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的是,特别是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一系列国内国际的发展确实表明,在许多情况下,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也许是以与印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利益背道而驰的方式,寻求改变体系以有利于中国。”
坎贝尔指出,今天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地位的上升得益于勤劳的中国人民,而美国的帮助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过去几年中,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针对澳大利亚采取了胁迫性经济措施,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台湾海峡,以及沿印度边界采取了更大胆和危险的军事行动,中国在欧洲进行更为激进的战狼外交。
“坦率说,我们感到(中国的)这些行动令人不安,并正在破坏为我们和我们合作伙伴利益服务的亚洲操作系统的稳定。”
坎贝尔说,过去十年里,习近平分解了中共集体领导的大部分要素,将越来越多的权力掌握在他手中,“我们不知道他跟谁咨询,以及他跟谁互动更直接”。
坎贝尔指出,在高度集权之下,习近平获得不同意见和建议的能力使中国的制度变得更加不可预测和复杂,“所以我们担心,例如,中国的一些反馈循环可能不像过去那样有效。而且几乎每一个决定都会导回习近平主席那里。因此,这是一个本质上由习近平主席个人的眼界和观点来管理和指导的极其复杂国家的制度。”
坎贝尔说,拜登总统以竞争来规范美中关系,同时在竞争中寻求与中国在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等领域进行合作,并采取措施防止竞争转入两国军事上的意外。
坎贝尔说,从美中关系的角度来界定美国利益,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国要在各种创新技术中保持领先地位的能力。
坎贝尔说,美中关系的关键挑战是,这一代美国人和中国人最重要的是认识到两国需要共存,“其中涉及一些谈判和接触的元素是我们关系的基本特征,这意味着要定义我们必须捍卫和应对的领域。”
他同时指出,习近平及其周围的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战略思考,认为美国正处于快速衰退之中,他们看不到美国独特的自我重塑能力,因此“正在犯错”。
坎贝尔重申了拜登政府的对台政策和一中政策并未改变,“我想强调我们的立场没有改变。它与以前的做法是一致的。我们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确实有一个中国政策。我们支持台海两岸的和平对话与接触。我们还致力于努力提高威慑力,以确保更普遍地维护这种和平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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