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1968年，河北省邱县“革命委员会”、“三代会（所谓工人、农民、学生代表的造反组织）”头头一手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抓国民党”大冤案。从当年元月到1969年3月，只有12万人的邱县有3835人被打成“国民党”。523户被抄家，1316人被打伤致残，734人被严刑迫害致死，受株连群众达数万人。邱县建党以来六任书记、七任县长被诬陷为“国民党员”。县直局级干部80％、公社干部70％、农村主要干部50％被打成“国民党”。邱县境内“白天路上行人少，晚上处处闻哭声，专政组里棍棒舞，何处不是动肉刑！”成为血雨腥风的人间地狱。（引自《邱县地方志》）
邱县三代会坏头头私设监狱、公堂、专政组二百五十处，使用了比法西斯还法西斯的酷刑：老虎凳、沸水浇头、火烧阴道、点天灯、剖腹、挖心、割肉剔骨、捅阴道、剪奶头、剪手指脚趾、墙上钉人、活扒皮、割生殖器等四百多种。致使受害者精神失常、五官变形、四肢瘫痪、五脏损毁、伤筋断骨、家破人亡。（引自人民日报社《群众来信摘编》第五六六期）
1977年12月19日，胡耀邦正式到中组部上班，召开了第一次全部工作人员大会。在会上他说，案件多的一时难以说得清。他说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问题、内蒙古“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河北邱县的“国民党”大案、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参见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1979年3月16日至30日。李先念、余秋里、胡耀邦、王任重、宋任穷5位中央领导参加，听取了河北省革委刘子厚、江一真关于邱县惨案的汇报。华国锋主席接见了与会全体成员,并形成《河北会议纪要》(简称纪要)。在1979年3月中央办公厅下发《纪要》中明确指出：“邱县抓‘国民党’案是当时赵玉春等少数几个人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制造了一起大假案、大冤案……省委的三号文件，把邱县抓‘国民党’案定为清队扩大化的错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对的。对主要责任者的处理也是偏轻的，应予以改正。省委认识迟，改正晚是有责任的”（1982年1月15日，省革委决定撤销三号文件）。3月30日华国锋在《纪要》上批示：“此件已经中央批准。”（引自《邱县地方志》）
1968年邱县发生的抓“国民党”大冤案，其刑讯逼供之凶狠残忍、灭绝人性亘古罕有。如今此事已过去近四十年，然而对于为什么能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惨剧，却没人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更谈不上提出可供借鉴的学术观点。笔者准备动笔的一年多时间，曾经问过数以百计的邯郸人：对文革期间的邱县抓国民党案知道多少？对象有各级政府官员、网络写手、大学教师学生、以及社会名流。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对此一无所知，有人仅仅略知一二，根本不知道事情真相，更谈不上任何反思。
作为邯郸文化人，我们认为挖掘并写出这段历史是我们的责任。从2005年开始我们多次来到邱县采访。单从县城来看，即使在邯郸本地也显得颇为落后。县政府四层办公小楼破旧不堪，至于农村建筑就用不着多说了。费了一番心思找到一些当事人和知情者，他们却出于种种顾虑讳莫如深。对此我们也能够理解：挨打，被批斗总不是什么光彩事，事情已经得到平反昭雪，政策得到落实。重揭已经愈合的疮疤不好受，何况当事双方后代大都能和睦相处，有的甚至已经结了儿女亲家。
