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我被关进去大约一个月之后便没有再提审过我，因此我已无须每天都考虑如何应付审讯，这样每天除了下棋、玩骨牌之外，一天到晚无所事事，有时为了了解外面的信息以判断国内外形势，我几乎读遍送进牢房的《新湖南日报》、《人民日报》上的每一篇文章，试图从文章、报导的字里行间发现一些国内外政局变化的趋势，以及自己目前的和今后可能的处境。我发现那段时间，当局又在大肆宣扬阶级斗爭，并宣称要以阶级斗爭为纲、阶级斗爭一抓就灵，我跟牢友们说：我们就被他们一抓就“灵”进这里来了。
我心想你们刚刚从“大跃进”、“公社化”、“大炼钢铁”……等运动把国家搞得民不聊生、到处饿死人的困境之中整顿过来，民众刚刚吃了几天飽饭，又要开始搞政治运动了。
由于资讯的匮乏，当时不知道这是毛后来掀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前奏，只认为大抓阶级斗争是毛和中共当局用来转移民众对这些运动及其造成的后果的不满而使用的惯技。后来才知道这只是毛的目的之一，其主要目的是毛为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刘少奇等制造借口。
监獄里的报纸总不能翻来覆去地老看，幸好这座监狱还沿袭了民国时期这座“模范监獄”的传统，还保留了一个图书館，尽管里面的藏书大都已换成宣传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对囚犯们洗脑灌输的书籍，不过也有一些历史、科普方面的书籍。
我在监牢里借过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传记、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卡尔.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罗莎.卢森堡的传记，这些书使我加深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了解。从这些书中我认识到在中共的宣传中，“臭名昭著”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原来是一位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是真心认为只有无政府主义才能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而不是把这作为一个幌子，用作夺取政权的工具。
从这些书中我才了解到，原来共产主义体系里面还有诸多派别，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卢森堡他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与列宁、斯大林和以毛为首的中共当局所搞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不是一回事，前者主张通过合法的议会斗争，而不是暴力革命来实观社会主义，他们是真诚地相信社会主义可以解决资本主义存在的社会问题，他们是真正有理想、为工人阶级谋福利的有献身精神的理想主义者；而后者则是打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招牌蛊惑民众，鼓吹暴力革命来实现自己的帝王梦的阴谋家、野心家。
以前在学校，由于对中共当局及其所推行的“社会主义”的反感，很少去看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面的书，不料在监狱里居然得到了这种机会，这使我认识到，我们要反对以毛为首的中共在中国大陆所推行的帝王集权式共产独裁统治，就要了解清楚这种帝王集权式共产独裁体制的来由，才能找到这种体制的所有弊端、错误和罪恶的根源，使我们为之奋斗的民主社会从源头上消除这些根源，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在监獄里我还借到了不少关于现代科技方面的科普书籍，这些书籍使我增加了许多天文学、核物理学方面的知识，有的令我印象深刻例如：我从这些书中知道从事核聚变研究的装置叫“托卡马克”，它是由一个环形的巨大的高能电磁装置来加速一个环形管道中被加热成等离子状态的氘和氚，这些等离子状态下的氘和氚的带正电的原子核和带负电的电子在管外强力电磁场的作用之下，在管内作高速环形运动，当管内这些氘和氚的原子核被管外的环形磁场加速到足够高的速度，使这些原子核所具备的动能足以克服些原子核发生碰撞时，原子核所带正电之间的排斥力，就会发生核聚变反应，生成锂、铍等較重的原子核，同时释放出比原子核裂变时还要大许多倍的能量。