰勝了歐洲的老大帝國俄國，這在中國知識精英中產生了極大震動。以日本為榜樣的君主立憲制的國家制度變更由下而上、由上而下地在這個古老的大地上全面鋪開了。俄國的慘敗也使俄國走上了君主立憲制的變更之路。此一時期的中國和俄國遭遇了大體相同的命運，君主立憲制均未建立起來，兩國的皇帝卻都因為「革命」被先後推翻了。所不同的是，中國在辛亥革命之後雖然建立了中華民國，但國家的秩序卻因此而變得一片混亂。

辛亥革命的實際意義在於：在傳統的非主權意義的「天朝上國」向主權意義的「國家身份」轉型過程中產生的以憲政為航向的國家製度變更初始階段，砍斷了大清國已跨上一腳的、通往憲政航向的輪船上的舷梯，以「種族革命」為動力，終止了通過和平手段進行的「預備立憲」，為本已潛在的更大規模的所謂「革命」——或稱之為武裝奪權——拉開了歷史的序幕。武昌起義的槍聲就如同吹響了從全國範圍的武裝奪權、武裝割據的衝鋒號！

辛亥革命之後，中華民國內部便出現了許多不同的軍政府和軍閥勢力，走馬燈似地變換的中央政府和各霸一方、自封自詡的區域政府此起彼伏，層出不窮。各式各派的武裝力量東征西討，逐鹿中原，致使中國陷入了常年的混亂與戰禍之中。這就為日本的軍國主義勢力將中國東北作為稱霸亞洲的出發地和橋頭堡提供了契機，也同樣為蘇俄重新制定遠東政策以控制中國、對付日本和美國提供了機會。

與中國情況不同的是，列寧的十月革命建立起了一種人類歷史上新型的國家制度——蘇維埃政權。而蘇維埃政權又在較短的時間內整合了國家秩序。最大的問題在於它的世界意義：這一新型的國家制度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以馬克思主義為其建國的靈魂。而馬克思主義恰恰又不是一個國家的意識形態，它的最終目的是解放全人類，建立全球的共產主義社會。這一精髓同樣體現在蘇俄第一部憲法中，並以刻印在國徽上的形式向全世界公開宣佈：「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8]這就是說，在理論與實踐的過程中，共產主義是一個突破任何主權界限的運動，這就使蘇俄共產主義者們不僅有了一塊在自己的國土上可供任意耕作的試驗田，而且可以通過國家的力量和意志去實現他們的理想：將他們的試驗產品——無產階級專政和蘇維埃式的社會主義制度——移植到他們控制掌權的地域之外。

通過成立共產國際而在其他國家推行列寧的世界革命戰略的1919年，正是中華民國內部南北對峙、軍閥混戰時期。這種四分五裂的狀況恰好為蘇俄提供了大好的機會。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派駐遠東的全權代表維連斯基在考察中國之後寫給列寧的絕密報告中直截了當地提出：「俄羅斯聯邦可以考慮作為一支積極的力量參與中國的政治生活」，「中國存在為未來的中俄聯盟做大量工作的必要前提」。[9]此一階段，蘇俄派出大量人員在中國尋找可依附於己的政治力量，而且列寧親自過問。以孫中山為首的南方政府、吳佩孚的直隸政府、馮玉祥的軍隊都是蘇俄專心調查研究、積極拉攏扶持的對象。聯共（布）中央明確要求充分利用中國各派政治勢力之間的矛盾。為了培植受控於己的軍事力量，蘇俄不遺餘力地對中國現實存在的一切武裝加以觀察研究，包括土匪武裝，以求策動叛變、收編。在1920年到1925年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決議中，大量記錄著軍事援助中國某一派政治和軍事勢力的內容。1925年6月25日，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中国问题时，毫不隐讳他的强硬态度：倘若採取的措施不能使中國政府按照蘇俄的要求行事，「那就讓政府分裂和癱瘓，以使帝國主義者無法用中國政府來掩蓋其反革命行徑。」「倘若上一點所述措施不能成功，那就依靠馮玉祥軍隊和國民黨軍隊驅散現政府，成立有國民黨人參加的新政府。」[10]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觀察，地跨歐亞大陸的蘇俄，其中心地處歐洲。因此，在它的國際蘇維埃聯盟運動的戰略部署中，主要精力也必然放在歐洲，首先攫取歐洲的利益。而東亞則成了它的大後方。在史達林的地緣政治考量中，加劇日本、美國和中國衝突是最大限度地減少後顧之憂、保證蘇俄的東亞安全的最有效的辦法。