还有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目前在邱县掌权的官员中，有不少当年整人者与受害者后代。大家都承认这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并不包含其它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那些还要世世代代继续相处的人们来说，不愿重提这场惨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不过，当笔者把挖掘记述邱县惨案的想法说出后，无论是邯郸人还是外地人都表示，非常有必要。大家一致认为，这样的历史不该忘记，应当让更多人知道。如果连这么沉痛的教训都不汲取，社会就不可能进步。
邱县事件发生在1968年。到目前为止，除了《邱县志》对此有简明记述外，笔者尚未见到官方和学者对此事件的研究。笔者认为这既不是对历史负责，也不是对社会负责。事实上，这段历史已经被湮没，接近消逝了。最近，在政府办的《邯郸论坛》网站，有人公开提出对文革要一分为二，要承认文革推动历史的积极作用。尽管受到不少网友批评，但支持此观点的人并不少，这越发证明了进行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古人云，欲亡其国，先亡其史。不知道自己历史的民族，就如同失忆者一样，会成为无根的飘萍。只能依附于他人的历史文化，失去民族的本性。
唐太宗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无数次强调，要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人的起码智慧是不在相同的地方第二次摔跤，尤其是不能在摔得鼻青脸肿的地方继续摔跤。所谓以史为鉴，就是要搞清楚历史，查明原因，少犯或不犯同类错误。只有汲取历史教训的民族才能进步，只有牢记自身灾难的民族才可能免除灾难。
重提邱县惨案，并不是要揭谁的疮疤，也不是与哪些人过不去。我们与所有当事人没有丝毫恩怨，之所以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通过对这场惨剧的重新认识汲取教训，寻找导致这场惨剧的真正原因，避免类似惨案再度发生！
历史正在被大家遗忘，不敢正视历史耻辱的人不会进步。更可怕的是：如果我们找不到病根，不能对症下药加以预防，当年的悲剧完全可能重演。到那时，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一、翻开尘封的历史旧页
魔瓶被打开了
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最擅于借时以逞。1967年，邱县武装部副部长，十五岁参加革命的赵玉春登上了邱县革委会主任的宝座。县委干事，造反派头头惠志广当上了邱县三代会主任。新官上任要点三把火，两个自认为怀才不遇长期受压抑的人，终于掌握了决定邱县十几万人命运的权柄，他们当然要好好施展一番，尤其要让当年压制自己的人好好尝尝被压制的滋味。自此，邱县拉开了血雨腥风的序幕。
一本民国时期的县志成为抓国民党事件的导火索。县志上有这样的记载：县中学校长刘雷曾是“国民党县教育委员会委员”。革命造反派们认定，国民党的县教育委员会委员，就是当然的国民党员！ 刘雷是国民党，他的儿子刘一心必定是国民党！刘一心解放后长期担任着邱县县委书记（1952～1958年任中共邱县县委书记，时任河北省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赵玉春等人由此判断，刘一心就是国民党在邱县的总后台。他在掌握邱县大权期间，必然会发展地下国民党组织！
有了这样“鸡生蛋，蛋变鸡，鸡再生蛋，蛋再变鸡”的理论，革命委员会的头头们欣喜若狂，如果邱县能查出庞大的地下国民党组织，无异于在全国放了一颗卫星。一旦成功，县革命委员会成员都将成为耀眼的政治明星，必然会乘“直升飞机”登上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岗位。欲望之火熊熊燃烧，他们恨不得将所有设想立即变为现实。经过紧张的谋划，他们开始下手了。