当时欧洲的西方国家的联合核研究中心和共产陣营的联合核研究中心，都已能够在各自的“托卡马克”装置中实现微量的核聚变。所以当时许多科学家都乐观地预言人类实现可控的、可以利用的核聚变的时代已经为期不远了。甚至有科学家乐观地预言：人类将在一二十年内实现可控的、可利用的核聚变，这将为人类提供几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污染的清洁能源(因为核聚变不产生放射性污染)，人类将摆脱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矿物能源的依赖。因为据研究每升海水中所含的重水如果分离出来，通过电解制得的氘和氚如果发生聚变反应，所产生的能量相当于二百五十公斤标准煤燃烧时所释放出的能量，而海水对于人类来说几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然而到今天(我写这一段时是2018年)五十多年过去了，人类在可控制、可利用的核聚变方面仍然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人类离和平利用核聚变的理想还有十分遥远的距离。
我关进去不久，为保持自己身体的健康，我还在牢房里做体操、做俯卧撑、做仰卧起坐。然而不久监獄里恶劣的伙食条件就使我无法再坚持锻练，因为每天早餐不到二两，中晚餐各只有二两多米饭，菜都是菜场上卖不掉的；或是已过季的又老又不新鲜的蔬菜或鹹醃菜，又没有什么油，份量又少。
我原来在学校就喜欢体育活动，饭量比较大，所以对饥饿的感觉比另外几位牢友更强烈，每餐饭后不久，就是盼望下一餐开飯，我经常餓得头脑发晕、心里空空的、两手发抖(这都是低血糖的症状)，只能趟到床上等待开饭。从此我再也不敢坚持锻炼身体了，顶多也只能每天在牢房的空地上来回慢慢地走几圈，以活动一下筋骨和肌肉。我不得不尽一切可能减少体能的消耗。
监獄里每月有一次打牙祭(另外春节、国庆、劳动节和元旦也会打牙祭)，这天的中午会有一样荤菜，有时是几小块鱼；有时是几小片肉，这是囚犯们最高兴的日子。
我关进去已经两个月有余，正当我从牢友们的经验之谈：“凡属涉及“反革命”性质的政治案件，至少要在这里不审、不判地关押一年以上才有可能宣判，如果当局认为你案情重大，但一时又找不到确切的证据对你进行判决，把你放出去当局又不放心，就有可能像那些已经关了十几年的六七十岁的老头一样，把你一直关下去”之后；又从报纸上看到中共当局又在大力宣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爭一抓就灵，而且关进去一个多月之后便再也没有提审过，正当我已作好长期坐牢的思想准备之时。
7月3号上午刚吃过早餐不久，就有管教干部打开我们的牢门对着我叫道：694号带上你的洗漱用具出来，我以为是要调换牢房，便问道：衣服被子要不要带？管教干部说：不要。我心想这是叫我去干什么？既不是调换牢房，调换牢房是会通知你带上所有的行李物品；又不像提审，因为提审是不会要你带洗漱用具的，我带着满脑子的疑惑，带着洗臉盆装上漱口杯和牙膏牙刷就跟着管教干部走出牢房，来到监獄的办公室。只见我校保卫科的文干事和另一位保卫科的干部正在与卢典獄长办交接手续，見我走进办公室，文于事对我说：陈XX，今天带你回学校去接受批判，跟我们走吧！说完他们一边一个把我夾在中间，走出监獄的大门，上了还是送我来的那辆伏尔加牌小轿车，在车上文干事对我说：这次学校领导把你从省公安厅看守所要回来，参加全省高校师生对你的联合批斗大会，你要端正自己的态度，老老实实认罪认错，争取党和政府对你的宽大处理，对于文干事的一番好意，我只能说：我会的。
