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到2009年,中国大陆在中共治下,已经走过了60年的历程。在这60年中,前30年阶级斗争、政治运动、血腥镇压、人祸饥荒……一个接着一个,无休无止,反复“折腾”。如果因此说,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五的中国普通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一点不过份。
 
在度日如年中,好不容易盼来独夫、民贼老毛断了气。却又来了个自封“英明领袖”的华国锋及其“凡是派”一伙,“抓纲治国”换汤不换药的继续整人、杀人,祸国殃民。直到三年以后,华国锋才终于被“架空”,实权落入邓小平之手。在极具中国特色的邓氏“垂帘听政”下,在中国现代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两位少见的开明人物,那就是至今还被中国民众深深怀念的胡耀邦先生和赵紫阳先生。
 
胡、赵二位先生,在当政期间,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制于“帘”后听“政”的邓氏,而衰腐、僵化、顽固的所谓“老人帮”的“八老”之流更一个个死抱着既得利益和毛氏的“老皇历”处处与胡、赵从中作梗,掣肘作对。但胡、赵二位先生仍在极大的压力下,在前后当政将近十年中,抗干扰,排阻力,完成了诸如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祸国殃民之举,彻底否定文革等重大理论与实践的问题。而且第一次把政治体制改革,和废除以党代政的问题提上了议事的日程。也极力抵制了诸如“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一类的由守旧顽固派发起的整人运动。使之未能酝成更大的灾祸。虽然由于反动、保守势力的强大,而无法将以党代政及政治体制改革付诸实施,但它至少使人们懂得了,老毛既不是什么先知先觉的“神”,也不是无过无罪的“圣”,而且他干的坏事还不少。更使人们懂得了,一个党不可能代表全体人民,它只不过是个政冶利益集团,因此它没有资格“承包”国家,并且还要天天“伟光正”。这对已被彻底“洗脑”三十多年的中国民众来说,既是一次伟大的启蒙,也是一次真正的觉醒,一次真正的解放。这样的政治家,这样的执政者,才当之无愧的堪称“新政”。
 
因此,在1949年后的中国,唯有胡、赵当政时期才堪称“新政”,道理就在于此。所谓“新政”并不是换了一个领导人就叫“新政”,也不是政权更迭或“改朝换代”后就都可以叫“新政”。当然更不是提两个漂亮的口号就可以“新政”的。新不新,关键是看它在推动历史前进呢,还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是顺应历史潮流呢,还是因循守旧,甚至逆历史潮流而动呢?当今世界伟大的历史潮流就是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观,就是实施全民普选的民主宪政。凡逆此历史潮流的,无论他口号喊得如何响亮动听,其语言如诗如歌,气壮山河,不管其人外表如何温文儒雅,慈眉善目,都根本不能与“新政”沾边。
 
毛泽东一登龙位就自封“新中国”,在天安门煞有介事的大叫“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时倾倒亿万“粉丝”,然而事实证明,其“政”不但无“新”可言,更全是在开民主宪政的倒车,人民的政治权利与民主权利,诸如新闻、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甚至连居住、迁徙的自由都远不如国民党执政时期。所谓的“新中国”是比国民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都更陈旧,更落后的政权。因此可以说,在1949年后的60年间,在胡、赵之前的三十年中,根本没有什么“新政”,更不是什么“新中国”。也不是某些帮闲文人所谓的,“解放后到反右运动前,是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时期”,只是反右运动才把“毛泽东由人民的领袖变成了反人民的暴君”。这些擅长小骂大捧的帮闲文人,凭空地构建出了一条所谓的“分水岭”,以此企图证明1957年之前的所谓“新中国”的“新政”。这些人闭眼不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镇反”运动的如杀牲畜般地按事先制定的“百分比例”来滥杀无辜;闭眼不看比法西斯都还更残暴的“土改”运动的腥风血雨;闭眼不看如明火执仗般的从农民口中夺走粮食的“统购统销”;闭眼不看如打家劫舍一般“文明”的、从私营工商业手中夺走人家合法的财产……如果这一切也叫“新政”,其最高统治者毛泽东也堪称“人民领袖”,那么汪精卫先生和溥儀“皇上”不也可以贴上“新”字的标签,也可叫“人民领袖”吗?
 
至于胡、赵之后,我们也看不到一点“新政”的影子。从政治上讲,仍然完全坚持毛年代的一党专政,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甚至党管一切。当年已被胡、赵提上议事日程的政治体制改革,却被偷梁换柱地变成了撤消这个部,合并那个部,精简某些机构一类的戏法。或者雷声大、雨点小的把“关注民生”叫得震天响,顺势一下便将政治体制改革打入冷宫,束之高阁。因而“党天下”的政治体制不但纹丝不动,而且还声称“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至于民主选举,到如今也最多只能选个村官,还得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有的人(例如山东大学的孙文广教授)仅仅试图去参加竞选一个根本不起任何作用的基层人民代表,也被视为是“搞乱”甚而是“敌对”的行为而横遭打压。至于那个什么全国的“人大代表”,普通民众根本不知他们是哪路神仙,如何从天而降去了北京,未经过广大普通民众任何形式授权,甚至连招呼也没有和我们打过一个,就擅自代表我们民众去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去了。这样的政治体制,和当今世界的民主宪政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这样的政治体制不但一成不变,甚至连改一下的意图都没有,甚至提都不再提“政治体制改革”这句话了。反而牛气哄哄的大叫什么“坚持不动摇”,“决不照抄照搬西方的民主”,实则是要与毛年代一脉相承,“照抄照搬”毛泽东的“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说穿了就是一切由“党主”。这样的政权说它是“新政”,恐怕只能是调侃甚至讽刺吧!
 
如果再看看今日中国的社会,经济虽有一定的发展,而接着带来的却是环境的污染恶化,资源的透支与破坏,不但早把子孙后代的“饭”,都“预支”来“吃”了,而且贫富极度不均,已呈现危险的两极分化状态。不到百分之五的人,占有全国百分七十五的资财,社会矛盾已激化到临界状态。贪腐成风,贿赂公行,知识阶层中一大批人的犬儒化,优伶化,甚至人格娼妓化,更使社会道德呈现一派“礼崩乐坏”的景象,实在令人惨不忍睹。
 
记得1980年元旦前夜,当时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题为《迎接大有作为的八十年代》。斯时也,我出差正在列车上,当从广播中听到这篇社论时,对当时的胡赵新政,对中国的前景确实是充满了希望。谁知将近三十年过去后,除了那带血、带污染的GDP有较大的增长,产生了一批无德、冷血“穷”得除了腰缠有万贯昧心钱就一无所有的富人阶层外,中国实在是乏善可陈。胡赵新政下八十年代的思想活跃,热情激荡,学术争锋,竞相为民众启蒙的大好局面,变成了现在的物欲横流,世风日下,人心涣散,万马齐喑,胜似坟墓一般的超级“稳定”与“安定”。若长此以往,中国还会有明天吗?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沉沉长夜的六十年中,能出现胡、赵新政的这一亮点,说明中国人民是决不会甘心为奴的。即使在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中,也不是铁板一块。中国正在孕育着、也必将产生自已的瓦文萨、哈维尔和叶利钦,这也是不会以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试看今日世界,民主潮流正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任何“中国国情”也束縛不住,任何“中国特色”也阻当不了的历史车轮前进的轨迹!
 
        2009年4月24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