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探讨学者的思考活动的几个特征以及被强权传统塑造的学者的一些表现。本文中提到的“学者”与中文语境中常见的“知识分子”含义相近，同是指以智识活动为主要日常活动、以发现真理为主要生活目的的人。两个说法的不同之处是“知识分子”通常是个群体指称，而“学者”多用来指个人。本文沿用这样的用法，在讨论这些人以个人身份进行的思考和生活时，使用“学者”的说法；而在讨论这些人构成的群体时，使用“学者阶层”或“知识分子”。关于知识分子以及真理的一般概念性讨论，请读者参考文后列出的陈嘉映的几篇文章。

一．思考活动的一些特征

首先来比较人的两种思维活动：想象和思考。

想象是搭建空中楼阁。以一个年轻人对未来前途的憧憬为例，这个想象的初始动力是他的某种欲望，其内容有一些客观世界的现实基础，如他的某种长处、某个兴趣、社会的某种需求等；其情节可能也有一定的逻辑连贯性，因此构成一个有吸引力的故事。但想象者更看重的是故事情节的精彩纷呈而不是其中的细节是否与现实接轨，所以想象的内容可以与客观世界的现实相去甚远。因为客观世界独立于想象者的主观意愿而存在，想象可能很快会被现实击碎。比如，即使是最简单的挑战如解一个魔方，如果只靠想象中的能力，而不去花功夫探究解魔方的规律，是不可能成功的。

想象仍然自有其价值。伟大的事业通常都始于想象。但想象变成现实的前提条件是想象者愿意以客观世界的现实为标准来不断改变自己、成长自己。

思考是试图以自己的思维来理解客观世界；或者说，试图在自己的主观世界中创造一个客观世界的映像。客观世界包括现象，即通常所说的真相，也包括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即通常所说的真理。说一个人聪明、睿智，是说他脑中的映像世界是客观世界中的真相和真理的较为准确的反映。

从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思考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它有一个独立于思考者而存在的客观标准。思考者需要将自己认知中的版本与客观世界的版本相对照，并不断作出修改来更新自己的认知。换句话说，思考的本质是求真，这里的“真”指的是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世界的现实，而求真则是依照这些客观现实来改变自己。想象则不需要求真。

与其它动物相比，人类有强大的思考能力。他们把思考能力用来服务于各种目的：

人首先把思考用于谋生。可以设想，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善于思考的捕猎者和农耕者能得到更充足的食物，得以存活、繁衍，这样的优胜劣汰在数百万年之中成长了人类的思考能力。在当代，任何一个普通人要想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都需要多多少少搞清楚自己的工作背后的内在规律。家庭主妇要管好家中的收支，需要把握菜市场的行情。这都是思考、都需要求真精神。

其次，人把强大的思考能力用于博取权力。简而言之，权力是抑制他人意愿、行使自己意愿的能力。服务于权力的思考可以称为权术。成功的权术需要弄权者的认知准确反映外部世界的实际情形：他的各种计策的执行情况、他的追随者的忠实程度、对手的各种动作等。只靠想象，权术不会成功。

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控制他人的欲望，所以不只有掌大权的人才是弄权者。一个试图控制自己的孩子的生活起居的家庭主妇也是弄权者，她在喝令孩子“你给我穿棉袄！”时，潜台词是：你穿棉袄这个行为不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服从我的意愿。这就是母亲对孩子的权力。一个人或许在当下看起来无权无势，但这不等于他没有权力欲。他可能是把炽烈如火的权力欲暗藏于心底的潜在的弄权者。土改时期的许多农民在施用权力的机会到时对地主富农无比残忍。

最后，好奇心和求知欲是人类作为智能生物的天性的一部分。爱逛街的女性在商店的五光十色中徜徉时经常并没有特别的购买目标；逛街的过程就是她的目的。对于热爱大自然的人，爬山野营、忘我于高山大川和日月星辰之间的过程就是他的目的。同样，一部分人的思考活动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真精神。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也”，这说明真理带给一些人的愉悦可以强烈到让他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对于这些人，求真的过程本身即给他们以足够的愉悦，他们不需要其它的报偿来进行这样的思考活动。这种过程与结果一致的思考可以称为学者式的思考。

由于人的强大的惯性和惰性，改变自己经常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如果客观现实与自己的成见和愿望南辕北辙，改变自己就更为痛苦。所以人通常更喜欢用想象来代替思考。他只有在不得已时才开始思考，尤其是那些动摇他的现有认知基础的思考。但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能知难而进，持之以恒地思考，当他最终获得突破时，他的认识会发生飞跃，他对世界的认知能力会成长，这给他带来喜悦和满足。所以可以说思考是个“先难而后获”的过程。成长的喜悦会激励思考者进行更多的思考，从而获得更多的成长。只靠想象来理解世界的人则将会一直在原地踏步，并且可能被接踵而至的挫折感彻底浇灭了前行的勇气。