1967年7月，县革委研究贯彻6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时，县革委会主任赵玉春让县革委常委陈××当抓叛徒队长。
陈××时任县邮电局副局长，历史上曾两次被捕，他害怕抓叛徒抓到自己头上，同时对原县委书记刘一心任职期间不重用自己怀恨在心。便提出“贯彻中央指示不能死搬硬套，要结合邱县具体情况，邱县黑势力还是主要的，根子是刘一心，于好山是黑干将。刘一心是个总代表人物，把他揪回来就解决问题了。”
赵玉春表态说：“好！你是邱县的活字典，听你的，你组织几个人整他的材料”。
陈××马上组织“三老”（陈××、石××、张××）出主意，组织“三少”（惠广志、石××、石××）编材料。陈××说：“旧县志上的教育委员一定是国民党”。“三少”就根据陈××这句无中生有的话，把刘雷定为“国民党员”，刘一心（刘雷之子）定为“国民党”的总后台。说他们明是共产党，暗中为国民党办事，邱县县委一翻牌就是国民党县党部。他们按上述编造的假材料，给地区革命委员会写信，把刘一心从省二医院揪回邱县批斗。把于好山从邯郸县人武部（时任部长）揪回邱县实行专政。
很快，身为“走资派”的前县委书记刘一心被揪了回来。
刘一心是一位将毕生精力奉献给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曾在邱县含辛茹苦工作多年，为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费尽了心血，他当然不会承认打手们臆断出来的罪名。专政组早就预备了各种刑具。这位没有坐过日本人的监牢，也没受过国民党刑罚的共产党员，领教了自己人的厉害。让刘一心没想到的是，他之所以遭遇这样的灾难，就是因为他当政时，从没真正欣赏过赵副部长。在赵副部长与县武装部长于好山（后被“群专队”迫害致死）闹矛盾时，没有得到刘书记的支持。现在，风水轮流转，赵副部长可以掌握顶头上司的命运了。当年你没理他，如今他要理你了，而且要让你好好体验一番赵某的手段。
1968年1月，邱县成立“三代会”（工人、农民、红卫兵代表），焦学金任主任（工人造反派头头），惠广志任副主任。“三代会”内设8个专政组，30个审讯室，成为全县抓“国民党”的策源地（抓国民党期间，县直农村共设专政组296个，审讯室404个）。1968年4月17日，“三代会”首先对刘雷下了毒手，用种种酷刑折磨他，晕过去就用冷水泼醒。70多岁的老人被迫在他们编造的假材料上按了手印。违心承认自己是“国民党”，还“供”出他的儿子——前县委书记也是由他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令老人意想不到的是，“屈打成招”只是噩运的开头，而不是终止。
他所交待的国民党名单让造反派们如获至宝，由此形成的冲击波很快就牵动了整个县委和县政府，继而殃及全县，并迅速幅射到全国各地（这个革命老区曾经涌现出大批干部）。
刘雷被屈打成招没有让他逃过劫难，他还是被活活打死了。他被打死后，尸体被浸泡在马尔福林防腐液中，手指被割下来，装到小瓶里，专门用来造假证据时按手印。
共产党的县委书记既然是国民党，这个县的县委自然不是共产党的县委，而是翻牌的“国民党县党部”！在共产党的天下，挖出了隐藏多年的国民党县党部，破了这个 “天字号大案”，将是何等丰功伟绩！赵玉春利令智昏地说：“我挖出了一个‘国民党集团’，是有功之臣，我要把这具国民党僵尸抬到北京，向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邀功请赏！”
1968年4月15日，县成立斗批改战斗队（三代会原班人马），赵玉春在会上明确表示：“你们战斗队任务就是要杀一批，抓一批，处理一批。”
20日，惠广志向赵玉春汇报说：“刘雷承认了，还承认他儿子刘一心是他发展的国民党员”。赵玉春说：“县委书记是国民党员，一定要把这个集团搞出来，把上根下线都追清，有多少抓多少。挖出国民党，靠教育不是万能，没有一定温度是不行的。国民党顽固，群众起来揍他几下有啥要紧，对坏蛋打就打了，死就死了，我当家了，愿捕谁就捕谁。”