與日本和美國相比，鄰國中國是一個與蘇俄接壤地域廣闊卻又十分貧弱的國度，政權不統一，內部混亂不堪，與外界的交往也缺乏章法，因而成了防控日本和美國的絕妙屏障。這就使中華民國在蘇俄東亞總政策中的所扮演的兩個重要角色凸顯出來：

1蘇俄可以在中華民國境內任意培養、扶持依附於己的有效力量用以擴大中華民國內亂，確保東亞總政策的實施；

2將有害於己的日、美力量消耗在東亞。中國正是消耗日、美力量的最佳場所。衝突越大，中國的損耗越大，日、美力量的消耗也就越大，蘇俄的遠東就越安全，在歐洲攫取的利益也就越大。

後來發生在中華民國的重大事件和二戰後的韓戰均與此有關。

 

  1. 蘇俄東亞總政策的有效運轉改變了東亞乃至世界格局

筆者必須強調的是，有關這方面的探討還十分有限，有關歷史迷霧重重。但蘇俄東亞總政策的有效運轉和實際效果改變了東亞乃至世界格局卻是不爭的事實。本節筆者只試圖在後來歷史發展的大的趨勢框架下提出疑問，概括如下：

  • 在1931年和1937年兩次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中，都能看到蘇俄東亞總政策的影子若隱若現。其中最大的兩個疑點是：

 

  • 在1931年的918事變之後，共產國際於當年的11月匆忙在中華民國的腹地建立了由共產國際中國支部控制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當時中國共產黨奉行的是共產國際的兩個中國政策。

 

  • 根據前苏联解密档案全宗17、目录162、卷宗5的記錄，早在1927年，在前蘇聯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內部即已存在一個顛覆中華民國的「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機構」[11]。這個「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機構」領導的很可能是由武漢國民黨左派和共產國際中國支部控制的偽政權。其首腦很可能是當年秘密訪問莫斯科、並與史達林密談的汪精衛。根據歷史留下的痕跡觀察，其中有兩個人物可能起到了關鍵作用，一個是陳功博，一個是周佛海。第2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汪精衛在南京成立了偽政權。陳公博、周佛海依然是汪精衛的左膀右臂。而兩者又都與共產國際在中華民國建立中國支部有關聯。很難把這種情況解釋為歷史的巧合。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被死死地拖在了中國戰場上，沒有一兵一卒進入前蘇聯，史達林甚至能夠從西伯利亞抽調軍隊與德國軍隊會戰，充分證明了蘇俄東亞總政策所發揮的效益。甚至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也證明了日美衝突加劇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即便現在沒有證據證明這一事件是在史達林的算計之內，但至少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蘇俄在1919年就制定的東亞總政策具有相當的前瞻性。

 

  • 二戰之後，戰敗的日本在東亞的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至此日本在蘇俄東亞總政策中的角色日益淡化，加劇美國和中國的衝突便日益凸顯了出來。

為了確保前蘇聯最大化地在歐洲攫取利益，將美國的相當一部分力量牽制在東亞，加劇中美衝突便成了史達林的一個重要佈局。二戰一結束，國共內戰就開打。美國也被卷了進來。而早在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的1937年，史達林就已經在算計中華民國內戰如何開打的問題。

 

1937年11月11日，史達林在他的辦公室向共產國際最高負責人季米特洛夫和中共代表王明、康生提出了中共現在的基本問題是取得領導地位。同時提出抗戰結束後「應該用什麼方法進行內戰的問題。」[12]

 

 

  •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史達林利用金日成急切統一朝鮮半島的願望，策動了韓戰，有意打破二戰之後，美、蘇盟軍從日本手中接收、託管朝鮮半島過程中制定的三八線格局。其結果一石二鳥，蘇俄東亞總政策中加劇中美衝突被有效地延續了下來：一方面迫使美國不得不抽掉軍力參戰以維護三八線格局，從而使剛剛形成的東歐社會主義集團的基礎穩固起來；另一方面誘使毛澤東實行抗美援朝政策，出兵朝鮮，將中美置於完全對立的狀態。[13]