二．两种思考活动的不同

同是思考活动，学者式的思考与弄权者式的思考有几个基本的不同，这一节对此给以讨论。需要指出，学者式的思考并不是职业学者的专利。每个人在某些场合中都可能作学者式的思考。一个体力劳动者在工作之余潜心看顾他的花园时，一个爱好足球的孩子在改进他的球艺时，一个观众在废寝忘食地追看悬疑剧时，其思考都是学者式的思考。反过来，职业学者的许多思考活动是以功利为目的的。

鉴于两种思考活动的这种重叠，为了讨论的清晰起见，以下在比较两种思考活动的特征时，主要是在两个理想化的人群之间展开：以求真为价值导向的学者与以权力为价值导向的持有权力者。

1. 对世界的基本态度

以真理为意的学者的最高生活价值就是领略这个世界的深邃和奇妙。他们与世界的关系如一个旅行者与一座壮美的国家公园的关系：世界是主，我是客；世界是永恒的、奇妙的，我只是其中的一个渺小的见证者。他们愿意根据客观世界的现实来随时修改自己的认知、去除自己的先入之见。世界无穷无尽，永远不可能被完全认识，因此以真理为意的学者对客观世界也永远保持敞开、谦卑。

在弄权者的眼中，世界是他的征服对象，控制他人是他生活的全部意义。他的思考是获取权力、保卫权力、享受权力的手段；只有在服务于这些目的时，其思考活动才需要求真。在求真精神与权力欲发生矛盾时，求真就显得多余、碍事。权术高手如毛泽东在盘算如何击败其对手时有高度的求真精神，但在国人福祉的问题上则完全放任了想象力的驰骋。

弄权者只有在弱小的时候才需要谦卑：“卧薪尝胆”、“守愚藏拙”、“韬光养晦”、“口蜜腹剑”。在势力稳固时，他志得意满、不可一世。这是丛林中动物的典型特征；用鲁迅的话说，是“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

2. 同行之间的关系

现实世界浩瀚无比、精微无比，任何一位真正的学者都会承认自己不懂多少。因此每个学者都只能工作在真理大厦的一个小小的局部。另一方面，人的想象和观念可以有无数个版本，而客观世界只有一个版本；这好像是赝品和真迹的关系：赝品可以有无数的版本，而真迹只有一幅。所以试图准确解释客观世界的学者之间的目标是共同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同局部的真理之间互相交流、互相纠正、共同向更大的真理接近的关系，如同试图从迷宫中脱围的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每发现一点真理，发现者和听闻者都感到高兴。

弄权者之间的关系的基调是排他的。两个弄权者相遇，就像有领土纷争的两只老虎相遇。他们会开始算计、蓄积力量、准备出击，然后有一天打得头破血流。

俗话说的“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表达的就是真理和权力在社会中的不同互动方式：这里的“文”可以泛指对真理的探究、表达、交流活动，“武”则是权力。由于文无第一，一个社会中可以容纳无数的“文”。由于武无第二，一个山头上只能容纳一只老虎，一个社会中只能容纳一个皇帝。

3. 与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

虽然学者是世界的冷静、客观的观察者，他们并不是超然世外的不食人间烟火者。学者生活中的两个主要成分都是与世界的交流：首先，如“学者”这个称谓所示，他需要花大量的精力来学。他不仅独自去观察自然和社会，也不断从先贤和同辈人那里了解到各种各样的事情真相，领会到真相之间的诸多内在联系。其次，他要将其理解的世界表达给大众。表达真理并不比发现真理容易许多，但他在表达的过程中也得到回报：他发现自己思路中的漏洞、意识到还有更简单明了的方式来理解当初走了许多弯路才理解的道理。表达是真理的再创造。

善于表达的学者还能把他们知道的真理表达得美而有趣。如同学者因为世界之美和有趣而投身于治学，大众也因为学者的表达的美和有趣而愿意亲近真理，从而成长自己对真相和真理的判断力。这是学者可以为社会贡献的善，所以这给他们另一种精神满足。

弄权者对他关心的那一部分世界可能有极为敏锐的观察，但他的知识是私有财产、是他所有权术赖以生长的沃土，他并不感兴趣将它们忠实地与其他人分享。他的表达的唯一目的是保卫和扩张权力，为此他有意误导大众。

学者发现的真理经常没有直接的实用价值，但真理有比学者自己更长的寿命，而不同局部的真理会慢慢累积、连接、构筑成一个平台，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个过程有如珊瑚礁的形成：每个珊瑚虫的寿命是有限的，但它们的分泌物可以不断积累、无限生长，构成唯一在外太空可见的生物结构：绵延数千公里的珊瑚礁。三百多年前，伯努利发现流体力学中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原理时，没人知道它有什么用。今天，圆了人类的飞翔梦想的不是在胳膊上绑羽毛，而是一些重达几十吨的金属制造的庞然大物。它们的飞翔靠的就是伯努利原理。

权力是塑造人类社会的另一种大力。弄权者按照自己的意愿、用强力去塑造世界，他们之中的有些人极为成功，成就了宏大的功业。最成功的弄权者是得到喜爱弄权的学者辅佐的那一些：学者帮助弄权者将其个人的权力欲包装为群体的权力欲和利益，将成千上万的追随者感召于旗下。