汽车一直开到学校学生七舍，文干事他们把我交给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刘书记和他手下的几位党员积极份子，刘书记指使这几位党员积极份子，故意把我关到楼梯下面的一间放置撮箕、扫把、拖把等打扫卫生工具的一个狭小的侧面呈三角形的“楼梯间”里，那里面又黑又小，只有在靠内侧的三角形墙面上有一个三十厘米高三十厘米宽的小窗。狹小、黑暗还能忍受，最要命的是七月份是我省蚊子最多的时候，白天，生性喜欢黑暗的蚊子都在这间黑暗的楼梯间里面躲藏，我一关进去成群的蚊子就闻到我这个突然从“天上”掉到它们面前的“美食”那诱“蚊”的气味，就向我扑过来，尽管我不断用我的手扑打我身上皮肤裸露的地方，仍然被前扑后继的蚊子叮得到处都是小疙瘩，奇痒难耐。
关进去不久，刘书记他们还不死心，又把我叫到答疑室威胁我，叫我承认组织了“反革命集团”、“企图判国投敌”、“有电台密码”、“与台湾特务有联系”，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在车上文干部的话已经使我心里有了底，所以我回答说：我要说的都说了、要写的都写了，有没有这些事情省公安厅也侦察过了，他们会有结论的。
刘书记说：你关了这么久态度还这么顽固，你这是自绝于人民。我说那间楼梯间，那么多蚊子不能住人，比监獄都不如！刘书记说：你不老实，就是要让你住在那个地方。中午有看守的同学送来了午饭，当然比监狱里面的好，而且量也不少，我很快就一扫而光，我终于从这餐饭中找到了一点久违的“饱”的感觉。
下午刘书记专门派了两位平时与我关系很好；也被刘书记他们列为我组织的反革命集团的成员的同学来看守我，我早看穿了刘书记他们的用意，是想看我对他们有什么拉拢行动没有，利用他们来从我这里套取一些他们想要的言行以做实我的反革命罪，这两位同学趁无人的时候私下对我说你到底是什么问题？连我们都不告诉，我说：我什么问题都没有，只要你们不乱说、不乱承认，你们也什么问题都没有，我是不会乱说的。我能体谅他们的处境，他们正处在毕业鉴定和毕业分配前的关键时期，他们能不按刘书记他们的安排做吗？
这天下午三点多钟，保卫科的文干事把我叫到答疑室去，只见答疑室里坐着一位衣着朴素的瘦小老头，看年纪应有五十多岁，我进去后他示意我坐下，他对我说：明天就要召开全省高校师生对你的批斗大会(后来我了解到，我省其他的将近三十位“反动学生”都只在各个高等院校内进行批斗，我是唯一由全省高等院校组织联合批斗的，大概是因为我比他们更“反动”吧！)，主要目的，一方面是教育全省师生从你身上吸取教训，不要像你一样走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同时也是对你的挽救。在明天的大会上你要端正自己的态度，虚心接受全省高教师生对你的反动思想的批判，争取党和政府对你的宽大处理，你还年轻今后的日子还长，只要你认真悔改，党和政府仍然是会给你出路的，党和政府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是花了很大的代价的，我们也不想把你作为一个废品隨便就扔掉，我们还是会尽量挽救你，使你将来改造成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你明天在大会上绝不可以采取对抗的态度，要虚心接受师生们的批判，批判会上的发言即使有时与事实有点出入，这都是正常现象，你不要进行爭辩，要相信党和政府会搞清真像，实事求是地作出处理的。他说完后问我：你有没有什么要说的，我说：我没有什么要说的，只是现在安排我住的地方不是人住的地方，又小又黑又髒，里面全是蚊子，又没有蚊帐，我指着满臉，满手臂被蚊子叮起的小疙瘩给他看，他不作声，跟文干事说：带我去看看，我们一起来到那间小楼梯间一看，他便皱起眉头说：是谁让他住在里的，那两位看守我的同学说：是刘书记让他住在这儿的。这位老干部说：刘书记说的也不行！又指示文干事说：赶紧找一间干净一点的房间给他住，还要给他找一顶蚊帐，这么热的天气晚上要让他洗澡，，说完就走了。
后来在文干事的安排下，他们让我住到了传达室工友老张住的传达室里，这里电灯、床铺、蚊帐、开水瓶什么都有，老张就另找了住处。从这件事里我察觉到这位瘦小老头来头不小，也还有点人性，此外从这位瘦小老头对我的谈话内容和态度以及文于事在车上对我说的：“这次学校领导把你从省公安厅要回来”这句话判断出，这位不知是代表省公安厅还是省委宣传部来与我谈话的瘦小老头和我们学校领导(也就是朱凡校长和校党委唐麟书记他们)与刘书记他们在对待我这件事的态度上是不同的(后来的事实表明前者是希望把我的事大事化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量为我开脱，而刘书记他们则是要尽可能把我的事搞大、搞严重，以捞取向上爬的政治资本。