此后，惠广志等人对前县委书记刘一心又下了毒手。他们用尽各种刑具，将刘一心连续拷打7天7夜，几度昏死，诱其招认老县委一班人都是国民党，刘一心在非刑逼迫下，不得不招认。
刘家父子屈打成招，这个凭空捏造的国民党案由此坐实。一心邀功请赏的造反派们喜出望外，可众多无辜者必将大难临头。
有了“供词”，造反派们便开始用炼狱之火，向其他人讨要“人证”、“物证”了。于是他们找来当地两名曾加入过国民党的人，让他们交待其它人。造反派们天才地设计了一道刑罚：让他们各持一部手摇电话，把电线接到对方身上，各自摇动电对方。不一会儿，被电得死去活来的二位便按刑讯者的旨意写出了交代材料，承认他们加入国民党是老校长刘雷介绍的。5月1日夜，“三代会”对原县委、人委县局级干部共8人（号称八大专案）动了大刑。通过逼供、引供、串供及指名认账的办法，一夜之间将这些人打成国民党集团。这八个人又咬出了二百多国民党！县委副书记史明奎因宁死不承认是国民党员，于1968年6月5日晚上被专政人员活活打死在审讯室。
“三代会”为深挖国民党，按教育、县直、公社、农村四条线把名单分发下去。并于当月召开了深挖国民党大会，播放高占元（原县委办公室主任）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的录音，动员全县造反派行动起来，大抓国民党。从此，抓国民党在全县普遍开展。
邱县成功地破获国民党县党部，如此功绩令邯郸地区革委会头头们大喜过望，这正是他们迫切需要的先进典型。
1968年5月5日至11日，邯郸地区召开“向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誓师大会”，要求全区对阶级敌人大刮12级台风。焦学金（县革委会副主任）在会上介绍了邱县抓国民党的经验。会后《冀南风雷报》（原邯郸日报）上刊登题为《触目惊心的国共两党大搏斗》文章。6月4日至8日，地革委召开了“对敌人争经验交流会”， 8月18日，邱县革委会主任在邯郸地区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介绍了他们抓“国民党”的“经验”，会后，全区刑讯逼供成风，逼打致死的人数骤增。
从1968年5月27日起，县革委会把全县700多名教师集中到县一中搞了45天集训。赵玉春在会上说：“教育战线是黑窝子，庙小神灵大，浅池王八多。”集训期间，参加集训的教师被打成“国民党”141名，打死20名。
1968年6月，县召开抓“国民党”经验交流会，贾寨中心校长刘××介绍“一打二唬三威胁，敲锣打鼓看脸色”的经验，会后全县抓“国民党”打人升级。随后，“三代会”又捏造假情况，说“国民党”想暴乱！并与同年9日召开了抓暴乱分子广播大会，当场逮捕了武中伟（原县卫生局长）。
雪球越滚越大，仅仅七天七夜，全县就有四百八十多人，就在各种刑具之下招认自己是国民党。为了扩大战果，打手们在全县搞了十八个试点村，形象地称为“爆炸点”，很快，这股邪恶之火遍及全县。
为使抓“国民党”更加深入，体现政策威力，11月3日，邱县革委会召开了三万人宽严大会，逮捕了陈玉玺（原县革委常委）、高怀宾（县委组织部干事），从严处理，对造假国民党证的杨××当场释放从宽处理。
为彻底打倒原县委，12月，邱县革委会召开公审刘一心、王士杰（原县长）广播大会，把邱县曾经判处死刑的杀人犯案件翻过来，硬说是“国民党”集团陷害好人。并通过宣传发动，将邱县抓“国民党”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
反人类的酷刑再述
面对飞来横祸，没有哪个无辜者会轻易就范。邱县各级专政小组为达到揪出暗藏的国民党目的，使出了浑身解数，发明创造了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刑罚。该县上访群众1969年整理的手抄本小册子（《邱县流血惨案法西斯刑法四百例》），概述了那段历史。字里行间血肉飞迸，筋断骨裂，至今读来依然令人不寒而栗。在此，笔者简单列举其中部分刑罚：
一、发刑。打手们用手或钳子夹住一缕头发硬拔，党员干部史明奎被打死前，头发基本上拔光。用油灯烧头发，冬省庄完小女教师张某头发被全部烧光。古城营大队专政组把沥青浇到受害人头上，然后用绳子捆住猛拉。