弄权者的功业经常并不是大众的福祉。人类许多最深重的苦难都是源于弄权者的恣意妄为，尤其是得到了学者辅佐的弄权者的恣意妄为。

4. 思考成果被大众接受的方式

如果把学者比喻为一棵树，他的精神产品就是树的种子。种子有独立于其母体的生命。每一颗种子在漂流的过程中有不同的与阳光、水分和土壤的机缘。这些种子之中的一部分最终在一些遥远的地方生根发芽、开始其新一轮的生命循环。种子之中蕴含的真理越多，种子的生命力就越强。

每个人对他所接受的思想都有自己独特的诠释。接受者的诠释可能与生产者的初衷毫不相干，甚至背道而驰，而思想的生产者对此没有控制权。热爱自由的孔子的学说被架上神坛，捆绑了后世数十代中国人的自由。优秀的学者马克思一生憎恨剥削压迫，其精神产品最终成为世界上剥削压迫最严酷的社会制度的理论基石。

人对食物中的营养的吸收方式是把食物分解为可以吸收的小分子，然后把这些小分子吸收、再重新合成为人体可用的各种成分。所以人吃猪脚并不会长出猪脚。人对精神营养的处理方式也类似。自由之中的人接受外界的信息的方式通常并不是直接接受他人的价值判断，而是接受自己可以理解的事实判断，然后用这些事实判断为原材料来合成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即使是父母也很难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强加给孩子，陌生人之间就更不必说。因此一个人，不管才智如何超卓，基本上不可能改变他人的价值观，或代替他人思想。换句话说，如果不靠某种显性或隐性的暴力的帮助，一个人能直接改变的人只有一个：他自己。

虽然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没有独立发现真理的能力，但每个人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也由此生出敏锐的判断力。当足够有趣的真理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会认得、记下。他们的思考能力、判断力和行动力会因此增加，社会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坚固起来。

弄权者则是直接使用权力来使大众接受其观念。其方式包括威逼、利诱和强制洗脑。弄权者迫使或诱使大众接受的观念不一定是他们自己相信的观念，也经常与真相和真理想去甚远。

5. 两种思考者在社会中的位置

发现真理固然是极为艰难的事，而理解别人发现的真理也不是不需要任何努力即可信手拈来。这里可以分析几个因素：

首先，世界本身无限复杂，所以学者给大众呈现的世界的那个版本也是复杂的。翻开任何一本学术专著或期刊都可以发现这样的特点。虽然学者会力图简化他的表达，试图使最多的听者理解，但世界本身的复杂决定了听者不可能不费任何力气、没有任何背景知识就轻易能理解学者的表达。

其次，接受别人施舍的财物不需要接受者的任何努力，而接受别人发现的真理则需要接受者的主动参与。别人说的事实，不经过自己已有知识框架的检验，就变不成自己认可的事实；别人说的道理，不经过自己的理解和重新合成，就变不成属于自己的道理。如果别人发现的真理与接受者的成见南辕北辙，接受起来就更为困难。

最后，真理经常没有当下的实际用处。对于普通大众，浏览一本科学专著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物质上的进益。

这些因素导致了不管学者如何努力去传播其学术成果、其讲述方式如何生动有趣，结果通常总是只有少数人有能力接受，也只有少数人愿意接受。钱钟书说：“学问是荒江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这并不是学者自命清高，要决意将大众隔绝于学问之外，而是由真理的内在规律所决定。反过来，真理的复杂而缺乏实用价值的特点也决定了学者阶层是经常被大众忽略甚至蔑视的一个边缘群体。

比起完整版的真理，大众不费任何力气就能接受、所以也更乐于接受的是黑白分明的简单价值判断。王小波说：“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优秀的弄权者对大众的这个心理特点了如指掌，所以他们给大众呈现的世界总是最简明的二分式图景：我们正义、敌人邪恶；我们欣欣向荣、敌人水深火热；我们的铁流滚滚向前，敌人不配有在地球上生存的权利。接受了弄权者的图景的大众就成为他们的炮灰。

一个社会不被弄权者领向毁灭的唯一希望是忠实于真理而能与大众进行有效交流的学者阶层。他们知道“我们”经常没有弄权者说的那么伟大和正确，“我们”的敌人也经常没有弄权者说的那么邪恶和不堪。他们也相信每个人都有平等的生存权利。但他们没有权力强迫任何人接受这些认知。不愿意亲近学者和真理的社会将在愚昧和苦痛中不断轮回，愿意亲近学者和真理的社会则可少遭受一些磨难。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学者的思考与弄权者的思考在社会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权力较为分散的社会中，两个阶层在社会中分别据有一席之地，它们之间的互相制衡保证了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在极权特色浓厚的社会中，弄权者垄断了所有的资源，学者被挤压到无足轻重的角落，无法对社会的健康生存作出应有的贡献，而这样的社会也更容易陷入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