尽管刘书记他们的搞法符合当时的政治形势，也符合中共的一贯作风，然而刘书记的作为早已招致全校师生和校领导们的憎恶，得不到学校领导的支持，而刘书记在学校只能算是一名中层干部，校长、校党委书记的官职又比刘书记的官职大两个级别以上，朱校长、唐书记在省委、省委宣传部、省公安厅和省高教局的人脉关系，也远不是刘书记他们可以比的，这就确定了刘书记他们在与学校领导的这一场暗中较量中，刘书记他们失败是早已注定了的。
老实说，如果刘书记不是得罪了那么多人；如果学校领导跟刘书记他们沆瀣一气；如果不是那位瘦小老头与朱凡校长、唐麟书记他们人性尚存、良知未泯，在当时那种以阶级斗爭为纲、阶级斗爭一抓就灵的大环境之下，仅根据他们已经常握的材料，给我们兄弟三人再拉上几位与我关系密切、在我们的“裴多菲俱乐部”也讲过不少“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同学加上组织反革命集团、进行反革命宣传、企图判国投敌、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等“罪行”，把这个案件做成全省高校的一个反革命大案以震慑全省高校师生，对他们来说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作为我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从犯”的我的大哥和弟弟都被他们当地公安部门当作“反革命份子”判刑管制。
第二天上午九点半批斗会才开始,因有的高等院校离我们学校很远，还有从外地赶来的高校师生。等其他高校的师生都到齐了，保卫科的文于事才来带我去学校的大礼堂，学校大礼堂虽有三层楼，但总共大约只能坐四千多人，外校的师生代表和化学化工系的师生以及部份其他系的师生代表都安排在大礼堂内就坐，我校其他系的师生都自带櫈子坐在礼堂外的空坪上。
文干事带我穿过坐在礼堂外的人群，这些外系的师生，其中有认识我的就指着我小声对其他师生说：这就是陈XX。于是外系师生的目光都一齐转向了我。文干事带我从礼堂前面的侧门进入礼堂，我抬头就看见礼堂主席台的顶上用红布拉起了一条横幅，上面用白纸黑字写着“湖南省高校师生批判反动学生陈XX大会”主席台下放了一张小条桌，条桌上放了一个话筒，条桌后面放了一把椅子，这就是我接受批判的坐位，我的坐位后面才是参加批判会的师生们的坐位。
我把目光移到主席台上、看到省委宣传部部长徐千里坐在中间的主坐上(他曾在我校任过党委书记)那个瘦小老头、朱校长、校党委唐书记，还有几位估计是省委宣传部、省高教局和其他院校的领导分坐在徐部长的两边，台上居然没有“反革命集团”案的主要“功臣”刘书记，不知是他级别不够；还是因学校领导对他的憎恶而不让他上台？
接着朱校长宣佈批判会开始，立即有化学系的党员积极份子带头站起来喊口号：打倒反革命份子陈XX！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老实交待，只有死路一条！强烈要求政府严惩反革命份子陈XX！……，他们每喊一句，其他师生也只好跟着喊一句。其实我知道这些党员积极份子都是在刘书记的授意之下试图用这些“民意”影响对我的问题的定性和处罚。在当时那种宁左勿右的政治大环境之下，台上的领导们虽然都心知肚明是刘书记在背后捣的鬼，也不便出面纠正，更不敢出面制止。
朱校长趁喊口号的间歇连忙宣佈：现在由师生代表发言对陈XX同学(他用“同学”这两个字的含意是表明我当时尚未被学校开除学籍)的反动思想言行进行揭发批判。接着各校师生代表依事先安排的次序，依次上台发言对我的反动思想言行进行批判(因为事先都有有关我的“反动”思想言行的资料印发给各高校师生)。到中午12点，朱校长宣佈批判会暂停，大家去吃午饭，下午两点继续开会。
我回到学生七舍的传达室，有看守我的同学送来午饭，我吃完后，正趟在床上休息，那位痩小老头又来到我住的传达室找我谈话，要我端正态度，正确对待师生们对你的批判言论，即使有的过激、有的与事实有出入，在批判会上也应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对待，希望你不要辜负领导对你的挽救，在批判会结束时作个简短的发言，对师生们对你的批判表个态。我说：好，我会的。因为我知道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我们这些先觉醒过来的人任重而道远，在不改初衷、不逾越自己为人处世的底线的情况之下，我应尽量避免毫无作为地在劳改营里白白地耗费我的余生这种情况的出现。
