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琪在谈到“持久共存“时说,”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激化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关系。持久的共存需要对我们行动的巨大后果负责和尊重。我致力于通过这一双边进程中未来的许多挑战,以取得有意义的结果。”
她在演讲结束后的问答环节中提出了“再挂钩”的说法。她说,“我不认为就我们的全球经济而言,这(脱钩)是个现实的结果。我认为,问题可能是,我们在‘再挂钩’中谋求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如何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使我们在供应链中占据强有力的地位,开展贸易而不是产生依赖。”
中国持强烈民族主义立场的官媒《环球时报》在10月5日发表的社评中说,“通过戴琪的演讲,可以看出,美国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从他们的利益出发、按照他们的思路‘改造中国’是不现实的,他们做不到,他们也对中美经济难以脱钩、互相谁也离不开谁有了新的认识。”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Gary Hufbauer)认为,“持久共存”、“再挂钩”的说法出现在戴琪讲话的后半部分,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显然,所有这些关税、出口禁令和技术限制等等,这些都相当于‘脱钩’。但她想避免使用这个词,她没有使用这个词。她很实际地谈到了‘持久共存’,因为这就是美国和中国必须做的事情,以便彼此相处。因此,我想说,这是对现实影响的承认,所以这是有建设性的。“他对美国之音说。
拜登对华贸易政策是维持现状
但《华尔街日报》10月6日的一篇分析性文章指出,从戴琪的讲话中可以得到的主要信息是,“未来一年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仍是维持现状,即冻结冲突。”
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常驻学者史剑道(Derek Scissors)也持类似观点。他通过电子邮件回复美国之音提问时表示,“演讲传递的信息是拜登政府不准备在贸易政策上采取任何重要行动。这并不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信息,但却是一个重要的信息。”
拜登政府不打算采取更具雄心的对华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经过七个多月的评估后,华盛顿得出结论,北京根本无意推动改革。戴琪在她的讲话中说,“近年来,北京加倍推行其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体系。越来越清楚的是,中国的计划并不包括有意义的改革,以解决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共同关注的问题。”
戴琪在周一演讲后与主持人对谈时被问到,“中国能被改变吗?还是说我们要在未来十年里试图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有分析认为,华盛顿做出的选择是将中国排除在外,而这与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政策并无二致。戴琪在她的讲话中说,“我认为,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的传统贸易方式已经遇到了很多现实,这些现实今天使我们睁开眼睛思考,我们所寻求的是更多的自由化贸易和只是更多的贸易,还是我们寻求更聪明和更有弹性的贸易?”
“再挂钩”还是“半脱钩”?
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斯科特·林西科姆(Scott Lincicome)对美国之音说:“我们看到的是,关税继续保持,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继续执行,我继续关注供应链的弹性和 ‘购买美国货’的规则,以及对核心供应链或基本行业的保证。”
戴琪的讲话提出了四点具体建议,分别是:1)通过明智的投资提升美国竞争力,包括“美国救援计划”(American Rescue Plan)、两党基础设施协议(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Deal)、“重建更好”议程(Build Back Better Agenda)、激励公司在供应链的上下游购买美国货;2)开始启动有针对性的关税排除程序:3)针对第一阶段没有解决的中国以国家为中心和非市场的贸易行为提出严重关切;4)继续与美国的盟友合作,构建21世纪的公平贸易规则。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国际贸易法教授佩特罗斯·马维里迪斯(Petros Mavroidis)对美国之音表示,这基本上就是延续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至少在明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这是一种在政治上较为稳妥的做法。马维里迪斯同时在世界贸易组织担任法律顾问。
他说:“我的解读是(政策上)没有任何变化。我们保持上届政府的贸易政策。我们认为第一阶段协议是有意义的。但中国还没有全面落实,如果它落实了,也许一些数字会看起来对美国更有利。鉴于明年的中期选举,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风险,万一事情变糟,我继续这条路线,没有人可以责怪我,说我们做了一些创新之举。而我所做的正是前政府所做的,另外我还设法去落实它。”
马维里迪斯对拜登政府未能明确表达重回世贸组织等多边机制的框架下解决与中国的贸易冲突感到失望。“虽然很清楚她想从中国得到什么,但她想要第一阶段协议得到落实。但我完全不清楚她想从世贸组织得到什么。她没有说任何关于世贸组织的事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王鹏在《FT中文网》上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戴琪的讲话所阐述的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主张与2019年美国亚洲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的一份题为《部分去接触:美国与中国经济竞争的新战略》(Partial Disengagement: A New U.S. Strategy for Econom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的报告有很大相似度。该报告提出的四点建议恰好就包括停止关税战,强化对中国的防范措施,在科技、创新和教育领域加大投资,以及加强与盟友的经贸合作。
“再挂钩”在美国没有市场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商务和经济学高级顾问兼主管甘思德(Scott Kennedy)10月5日发表在CSIS网站上的一篇文章说,戴琪认为美中脱钩是不现实的,她赞成更有建设性的“再挂钩”,但她并没有进一步解释这种关系如何为美国利益服务。他写到,“因此,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可能会是逐步减少连接性,即使不是他们的目标,也更有可能。因此,我预计广泛的商业效果是在短期内维持现状,在中长期内可能会有更大的限制—出口控制、投资限制和关税。”
在另一方面,“再挂钩”的概念在美中之间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在美国国内也可能不那么具有吸引力。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剑道在答复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有一些美中关系的观察家可能认为,鉴于习近平政权的行为,‘再挂钩’的想法在道德上是令人反感的,或者在贸易以外的领域对美国的利益是有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