二、 头刑。打手们审问党员干部陈某时，把陈的头用板子夹住，再用木棒打板子。贾穴专政组打手用皮球往受害者头上猛砸，并把被关押人员集中起来，逼他们互相砸。杨二庄大队专政组用细麻绳将周某的头，用力绕了四、五圈，说是给周戴“紧箍咒”。疼的周某在地上打滚。
三、捆绑刑。打手们把一名受害者绑到床上，一连七八天不让吃饭、活动时必须背着床走。邱城轧花厂专政组把被害人用席箔卷住，头朝下竖起来，整整两昼夜，放开后发现，早已昏迷多时不省人事。熬鹰刑。大郭斗大队专政组打手把陈某双手捆在枣树上，脚尖刚刚能挨着地，整整吊了一个月。
四、大会战。谢里庄公社专政组把四名公社干部赶到一个院子，让150名学生一齐打这四个人，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东目寨公社召开数百人参加的抓国民党大会，将数十名所谓国民党员分到14个大队，14个刑场同时开打，受害者个个被打得皮开肉绽。
五、冻晒刑。各专政组的打手命令受害人冬天只能穿单衣，连冻五六天，把不少人冻的昏死过去。有的专政组令人受害者把衣服脱光，到雪地打滚。有的在雪夜成宿跪着，第二天成了雪人。东省庄专政组数九寒天令受害人爬在院子里，往身上泼水，把人和地冻到了一起成了冰棍。专政组在酷暑天将受害者捆住手脚，在烈日下暴晒，将不少人晒得中暑昏迷。闰村专政组把受害人埋进沙土中，连晒带焖，不少人发生皮肤溃烂。在三伏天，聂楼专政组打手令受害人穿着棉袄晒太阳。
六、四肢刑。贾寨公社专政组打手审问教师赵某时，用钳子将越某的手指一个个折断。打手在审计干部王某时，竟将八个脚指甲上用钉子扎了眼。打手韩某在审讯贾寨大队王某时，逼着王用手榴弹砸自己的脚腕部。王砸的鲜血直流，韩仍不罢休，夺过手榴弹把王某腿骨砸断。不少专政组打手都使用了往指甲缝扎针等酷刑，一些受害者因坐老虎櫈落下终身残疾。
七、火刑。东省庄大队专政组打手用火柱把李某身上多处烧伤，等结痂后再用钳子把痂撕下来。大省庄中心学校专政组打手往校长张某身上倒煤油，将其活活烧死。庄头大队有位退休干部已经去世多时，打手们诬蔑他是国民党，将其刨出来，令其家属花五元钱买来煤油，将尸体公开烧掉。有的打手将烧红的火柱插入受害者肛门。
八、电刑。用手摇电话机过电，有时用摇一部电话机，有时三四个电话一齐摇。有的把电话线两端捆到手上，有的把裸线拴到脖子上，有的拴到阴茎上，有的拴到乳头上。甚至用大号针头把人的两耳扎透，再穿上电线过电。他们把高某四肢捆牢，过电上百个小时，搅坏了六部电话机，致使高某把舌头咬破，口吐白沫，多次昏死过去。水中过电。让被害人站在水里，然后用电线触水。电的人乱蹦，如果从水里跳出来，再用棍子把人打进去。拖拉机站的姚某受此刑被电昏了四次。
九、屎尿刑。打手们强迫多名受害者吃屎、喝尿。有个打手拉完屎让受害人夹上窝头吃，有个打手把厕所中的蛆捞到受害人面条中，强迫吃完。石街大队专政组逼供时，谁不承认，就让谁爬到茅坑上，长时间闻臭味。有的打手逼受害者交出国民党证，拿不出就往嘴里抹屎。
十、性虐刑。大郭斗大队专政组打手令被审妇女赤裸，将报纸夹在阴道，用火前后点着，说这叫骑火马。大省庄完小一女教师被一专政组凶手用木棍捅破阴道而死。贾寨公社专政组打手把男女受害人押到田间让群众批斗，令这些人脱光衣服，男下女上表演。石街大队专政组打手，将两名受害者阴茎拴住，面对面罚站，双方谁也动弹不得。他们还强令被关押的受害者互相鸡奸，互相唆生殖器，甚至必须将精子吃掉，否则就遭毒打。东省庄完小专政组打手强迫女教师赤裸，强迫两名男教师当众吃奶，不吃就打。马头完小专政组打手令两名被关押人员，按住受害妇女大腿，让狗舔阴道。打手们还把某女赤裸捆住，将公狗引来，让狗奸女人。南辛店专政组打手，强迫某男当众舔某女阴道，他们还令五名男女同时表演性交……
一个个专政组就是用这样灭绝人性的酷刑，把邱县变成了人间地狱。
刑讯逼出了国民党证据
据县史料记载：八年抗战，日本人的铁蹄曾残酷地蹂躏过这块四处平原，无险可依的小县，在日本人对抗日军民的疯狂杀戮中，有300多名共产党的地下干部被残害。
二十年之后，这个县为“清查”凭空捏造出的所谓“国民觉”被杀害的共产党员竟相当于八年抗日再加上三年多解放战争中牺牲的人数的两倍！
拿着枪从明处攻击的敌人被打跑了，内部杀出来“革命造反派”却成功了。日本鬼子和蒋介石没办成的事，革命造反派替他们完成了。