下午两点批判会继续，会上的发言都是重复批判我的那些所谓的反动思想言行和一些有关阶级斗争方面的政治口号和陳词滥调，我坐在台下都有点要打瞌睡了，我竭力强打精神不让自己睡着，否则如让师生们发现我在打瞌睡，那立即会召致一片：陈XX不老实！陈XX抵制批判！之类的口号声，给刘书记他们要求将我逮捕法办提供口实。
批判会一直持续到下午五点，好不容易才听到朱校长宣佈：今天的批判会暂时就进行到这里，下面请省委宣传部徐部长讲话，并宣佈对陈XX同学的处份。
徐部长讲话的大意是：陈XX同学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深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平时又不加强政治学习，忽视自己思想的改造，一贯坚持走“白专道路”，使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没有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以致当国家遇到一些暂时的困难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信心就发生动摇；对党的方针政策就产生怀疑，从而使自己走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希望广大师生从陈XX同学身上吸取教训，加强政治学习，加强思想改造，树立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做一个“又红又专”的优秀教师和优秀学生。
陈XX同学所犯政治错误性质是十分严重的，是属敌我矛盾的性质，本应依法严惩。但党和政府考虑到他还年轻，还有改过自新的可能，本着我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根据上级文件的精神把他的敌我矛盾性质问题，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根据省委宣传部、省高教局和湖南大学领导共同研究决定：给予陈XX同学定为“反动学生”，送往普通国营农场“劳动教养”三年的处份。处份期间保留学籍，发给大学毕业生工资的一半作生活费，三年后处份期满，回校补发大学毕业证书，由国家按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然后朱校长说：陈XX同学，你对老师、同学们对你的批判和给你的处分有什么意见？我对着话筒说：感谢老师和同学们对我的批判和帮助，接受领导对我的处分，今后通过劳动来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我说完之后，朱校长便宣佈散会。
由于天色已晚，已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已不便把我送回省公安厅看守所，我又在学生七舍的传达室住了一个晚上。此时一直笼罩在我心头的一种“前途未卜”的压抑一扫而光，一种一千零九十五天之后又可重获“自由”的希望已经出现在眼前。结果比我自己和同监室牢友们的预计都要好，这一夜我睡了一个好觉。
到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从农场返回学校之后，才从造反派的大字报中了解到，徐部长所指“上级文件”是1963年针对“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量俄死人”、“物资极度匮乏”、“农村干部刮五风”……以来，高校师生的思想言论对中共当局和社会现实多少流露出一些不满的有关情况，周恩来召集高教部和中宣部的负责人一起开会制定了一个1963年《中共中央八十五号文件》(该文件系内部绝密文件只发到省、军级和各高校单位和主要高校负责人)，该文件规定鉴于“反右”以来全国高校师生思想出现波动，利用前几年国家出现的暂时困难，怀疑甚至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方针政策，为打击和消除这些不良现象，文件规定从1963年起每年在各高校应届毕业生中按一定的比例(我从以后了解到的情况估计这个比例大约在千分之一左右)查处一批反动学生进行公开批斗，然后送往普通国营农场劳动教养两到三年的处份以震慑全国高校师生。
