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各种纪念和解读都会出现。进入21世纪以来，对“五四”的反传统、反封建精神，海内外都出现了一些新质疑，大体可归纳为三类：
一类意见是学理上的，例如林毓生先生认为：“创造新文化并不需要彻底地摧毁旧有的事物。铲除传统中不合时宜及有害的成分，并不一定非完全否定传统不可。传统若有很大的转变潜能，在有利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的符号及价值系统经过重新的解释与建构，会成为有利变迁的\’种子\’，在激烈变迁的同时仍可维持文化的认同。”应该说，从上个世纪“战国策派”对五四运动的批判，到“新儒学”在中华文化圈的崛起，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探讨的价值。在认同林先生的世界性文化视野的同时，仍须对六十年来中国大陆文化作深层内窥。
另一类意见是“中国特色”的，例如倡导“国学”的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认为：“我们国家的整个教育制度全是西化的”：“经学就相当于国学。遗憾的是， 蔡元培当部长，把经学搞掉了。其实蔡元培也不都是对的嘛，不要把蔡元培说得那么神圣”。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期间废止读经反对尊孔，出任北大校长后提倡“兼容并包”并引入了西方的大学管理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我国六十年来的教育制度，更多的不是“西化”而是“苏化”，如果为了反对五四前后教育的“西化”而重倡“尊孔读经”，难免有继续为国愚民之嫌。
第三类意见出于信仰危机甚至逆反心态，具体表现在对鲁迅的批评上。盖因长期以来，主流意识形态出于宣传需要，屏蔽陈独秀、胡适的历史贡献，将鲁迅捧成“五四精神”的唯一正确代表；而多年的说教与社会现实形成悖论，理论上无法自圆，也导致对五四历史及其思想遗产的鄙弃。从“反传统”的意义而言，这类意见反倒像继承了“五四精神”中的批判性，但批判的是不是封建传统而是“革命传统”。
一、概念误读：“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或是出于习惯，或是出于宣传需要，“新文化运动”经常与“五四运动”混为一谈，或以后者代替前者，或合称 “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前者是后者的发生背景和思想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发展。没有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及其带来的思想解放，就不会有五四运动的发生，五四运动发展并丰富了新文化运动。
对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运动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读，一种是思想文化上的，另一种是政治性的。就思想文化而言，新文化运动是清末中西文化对撞下思想启蒙潮流的继续，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再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反封建的思想脉络越来越清晰具体。从政治解读而言，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五四以后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以陈独秀为代表）积极投身政治，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这也是主流意识形态所着力宣传的部分，但其代表人物换成了鲁迅和毛泽东。
首先提出“新文化运动”概念的是孙中山，他在1920年提出：“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并对此作了政治解读。胡适也认为：“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他在1960年回顾这段历史时又说：“五四本身决不是文艺复兴运动，而五四本身是爱国运动……它一方面帮助我们的文艺复兴思想的运动，同时也可以算是害了我们、这纯粹思想运动变成政治化啦，可以说变了质啦。”
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君宪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实验主义、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学说百家争鸣，文化理念是多元而非一元的，且不是以权力消灭其他各方。1949年以后，这套理念被一元化的政治权力所消灭。屏蔽历史，灌服“狼奶”，曲解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之关系，以及对两者的过分政治化解读，令这段历史的研究走入了误区，至今难以摆脱。近年有学者重倡文艺复兴和新文化，用意可嘉，但在权力怪兽关进笼子之前，仍是知易行难。
二、文化互戕：“杀父的文化”与“杀子的文化”
“全盘西化”与“中体西用”一直是文化论争的焦点。孙隆基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港版）中借用人类学的概念，提出西方文化是“杀父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杀子的文化”，且直指某重大历史事件是“杀子的文化”。虽是极而言之，却道破了中国封建文化扼杀民族创造力的特质。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长期教化与压抑，培育了中国人平时顺民、乱时暴民的“国民性”，并随着封建社会的“历史周期律”而引发社会危机。
自五四以来，中国一直在这两种文化的身影下徘徊。五四的反传统精神，既是对五千年封建“杀子文化”的反抗，也由此诞生了一个造反的革命党——中国共产党。不料造反成功坐定江山以后，封建主义阴魂不散，从思想改造运动到“反右” 、“文革”，五四运动所造就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纷纷被推上祭坛，“杀子文化”在“不断革命”的旗号之下借尸还魂。
政治上的高度集权，思想上的高度“一元化”，不容任何异端存在。“造神运动”造就了绝对的威权，也加剧了执政党的内争。以“文化大革命”名义发动的内乱，把中国变成了既杀父、又杀子，既互杀、又自杀的恐怖地狱，完全是文化的悖论。这场反文明的“社会实验”，把八亿中国人变成了实验品。
“文革”失败和毛泽东的死亡，令中国走出历史噩梦，痛定思痛之际，“父权”与“子权”都无力相互对抗，达成了临时妥协的默契，于是出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时空——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但权力的惯性不断打破平衡，对“自由化”的讨伐时断时续，最终爆发了新一轮的对抗，“父权”的惨胜，中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也令“杀子文化”重新占据了舞台。