共产党的县委副书记，农工部长，公安局长，法院院长，银行行长、支书、村长们没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一个个惨死在共产党执政近二十年的土地上。
1969年1月，邯郸地区革委主任徐士信来邱县“三代会”看了所谓国民党证件后说：“你们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搞了不少证据，但是不够……要抓紧把案子定下来。要准备立大功，也要准备犯大错误，要继续挖证件。”
地革委随后又派来两名“专家”，驻进“三代会”，进行“指导”达三个月之久。同时地革委为帮助邱县搞斗批改运动，又派来解放军一个连队和300名工人造反派，分赴到各社、队用严刑逼取“国民党”证件。为此，县革委会选定林子、杨二庄、霍庄、郭村、东石彦固、高庄、大省庄、大寨、庄头、波流固等18个爆炸点。
“三代会”人员和县直抽调造反派骨干人员，亲自下到18个村，动用各种刑罚，逼打被专政人员供出“国民党”证据。
林子村由县武装部马××参谋带队，为挖证件，调动5个村民兵200人，将林子村团团围住，抄了崔炳乾（中共党员，退休干部）的家，拆房挖地7尺，打死崔炳乾和儿子崔树彬。逼迫崔炳乾60多岁老伴改嫁，崔树彬之妻当场气疯，结果一无所得。
杨二庄村共91户，384人，被打成“国民党员”46人，打成“三青团员”28人。14户因深挖找证件，挖倒房屋57间，打死4人，自杀（未遂）13人，致残32人。
18个爆炸点因深挖“国民党”证据，搞的最惨，破坏性最大，打死人最多。
国民党案没有证据不能定案，在18个爆炸点上，虽然专政组下了最大力气也没有找到。在黔驴技穷情况下，赵玉春指使“三代会”千方百计制造假证。“专政人员”采用以下办法终于搞到证据、证言和证人。
1、选举产生“国民党”县党部。“三代会”八大专案组的工作人员通过“逼供信”，让被专政人员承认县党部委员都是谁。说出的委员不一致，就在供出委员名下画正字，谁的票多，谁就是县党部委员。于是县“党部”于1968年10月在“三代会”主要头目亲手炮制下产生了，并产生了“书记长”。
2、制造信号枪、信号弹。农村干部王景昌（孟固村人，会制鞭炮）受刑不过说：“我会制炮打灯（一种两响鞭炮）。”惠广志向赵玉春汇报，赵说：“会造也行，造也能说明问题，给他买东西让他造”。于是“三代会”被专政人员曹文学造了信号枪（木制品能打火药），王景昌造了信号弹（炮打灯）1000个，赵玉春夜间亲自试验后说：“行！”
3、画假党证。1968年10月，杨××被逼无奈，在专政组屋内墙上“学习园地”栏旧纸上，撕下一块方纸，写“证明杨××同志，系中国国民党员，特此证明，执行任务。”“三代会”将此拍成照片，作为唯一证据。
4、假情报站名单。大抄家时，在邱城东街申金明家抄出一个日记本，上边写有：“保人保畜情报站”，是个26人名单，背面还写有食堂窝头一个8大两。实际是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干部用过的工作日记本。但在抓“国民党”时，硬把这26个名单上的人逐个打成“国民党”情报员，把申金明打成“国民党”情报站站长。
5、“国民党”暴乱袖章。从杨××（邱城供销社售货员）处抄出红布黄字“连长”、“排长”两个袖标，这是1963年水灾后生产自救搞运输带队干部用过的袖标，被定成“国民党”暴乱准备的袖章。
6、真国民党咬假国民党。让10几名老国民党员住在“三代会”，逼他们咬出新发展的国民党员，不咬就受刑，以受刑口供记录作为证词。
7、“三代会”人员替死人编写证明材料。把刘雷打死后，在“三代会”屋内挖地窖用药水存尸，用镰刀削掉他一个手指头，装在药水瓶内用于按“手印”。又以死者名义编造了大批材料，都盖上他的“手印”作为证据。
8、把小孩玩具用的红缨枪、大刀片都拍成照片保存，说是“国民党”暴乱备好的武器。
9、把大抄家从农村抄来的铁丝、铁钳子拍成照片，说是“国民党”破坏电线用的工具。
10、把平除“东风渠”做为“国民党”破坏水利建设的证据。实际是牟冰如（县委书记）传达邯郸地委会议精神布置让平渠还田的。
鬼蜮伎俩，堂皇世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