也许朱校长、唐书记还包括那位瘦小老头就是以这份文件为名，名正言顺地把我从省公安厅看守所要回学校当作“反动学生”处理，以打破刘书记他们要把我当作“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处的如意祘盘。
7月5日上午9点左右，文干事和另一位学校保卫科的干部来送我回省公安厅看守所，仍然是坐那辆伏尔加牌小轿车(那是当时学校唯一的一辆小轿车)，大概是因为夏天美式吉普车内的情况外面看得清清楚楚不利于保密，习惯于保密的中共当局，像抓捕人犯这类见不得人的事，是不想让外人知道的，这大概就是我往来于学校与省公交厅看守所之间，都是用学校那台伏尔加小轿车接送的原因吧。
我一回到07号牢房，牢友们就围拢来关切地问我：小陈，怎么样？这两天他们把你弄到哪里去了？我说他们把我弄回学校批斗去了，处分也下来了，是去农场劳动教养三年，他们都说想不到你的案子这么快就了结了，而且处分又这么轻，我们都以为你的案子至少要在这里关一两年之后才会了结，而且至少也要判你个十年八年的。
老于世故的张幼良和刘振东却说：看来你这次一定是遇到贵人暗中相助，否则共产党是不会这么便宜你的。有些详细情况我当时并不十分清楚，但学校领导还有那位瘦小老头与刘书记他们在对待我这个案件的态度上有明显的差别是我当时已感知到了的，但又不便对牢友们明说，我只好说也许是吧。
由于案子已作处理，我便获得了与家属通信的资格，回到监獄的那天晚上，我找张先生借了一个信封(此前其他四位牢友他们都有与家属通信的资格)和一张信纸给我母亲写了一封短信，告诉母亲我的事情已作出处理，请她放心，并要她请我们同屋住的邻居的儿子冯亨大通过保卫科到我原住的学生宿舍把我的行李、书籍取回家。冯亨大也在我校道路建筑系唸书，比我低两年。并要母亲给我送两本英语书和几件换洗衣服、肥皂、牙膏、信纸、信封给我，并告知母亲每月的多少号是给囚犯们送东西的日子。又提醒我母亲：食品是不能送的。第二天早晨开牢门时，我拿着那封没有封口的信(为便于獄方检查，囚犯们的信是不准封口的)向陆典獄长喊：报告！我要寄封信回家，请从我保留在所里的钱中买一张邮票帮我贴上。卢典獄长接过我的信说：我会帮你寄的。
后来听牢友们说：这位卢典狱长是广西人，抗日时参加国军抗日，解放初期随部队起义参加解放军，又参加“抗美援朝”战爭，大概因系贫苦农民出身，又入了党，后已晋升至营级(？)干部，朝鲜战爭结束回国后，中共当局裁军，他被转业到省公安厅看守所，后来升任所长(也就是典獄长)，他对囚犯们的态度比其他管教干部要好。
信寄出去不久，就收到母亲的回信，要我好好改造思想，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这是她在信中唯一准许；而且也是必须说的话)，并说我要的东西到规定的日子，会委讬别人送来，我在学校的行李和书籍冯亨大已帮我带回家(我后来才知道，我母亲因三个儿子都卷入反革命案而焦虑成疾，早已卧病在床，不能到省公安厅看守所送东西，是出钱请附近一位邻居的儿子，一位失业青年帮忙送的)。我从母亲不能亲自到省公安厅看守所给我送东西这一情况已判断出，原本就身体不好的母亲，在父亲刚去世不久，三个儿子又都卷入反革命案的双重打击之下，母亲可能已身患重病，才不能亲自来省公安厅看守所给我送东西，这使我为母亲的健康十分担忧，我企盼她能安然渡过她人生中的这一难关。
在看守所规定的亲属可为囚犯送东西的日子的次日，打开牢门开饭时，卢典獄长对我叫道：694号，你家里送东西来了，随即从服劳役的囚犯推的一辆放满了囚犯亲属送来的物品的小推车上取下我母亲托人送来的、己被看守所干部打开检查过了的一个包裹交给我，我需要的东西都送来了，这样我每天就可以花时间来记英语化学专业书上的单词，另外就是看从监獄图书馆借来的书，就很少参与与同室牢友们下相棋、玩牌九的游戏了，有了书报看，即使不跟牢友们下棋、玩牌九，日子也不觉得难过，在阅读之中一天就在不知不觉之中过去了。
这段时间有几件事却令人终生难忘，一件是八月的一天，那几天连续高温酷热难耐，那天又不是打牙祭的日子，晚餐的时候每人居然有一小钵豆豉辣椒蒸肉，而且不像平时打牙祭只有几小片肉，而是几乎满满的一小钵豆豉辣椒蒸肉，我和牢友们一见都大为惊喜，都十分珍惜这久违的美味，为了能较长时间地享受这难得的美味，都细嚼慢咽仔细品味其中那妙不可言的滋味。尽管我从小也吃过不少美味佳餚，但我却觉得这一份豆豉辣椒蒸肉的味道，不知要比我以前所吃过的任何一道美味佳餚的味道要好出何止十倍、百倍。以致于后来我平反落实政策成家之后，我不止一次地要我的夫人，甚至我亲自动手精心制作一份份豆豉辣椒蒸肉，试图重新找回在省公安厅看守所那次吃豆豉辣椒蒸肉时的那种令人永世难忘的妙不可言的美妙感觉，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我没有一次从中吃出过在省公安厅看守所那份豆豉辣椒蒸肉的哪怕十分之一的味道。