中国何时才能走出“父子互戕”的极端文化怪圈，创造一种“兼容并包”的新文化？自五四以来的九十年间，仍是一道待解之题。
三、教义赝品：“原教旨主义”变“山寨版教义”
中国的“文化酱缸”，足以令众多的外来龙种变成蛆虫。自从小学教师洪秀全傅会西方的基督教教义，将一种外来宗教改造成毁灭伦理、文明的邪教以来，将外来学说变成“中国特色”“山寨版教义”的改造，从未停止过。洪天王起事七十年后，另一位小学教师继承了他的事业并发扬光大。
书写中共的建党历史，必定追溯五四，这是可以理解的。五四前后正是各种思潮与主义风行的时代，其中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胜利，不仅仰仗老大哥的“输出革命”，亦与儒家“大同学说”及中国人的“国民性”有很大关系，而白话文的推广，也使革命学说变得更易于传播。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他所真正接受的乃是列宁主义，继承更多的则是斯大林主义。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社会理想，自有其普世价值的成分，至今仍被欧洲的社会党所继承；而马氏实现社会理想的手段——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则形成了“俄国山寨版”。这套“山寨版教义”及其体制已经在二十年前轰然倒塌，如今只残存于个别集权国家。
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的，是“俄国山寨版”的“中国特色”变种，其间既有俄罗斯的黑暗专制，也有中国式秘密社会的“会党政治”与改朝换代的“均贫富”口号。以“公有制”的名义，将全国财富变成权力团体的“血酬”，再将贫困平均分配给国人，是那个时代的特色；接下来的时代，是疯狂攫取公共财富及其增值部分。从“均贫”到“贫富悬殊”，正是“山寨版教义”无法自圆其说之处。近年发动对“普世价值”的围剿，更是与马克思的初衷南辕北辙。
五四的另一面大旗是爱国主义，其后也不乏“山寨版”赝品：一面将数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私相授受，一面宣扬“大国崛起”，选择一些国际事端煽动排外情绪，借助民族主义转移国内矛盾，都是“山寨版爱国主义”的杰作。
四、沉渣泛起：“打倒孔家店”到“新尊孔读经”
三十年间经济发展有成，贫富差距悬殊，教义依旧定于一尊，文化失去创造力。面对普遍的信仰危机，不得不搬回被“革命”打倒的文化偶像孔子充当陪祭。新的“尊孔读经”明为文化时尚，骨子里仍是维稳手段，以弘扬国学之名行愚民教育之实，“老调子”至今唱个没完。
蔡元培民国元年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之初，下令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不久再度下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他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故各级学校不应祭孔。针对守旧派尊孔及“以孔教为国教”等主张，他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创议。在民智未开、封建势力十分强大的当时，皆是保护少年儿童免受毒害的必要之举，但未见其有禁止大学讲授经学的政令。他后来执掌北大，也是兼容新旧之学，提倡学术自由。“经学”与“读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纪宝成校长指责“蔡元培当部长，把经学搞掉了”，不知有何依据？
中国传统文化是精华与糟粕并存，不可一概而论。洋人讲“中国学”或“汉学”皆有科学定义，国人笼统以“国学”自诩，甚至将“经学”与“国学”混为一谈，皆有偷换概念之嫌。文化学是一个大概念，其实无分中西。胡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巨子，都是学贯中西、受过全套传统教育而又从封建营垒中杀出的人物。就新文化运动形成的学术风气而论，胡适整理国故，得益于西方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蔡元培办北大力倡“兼容并包”，才有了梁漱溟、钱穆、冯友兰等一代学术大师。
六十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传统文化在大陆一度濒临灭绝，淹留一脉孤悬台港海外。“新儒学”的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几位大家，都不是在大陆“土法治学”，方能有所成就，学术环境视野使然也。当今日益浮躁的大陆学界，坐堂叫卖“国学”犹如艺场说书，但求名利双收，何须真才实学？有望成为硕学鸿儒者，凤毛麟角而已。
顾准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十分必须的”。孔子作为中国的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在人类文化史上自有其地位。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是对历代封建统治者将儒教定于一尊、实行文化专制的反动，纵有矫枉过正之处，其进步意义同样不容抹杀。五四后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是对传统文化的认真反思与批判继承。
五、自宫仪式：高举“五四旗帜”与阉割“五四精神”
中国大陆年年都纪念“五四”，几乎成了一种仪式化的活动，今年难免又要大办。高举“五四旗帜”而阉割“五四精神”，实为当今一大怪象。
五四的旗帜是“科学与民主”，岂有偏废之理？有科学而无民主，则科学无以昌明；有民主而无科学，则民主徒托空言。中国在五四后出现了一批学术大师，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学生，也在海外成了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今日之中国，大师不出诺奖无缘，原因仍在体制对文化学术的思想桎梏未除。
近年“赛先生”特蒙恩宠，跻身“发展观”：“德先生”打入冷宫多年，方获“好东西”名号。科学（science）一词从被未严格定义过，有人将科学概括为“一种最逼近真理的尽可能不包含自相矛盾的知识体系，且是一项社会事业”。“山寨版教义”的自相矛盾之处，恰恰在于教义与社会实践的悖离，提倡科学而无民主同步，就不可能有全面的社会发展观。
科学家可以从工程师中产生，但工程师未必能成为科学家，盖因其缺乏创造性思维。一切以维护旧机器的运转为前提，奉行的是以技术代科学的“技治主义”；在理论的科学创新上鲜有建树，注重的是统治技术及机器部件的更新。
以生产线式的应试教育禁锢青少年的思想，制造体制机器的标准配件；罔顾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用技术手段监控国人的思想言行；以强调“中国特色”为借口，将“普世价值”作为异端来围剿……；种种切切，皆是对“五四精神”的阉割，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
九十年后环顾神州：孔店重开，“国民性”积习未除；五四已远，新启蒙仍须努力。五四精神及五四的先贤们，尚飨！
2009年4月3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