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先生的《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发表以来，激发了众多讨论。参与者从文艺复兴的概念、历史、社会背景、中国现实等各个角度进行了评析。从我不全面的阅读来看,这些讨论已经涵盖了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宗教的等诸多话题。不管今后这些争论魂归何处, 基于这些观念和讨论所形成的穿透力，它对中国日益勃发的社会空间无疑已经是一种有力的拓展。这些观念的力量和在此基础上的蝴蝶效应,本身将是文艺复兴的重要洪流之一。
我觉得，目前关于“文艺复兴”的讨论需要避免的一个倾向是过于技术化或者学术化。有些论者把刘军宁提出的问题当作一个学术求真问题(虽然这也是有价值的)，在细节上,词义上进行考据和分析,同时参照当年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条件, 指出其中的问题所在。还有些论者从刘文没有重点阐述的维度进行剖析, 从而得出与刘文不同的结论等等。在我看来，一篇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到,刘文不可能在细节上没有纰漏,重要的是刘文的主旨试图描绘出今天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演变,给这种演变命名, 为这种演变鼓与呼,这反映了一个杰出学者的敏锐和社会责任。
如果我们承认个体主义的视角,那么诸多论者之间的分歧其实并不重要, 对文艺复兴的历史和当下的社会真实本来就不会只有单一的解读,不同角度的学术真实可以并存，谁也无法拿出唯一正版的文艺复兴程序.再说，每个视角都有自身的局限性，比如，宗教维度对于有宗教信仰的人自然是重要的，而对于没有这个宗教信仰的人则不那么重要或者根本不重要。所以，争论中最应该避免的，就是企图以一览众山小的自负来俯视其他视角。
刘军宁文章本身反对这种过于技术性的解读。因此,他认为这个过程是叫文艺复兴或者新人文运动或者别的什么名字, 本身并不特别重要(后面的叙述将统一用文艺复兴来指代),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所要传播的一些基本观念：自由,个体价值和尊严。那么刘文倡导的这些观念本身是否充分? 这些观念的传播将会引发什么变化? 个体主义是否已经释放过度? 中国的体制性障碍是否容许一场新人文运动的发轫? 文艺复兴的使命是否会再度落空? 这些问题都不会有确定无疑的答案,也不会有标准答案.在本文中，我愿意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阐述我对这篇文章的理解,和朋友们分享我对中国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的感受。
先交代下社会资本的概念—既不幸又幸运的是，社会资本概念提出以来,由于视角和分析目的的不同,社会资本的定义花样繁多,迄今为止缺乏一个共同认可的概念。先列举一些学者对社会资本的定义。
皮埃尔•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者潜在的资源总和。 这些资源是与对一个相互熟识和认可的，具有制度化关系的持久网络的拥有—换言之，一个群体的成员身份–联系在一起。这种形式的资本可以表现为网络的规模和资本的容量(经济的,文化的或符号的)。
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包括两个要素: 它是社会结构的一个方面;在结构内它便利了个体的某些行动. 对个人的具体行动有用的任何社会结构或者资源, 规范,信任,准许,权威和其他结构在维持社会资本中非常重要.
罗伯特•普特南则这样界定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
美国的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社会资本就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共同遵守的一套非正式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群体内的成员按照这一套价值观和规范彼此合作；福山认为，所谓的非正式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应该包括“诚实、互惠、互相信任”。“社会资本还是沟通个人和制度的中间物，个人行为能否实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合谐，以及制度能否解决集体行为的困境，不仅取决于个人和制度本身，还取决于双方联系的中间媒体即社会资本。”
林南教授认为: 社会资本就是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资本。
杨冬雪先生在对社会资本的评述性文章中认为社会资本是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组织（广义上的）通过与内部、外部的对象的长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积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信仰和行为范式
从上面这些不同的定义描述也不难看出,在不同的语境下，社会资本虽然呈现出复杂的形态，但是，基本的观念，共享的价值观，行为规范，文化背景，心智模式，肯定是形成特定社会资本的基本要素；这些基本要素通过组织，社会关系，网络，共同体等平台为了一定的目的性行动而整合在一起并展现出来的力量，就是社会资本.正如同经济资本是由货币,人力资源,土地等要素通过特定方式组合出来一样.
