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当年被指为“暴徒”的学运参加者中，至今仍有八人被囚，已获释的人生活也非常艰难。坐牢十八年的高鸿卫获释两年来一直找不到工作。他说，当年与他一起监禁的学运领袖和参加者大都已获释，甚至出国，但曾帮助他的则没有几人。（张丽明报道）
于前年一月获释的高鸿卫，很希望能参与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但由于他被判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他不可以参加，加上中国政府极为紧张，估计届时北京也不会有公开纪念活动，但他会在家中悼念那些遇难的学运参加者。他说：那些学生不明不白的死了，甚至有些是过路的，也死了。我亲眼看见他们被打死。我不会忘记六四。
高鸿卫原本是北京煤炭厂工人，二十年前他只有十九岁。他说，当年听了学生领袖王丹和作家刘晓波的演讲后，认为中国人是时候当家作主，因此上街，支持学运。六四事件后，他被中国政府认定为“暴徒”，被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无期徒刑，后来获减刑，最终渡过了近十八年的铁窗生活。
高鸿卫说，虽然失去了十八年的光阴，但他并不后悔。他说：不后悔，我们每人应为自己所做的事负责，当日我是听到王丹和刘晓波的演讲，我觉得公民应当家作主。我不是没有思想过他们的说话。到现在，特别经历过坐牢，我更加敬佩刘老师，他对我的人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高鸿卫九岁时失去了母亲，父亲则在他被捕后受不住打击含恨去世。十八年后，他孤独一人，住在母亲剩下的破旧平房。由于没有收入，他只好把仅六十平方米的小平房分租给外地民工，自己住在十五平方米的房间里。获释初期，他每隔一周就要向有关部门报告，后来政府发觉他没有与其他民运人士接触，于是没有再要求他报告。
他说，当年与他一起在北京第二监狱服刑的还有学运领袖王丹、活跃异见人士陈子明和孙立勇等，但除了现居于澳洲的孙立勇外，没有一人与他接触，关心和帮助他。他说：如果他们有心，会主动接触我。我们一起坐牢，我怎样情况，甚么时候出来，他们很清楚。所以孙立勇跟我接触时，我特别感动。
高鸿卫说，他并非要占便宜，但当年大家是因为同一信念而成为阶下囚，理应互相帮助。好像他本人，知道仍在第二监狱服刑的同被指为八九“暴徒”的李玉君生活艰苦，因此就算自己生活艰难，也会送一点钱到监狱，让他的生活过得好一点。他说：仍被囚八人中，他应是最苦的。他家人在东北，没有理会他。有时候我会送点钱，因为在里面太苦。好像我当时，没有送钱，没钱买内衣服，很多物资都没有。他说，由于没有钱，他出狱后没有到过医院检查。他目前最希望找到工作，可以自力更生，与他的新婚妻子过上安稳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