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结束共产极权后的波兰社会，失去全面意识形态控制的社会思想犹如脱缰之马，亚当-米奇尼克受到来自年轻一代的敌视和责备，比如与《笔记本》杂志有联系的人们，指责米奇尼克对于前共产主义者太过宽容，而对从前KOR的同事，一度出任内政部长的安东尼-马谢莱维奇则太过严厉，此时，米奇尼克已经成为波兰国家最高权力的核心成员之一，对于这些来自社会的敌视和责备，尼奇尼克的回答是：\”我全部的生活都是在为那些想要反对他们所反对的人的权利而奋斗，包括我自已。\”

米奇尼克年轻时的经历却与他们截然相反，在那个年代，一般的孩子都会被教导在极权铁幕下如何小心翼翼地生活，任何不正当的想法都会被密探告发，而米奇尼克却像《笔记本》的年轻人一样，表现出对于权威的质疑，比如，在学校，米奇尼克站出来提问：\”如果共产主义者必须说出真相，那么为什么不说出在\’卡廷\’（二战期间，苏联曾在卡廷附近屠杀4000名波兰军官。）发生的事情？\”结果教授的反应是感到米奇尼克的提问难以置信，仿佛身边发生了一场地震，每个人都感到害怕，米奇尼克像来自外太空的外星人被赶出了教室的大门，米奇尼克的解释是：\”他们（共产主义者）反对一个波兰的原则，反对波兰属于我们所有的人。本质上，对于他们而言，他们想要一个波兰，于其中没有我们这些反共产主义的人们的位置，而我则希望需要一个共同的波兰。\”

米奇尼克开始质疑权威的时间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那个年代，中国同样是\”引蛇出洞\”与\”阳谋论\”横行的年代，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告密风和政治运动充斥整个社会，极权铁幕严严实实封盖着生活的意义和历史的真相。

半个世纪过去了，世界发生了改变，中、东欧、苏联共产体制垮台了，新兴的网络科技将人们带入了一个以自由为内核的开放社会，正如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赖斯所言：\”民主之路绝非一帆风顺，民主制度也并非尽善尽美，但民主确是尊重人性和自由的机制。中国，不会永远成为例外。\”然而，令西方政要们难以理解的是，共产党中国似乎并没有受到苏东波和开放社会的影响而势微，西方的压力很难形成对共产党政权决策的实质性影响。

（二）

西方的政治家们总是低估共产党官僚们维护政权的决心，正如中国向往民主的人们总是高估借助西方改变中国大陆现状的力量，他们的思路几乎如出一辙–在民主政治的语境下思考共产党官僚们的执政思维，这是极其危险的，它使人们容易陷入一种寄希望通过共产党政权自行改变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共产党政权在内政问题上总是拒绝来自西方的任何责难，而且它有能力这么做（我将试图在下面论证它）。

对于西方的理想主义者而言，贸易与人权是他们与共产党政权谈论的两个主要议题，然而，政治并不一定达到理想主义者们心目中的完美图景，政治是现实考量的。西方的政要们与共产党政权开展自由贸易的同时，希望促进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对于共产党政权而言，仅仅希望与西方开展自由贸易，进行人权对话、落实人权意味着这个政权所享受权力的自然消失，是一条通往自杀的道路，这个道理不言而喻。09年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议共产党中国的人权状况清楚的表明了这一点，它毫不犹豫拒绝了世界各国要求共产党政权改善人权状况的建议，七个来自西方民主国家的建议更是被全面否定，包括尽快落实人权国际条约、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及政治持异见者通过和平示威表达意见的自由权利等。

事实上，绕开人权的实质性话题，西方国家与共产党政权同时又是利益共同体，自由贸易成为双方认可的共同核心利益。通过自由贸易，西方取得可观的投资回报，于其中有西方政治制度完全不具备的丰厚的低人权收益；通过自由贸易，共产党政权使西方的道德高点沦为一种伪善和自我标榜，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考察，西方的理想主义者们指责共产党中国人权状况的同时也认同并亲自参与这个政权对于人权的剥夺，被纳入到这个极权制度权力范围的外围体系，在错综复杂的利益交换中成为这个政权实质性的拥护者。

当然，将中国民主化的责任推卸到西方身上是对西方道德绝对主义的偏执看法和自身道德懦弱的一种表现。即便西方国家与这个共产党政权不发生任何经贸往来，也难以对中国的人权与民主事务产生实质性影响，制度赋予这个政权庞大的资金储备、外交上合纵连横的\”银弹\”效应、西方资本内在的利益驱动、对华实施制裁不具备现实的可操作性，使共产党政权在内政问题上有能力拒绝来自西方的任何责难。

在这里，我仅仅想要表达，西方自由国家在中国民主与人权的问题上应当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三）

以上我所讲述的，是证明这个政权本身在于以剥夺人权为基础，它并不会真正着手改善人权，同样并非外界所想象–由于受到西方国家的政治压力迫使共产党政权改变其极权的性质，然而，是什么原因迫使共产党政权认同\”人权\”并不得不假装去推进它、落实它？我认为，这个政权高压统治下形成的内在压力和共产党政权本身的意识形态方面迫使它这样去行动。

这个制度以剥夺人权作为其政权基础，因此，在这个制度下生存的无权者对于权利的抗争无疑是异常激烈的，正因为如此，一桩普通的维权事件可能引发整个社会的共鸣，当这样的维权事件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的普遍现象时，这个政权不得不考虑到其决策的调整，从而收缩其权力的底线。

从它的意识形态层面来考量，践踏人权的糟糕事情只能发生在缅甸军政府和津巴布韦这样赤裸裸的独裁国家，对于一贯以\”文明\”自我标榜的共产政权而言，如果被证明它的人权比资本主义制度下要糟糕得多，（事实上，开放社会的资讯让越来越多的人们了解到事情的真相）整个极权的意识形态会因此遭遇危机和失灵，因此，从封闭社会抵制人权、到开放社会认同人权、再到假装推行人权、试图论证共产政权的人权比资本主义的人权更全面，就成为它装饰其意识形态的重要一环，这是由于它先天的意识形态优越性决定的，在共产党政权中，完整的意识形态仍然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没有它作为稳固整个权力结构的基础，权力秩序就无法在合法的条件下进行更替和运转。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出台，并非单纯出自西方国家的外部压力，也非共产党政权在人权问题上有了实质性进步，而是国内公民社会和维权力量与国际文明社会共同抗争与施加压力的结果，不要低估这种抗争的影响力，正是这种联合抗争与持续不懈地努力的造就了这种结果。

（四）

也许，用身边发生的一则小故事更能生动说明问题的实质：

我去从前所在的单位办事，在办公室遇见一位昔日的同事。

他提问：\”你是不是对谁不满？\”

我略微思考一下，回答：\”对共产党不满。\”

这位试图试探我心思的同事神色大变，像害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病，一言不发匆匆离去，当时的场景，仿佛米奇尼克年轻时在波兰学校的那一幕重现。

而这，发生在五十年后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