显然，观念共享的程度, 组织的大小,网络的有效性,共同体本身的粘合度等等都是影响社会资本的重要变量.须要澄清的是,后文所使用的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是为了描述方便而做的一种抽象。实际上，社会资本的存在形态相当复杂,它以复数的形式、不同的结构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空间里。按照不同的规范和信任范围以及组织形态,社会资本以多元交叉方式存在于社会结构当中.组织，网络，价值观念等就是维系不同社会资本的基础设施，因此有了社会资本，个体不再以原子的形式存在，个体就具备了社会性，有了社会功能。
鉴于中国社会转型正在发生的事实，我将从国家-社会二元视角来进一步分析社会资本，厘出一个分析框架。
从广义角度来说，社会资本可以包括国家综合实力和社会各个组织所拥有的行动能力.不过在本文中，将把国家—公共权力所拥有的行动能力分立开来讨论，而把社会资本的范围限定为除了国家-公共权力所能支配的资源之外的力量集成。
作为与社会资本相对应的国家-公共权力资本，也可以称为体制资本，这个体制资本的核心要素包括国家机构，官方意识形态和与此相关的经济掌控能力或者说是财政汲取能力。而社会资本则蕴藏在民间,是市民社会的内在力量或者功能，私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多元价值观和道义资源等都是社会资本的一部分.
虽然无法与现实一一对应，但是从逻辑角度来看， 如果说社会资本小于体制资本并受到体制资本控制,那么说明体制是资源配置的主导性力量, 这相当于文化上的官本位, 政治架构中的集权制度；如果社会资本大于体制资本,但是不能对体制资本实行有效约束,那么意味着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宪政转型还没有完成；如果社会资本大于体制资本, 并能对体制资本实行有效的约束,那么意味着宪政民主制度基本确立.
顺便区分一下资源和资本的异同.严格的来说,在任何一个社会,社会资源总是多于权力所能掌握的资源, 但是由于缺乏有组织的存在,社会资源没有充分资本化,因此,社会资本并不总是多于体制资本. 社会资本的存在形式中,信任,规范和组织是社会资本存在的必要形式。如果体制资本严格控制社会资本的生存环节, 比如严格控制组织,破坏信任,垄断观念的传播,主导着规范的生成,那么无论有再多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本也会发育不足，社会的独立性受到抑制，而体制资本则可以左右实际的社会进程。
有了上面的这些分析, 我们可以把文艺复兴的话语体系放到这个框架里来考察。
站在社会资本的立场，文艺复兴运动无疑就是社会资本的重要产生源泉. 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之一:观念和价值体系必须依赖于文艺复兴运动才能公众化和社会化.没有一场有效的文艺复兴运动,新的社会资本即便形成,也\”数额有限\”；没有大众参与,新的社会资本不可能摆脱体制资本的约束.拿自由主义为例, 她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如果只是小圈子或精英范围内的价值体系而无法拓展的话, 那么在此基础上所能形成的社会资本就是极为有限的,以自由主义为信仰根基的现代政治制度也就无法确立起来.
而今天的中国, 由于经济自由度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由于全球化的进程和观念的传播,价值体系的共享从来没有这么便利过,这也是刘军宁在关于文艺复兴的后续文章里反复提到的一个事实.我猜想,也因此，刘才可以放下一个学者固有的严谨,而用命令句式对这个社会脉搏进行高调的提炼: 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
前面提到过,社会资本本身是多元的,有共享的观念,有共享的社会纽带,有共同的目的性行动,就会产生社会资本.王怡回应文章里提到的来自宗教维度的另外一种文艺复兴,秋风文章里呼吁的道德和社会重建运动,以及其他很多参与讨论的提出的诉求,同样可以落实在社会资本的形成过程中.不同的社会资本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结构中,相互影响,相互叠加,增加民间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总额.
