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革命而日帝国政府未倒时，我们量力之所能采两个方法对它:
(一)我同意我们的运动成熟，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如日出而干涉，则如俄之对波兰者对之。(二)万不得已，则以列宁之对德者对之。”
这两句话是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的，时间是1920年八月十三日，蔡在法国，毛在湖南。当时中共还没有成立，更不用说坐天下，但蔡和森这短短几句话中，却蕴含着中共创始人弃民族主义取国际主义的构想，隐藏着革命成功的密码，更是毛泽东40多年后当面感谢日本人帮助中共夺取政权的先声，实在不能小看。
蔡和森是在和毛泽东讨论他们的\”运动\”如何才能在中国成功。这封信历来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很受重视，因为蔡谈到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被认为是一份比较早地阐述了中共\”建党思想\”的文献。但站在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这封信却清楚地告诉人们:中共创始人从一开始就不但不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甚至早就准备为了\”革命成功\”而放弃对日抵抗。
首先，蔡和森说他们的\”运动\”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表达的不仅是在意识形态上\”以俄为师\”，而是政治上的全面依靠和组织上的全面联合。为此他有进一步的具体安排:\”我在这方面业已酝酿组织，将于此早组一整队赴俄工作(两年内)。将来以俄为大本营，至少引一万青年常驻工作。\”此外他更明确说，他们的运动必须是\”万国一致的阶级色彩，不能带有爱国的色彩\”。
正像列宁当时期待欧洲或至少东欧也爆发革命、和俄国革命相呼应一样，蔡和森也把亚洲–尤其是东亚的日本–的革命看成是中国革命的国际条件。那么如果中国革命了，而日本不但没有革命而且出兵干涉中国革命又怎么办呢?如上文所引，蔡和森有上下两策。上策是\”如俄之对波兰者对之\”。所谓俄对波兰者是指1920年夏天列宁为了在东欧发动革命，派遣红军入侵波兰，正是蔡和森写这封信的时候。蔡和森一定对这种暴力输出革命的行为不但印象深刻而且认为是将来中国革命成功的可能模式，所以在和毛泽东的讨论中作为上策提了出来。
完整地看这句话:\”我们的运动成熟，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如日出而干涉，则如俄之对波兰者对之\”，这里不但依靠俄国的意思很明确，甚至包含了引入俄国力量来对抗甚至入侵日本，以推动日本革命的含义。因为如果中国革命强大到能输出到日本的地步，那么所谓日本的干涉也就不是一个担忧了，又何来\”一切均借俄助\”呢?
但如果俄国力衰，或者出于其它原因不能到中国来打日本救革命–即所谓\”万不得已\”–又怎么办呢?蔡和森的\”下策\”还是来自俄国:\”则以列宁之对德者对之\”。所谓\”列宁之对德者\”除了列宁和德国签订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不可能还有其它。这个条约是苏俄和德国于1918年3月签署的。当时布尔什维克的政变引起了国内政治分裂，军队瓦解，对德战争无法维持。为了保住通过政变和镇压得到的政权，列宁以割让上百万平方公里领土和赔款60亿马克的代价换取了和平，可以说是为了一党私利牺牲民族利益的典型。这个条约后来由于德国战败而迅速沦为一纸空文，但这并不能拿来为丧权辱国的行径辩护。
蔡和森这里的意思很明白:如果中国革命了，日本来干涉，俄国无力帮忙，那么只能用牺牲领土来换取\”革命\”的成功。在这里\”革命\”成了高于一切、甚至国家主权的绝对神圣的东西。为了\”革命\”什么都可以放弃，什么都可以作交易，什么都不在乎。而这个\”革命\”本身又是什么呢?说穿了，不过是少数革命家通过不择手段取得的政治权力罢了。
蔡和森是毛泽东最好的朋友。和陈独秀李大钊相比，他的头脑和心灵都狭隘得可怕。他所有的知识和策略都来自列宁。列宁是他的上帝。他1920年不远千里，在巴黎写了很长的信和知趣相投的毛泽东讨论\”革命\”，为此准备牺牲中国的领土主权，这是非常有预见性的。看来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这段交流，所以1964年他说\”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不但如此，他还不许日本人道歉，说，\”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
当然，值得说明的是，抽象的\”中国人民\”从来就没有\”夺取\”过具体的政权，只有他本人在通过\”日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得到的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