 

從某種意義上說，所謂的中美衝突，其實就是附體在中國共產黨身上的列寧和史達林與美國的衝突。如果說列寧為中國共產黨發動機設置了反對帝國主義的程式，那麼史達林則通過二戰後的中國內戰和韓戰將這一程式集中在了反對美帝國主義身上。也許連史達林本人都沒有想到，這一程式會使中美衝突在自己死後的毛澤東時代達到高潮。可能令他更加感到意外的是，一直到21世紀，這一反美程式依然能夠有效運轉。中美衝突最終很有可能成為世界秩序重新佈局的核心點。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看到了蘇俄1919年所制定的東亞總政策對東亞乃至世界格局的重大影響、並延續至今的大致輪廓。接下來我們回到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在中華民國被建立起來的這一主題。人們可能同樣想像不到的是，在建立中國共產黨過程中，發揮最初關鍵作用的角色，正是為落實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東亞總政策而由蘇俄最高當局派出的東亞全權代表維連斯基。特別是1920年7月初，維連斯基在北京主持召開了在「在華俄國共產黨員代表大會」，會上正式確定成立中國共產黨。

[1] 本文引用的大部分解密檔案均依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譯出版的檔案文獻集《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目前僅見1-21卷。時間跨度是1917年到1945年。但1937年之後，未見解密檔案。

[2] 「維連斯基-西比里亞科夫就國外東亞人民工作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摘錄）」（1920年9月1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頁38-39。

[3] Simon Sebag Montefiore，“Stalin in Wien”，收入“ZEIT ONLINE”（18.10.2007）： https://www.zeit.de/zustimmung?url=https%3A%2F%2Fwww.zeit.de%2F2007%2F43%2FStalin (2021/5/12點閱)。

 

[4]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89號記錄（摘錄）」（1922年1月12日），17-251/1-17。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頁71-72。

 

[5] 沈志華編，《俄羅斯解密檔案·中蘇關係》 〈第 1 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5年），頁283。

[6] 1920年起，東清鐵路北段稱「中國東方鐵路」，簡稱中東鐵路。1924年，蘇俄與中國政府簽訂了《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共管中東鐵路。實際管理權操控在俄方。1923年，托洛茨基在一封給越飛的信中直言不諱地說道：「既然中東鐵路是我們在中國領土上的國家財產，無疑它是帝國主義的工具。鐵路既然轉交給中國，它也是巨大的經濟文化財富。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完全不明白，為什麼中國農民必須靠俄國農民來擁有鐵路。……俄國也很貧窮，根本沒有能力來資助它周圍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國人民。」「托洛茨基給越飛的信」（1923年1月20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頁200-201。

 

[7] 羅香林，《梁誠的出使美國》（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頁252-254。

[8] 〈蘇聯國徽〉，收入「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8%87%E8%81%AF%E5%9C%8B%E5%BE%BD （2021.6/28點閱）

 

[9] 「維連斯基-西比裡亞科夫給列寧的信」（1922年3月15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頁76。

 

[10]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68號記錄（摘錄）」(1925年6月25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頁637。

[11]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13號（特字第91號）記錄（摘錄）」（1927年6月27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下》（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頁364。

[12] 「季米特洛夫同史達林在克裡姆林宮談話的簡要記錄」（1937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1937-1943.5）》（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頁13。又見《季米特洛夫日記（1933年3月9日-1949年2月6日）》，（蘇菲亞，1997年版），129-130頁。又見《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日記選編》記錄的是：「中國人怎樣打擊外部敵人——這是決定性的問題。當這一問題結束時再提出怎樣互相打的問題。」

 

[13]可參見沈志華，《朝鮮戰爭揭秘》（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 ；沈志華，《毛澤東、史達林與韓戰》，（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沈志華，《中蘇同盟與朝鮮戰爭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

有關史達林希望美軍參戰的研究報告，可參見潘佐夫（Alexander A. Pantsov）、梁思文（Steven I. Levine）《毛澤東真實的故事》（MAO THE REAL STORY）（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