在一个体制资本主导社会资本的社会结构下，一种社会资本的生成往往就是体制资本的相对消解,是对体制资本的\”控股地位\”的一种稀释.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接受两套观念的指引,一个崇尚个体主义的人,不可能认同国家主义；一群有道德感受的人群,也不可能认同现行体制日益的道德败坏；宗教信徒们更不可能匍匐于特定的权势集团。文艺复兴,道德建设和宗教群体的扩大,殊途同归,都将是社会资本的积累过程.
因此,我认为,当下中国并不存在个性释放过度问题,也不可能是文艺复兴过剩的问题,甚至不是犬儒主义流行的问题,而是社会资本积累严重不足的问题.
社会资本积累不足，不仅仅跟文艺复兴和其他社会运动没有充分发展开来有关,而跟社会资本生成的其他环节严重受制有关系.
观念和价值体系只是社会资本的必要要素,却不是充分要素.社会资本的形成必须借助于组织,网络或者某种共同体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有目的的行动. 而既有体制依旧在灌输着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控制着竞争性观念的传播,震慑着组织和共同体的形成,并且把行动者投入监狱.因此社会资本的积累需要瓦解既有的意识形态符号, 需要新观念基础之上的文艺复兴运动, 需要公民基本权利的落实,需要集体行动的操练, 也需要勇气,这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恶搞艺术家,博客,公民维权,政治抗争等都将是这个过程的关键词汇.正如经济发展跟企业家的交互关系一样,这个过程也将产生根源于不同社会结构的各式各样的社会资本家, 他们可能是知名艺术家和有影响的意见领袖,著名的自由知识人和异见人士，道德楷模和坚韧的传教士，草根维权领袖和网络政论家。
社会资本发育到一定程度,再借助于社会资本之间的层层叠加效应,将可以逐步抗衡体制资本。在此基础上的制度变迁也就水到渠成、合乎自然了。因此,撇开观念的变革,没有社会资本的充分积累,制度变革是不可靠的,即使发生了也不会巩固,而很容易反复.身处当下的中国, 我们也许无法断言社会资本积累的程度,也无法预言激发制度变迁所必须的社会资本的临界点,但是我们确确实实的可以感觉到社会资本的不断飚升,民间掌握的社会资本为自由边界的拓展付费,为权利的落实埋单, 也将催生出一个为社会所约束并维护社会资本秩序的政治制度.
比如，在前不久发生的备受瞩目的“禁书事件”中，章诒和的公开抗争动员出广泛的民间力量，甚至连体制内的资深报人袁鹰先生也加入到公开反对禁书的行列中，形成了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海外媒体和广大网民的共同网络行动。在这种民间共同行动面前，一向霸道的意识形态官员只能仓促应对，尽显进退失据、内在虚弱的丑态。由此，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自由主义观念得到广泛的传播，民间的社会资本又一次扩张。
刘军宁先生的下列描述其实已经模拟出社会资本的积累而引发的制度变迁轨迹：\”没有新的观念，不会有新的制度；没有正确的观念，不会有合理的制度。制度离不开人，尤其离不开个人。个人与制度也离不开观念。没有个体自由自主的观念，没有自立的个人，不会有能够保障个体地位的正义制度。在看待人、观念、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时，不仅要看到制度，而且要看到制度背后的个人；不仅看到个人，而且要看到支撑个人的观念与信仰。如果没有文艺复兴等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十七、十八世纪西方的几场重大宪政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文艺复兴奠定了文化思想运动的方向性，而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则是加速器。正是文艺复兴带来的“个人的发现”为后来的宪政民主革命奠定了观念基础。正是因为有了文艺复兴在前，启蒙运动才得以成功地演变成一系列宪政革命。\”
2007年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