多年之后才知道那次监狱里能吃到一次份量那么多的豆豉辣椒蒸肉，是因为那次市里最大的冻肉厂的冷却系统突然出了毛病，积存在冷库的大量冷冻猪肉迅速解冻，而那几天气温又持别高，解冻后的猪肉无法保存，只好动员职工降价到处去推销，监獄离冷库又很近，自然成了降价推销的单位之一，这才使我们意外吃上了一次份量那么多、味道那么好的豆豉辣椒蒸肉。
这件事使我认识到我们对一件亊物的认知和感受，不仅取决于这件事物本身的性质；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接触这件事物时的处境和心态。
第二件事是有两三天的白天，连续听到不断的开关牢门的声音，大约每隔三、四十分钟就可听到先后有两间不同的牢房各发出一次开关牢门的声音，我们五位牢友都在猜测监獄里这两三天究竟出了什么事，因为不像是给囚犯们互相调換牢房发出的声音。直到这天午飯后不久，我们都趟在床上午睡，管教干部打开牢门对我们喊道：都起来，到外面放风啦！我们都起来跟着管教干部走到牢房过道对面那板墙上的一扇小门边，穿过小门进入一块种满蔬菜的大菜园，管教干部让我们在每块菜地之间的小路上活动活动，半小时后回牢房。
我们一进入菜园一阵新鲜空气迎面扑来，使我们那早已习惯于牢房内那充满尿骚味和人的汗臭味的呼吸系统、嗅觉系统和神经系统顿时感到焕然一新，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油然而生。沐浴在夏日的阳光之下，更是让人心情舒畅，夏天烈日之下的曝晒居然成了囚犯们难得的享受。
平时由于牢房里终日都照射不到阳光，有时为了晒到一点阳光都要从粗大的窗栅栏的缝隙中把手臂尽量往外伸才能使手指刚好能晒到一点阳光。这天我干脆把上衣脱掉充分享受这难得的日光浴。我环顾了一下菜园四周，四面都是一层楼的平房，靠南的一面是监獄的办公区这一边靠菜园的墙面上有几扇窗户，进菜园的门也在这一边的墙上，其余三面都是牢房这三面的墙上都没有窗户，这三面墙的里面就是过道，过道的对面就是牢房。站在菜园里看不到监狱外围的围墙(因被四周的房子挡住)，但能清楚地看到外围墙四角高高耸起的岗楼，我们在菜园里一边走动一边抬腿甩手，尽情享受这难得的没有尿骚味、汗臭味的新鲜空气和阳光的照射，然而半个小时的放风很快就过去了，管教干部又带我们离开菜园关回牢房。接着又轮到下一个牢房的囚犯们放风。
回到牢房后我问牢友们，以前也放过风吗？他们都说自他们关进来起，就从来没有放过风，今天不知是什么原因居然给我们放了一次风。后来听服杂役的牢友说，最近有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要来这座“模范监獄”视察，“放风”是做样子给他们看的，以后又再也没有放过风。我开玩笑对牢友们说：以前国民党时代，囚犯们几乎每天都要放一次风，而且是所有的犯人一起放，现在连放风都没有了，这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来视察才放一次风，而且是一间一间牢房分开放。我指着那位姓资的右派份子笑着说，这真是你们右派们所说的“今不如昔呀”！他们四人都笑着说：小陈！你刚被政府宽大处理，只判你劳教三年，就又在这里发表反动言论啦！就不怕我们打小报告让你再当上反革命，判你几年刑吗？我笑着对他们说：我来之前你们一天到晚愁眉苦臉、度日如年，我来之后做相棋、做骨牌、做筹码让你们一天到晚玩得高高兴兴，日子过得“轻松愉快”，我才不会相信你们会对我恩将仇报，你们要打我的小报告，那就太没有良心了吧！
其实我知道我的案子已从公安厅移交给省委宣传部、省高教局和我们大学处理，而且已经作了结论，即使他们打小报告也起不了作用，况且这个“反动言论”的“反动”程度还远不及我在学校里的那些“反动言论”，他们即使打小报告对整个案件已经不能产生什么影响了。
第三件事是听牢友们说这坐监獄里还关了一些女囚犯，有的女囚犯已经被关得发疯了，我没有看到过女囚犯，但听到过发瘋的女囚犯发出的狂叫声，尤其是在半夜听到这种狂叫声，今人心生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也听到过女囚犯们发出的唱歌声，有一位女囚的歌声还非常悦耳。有一天后半夜突然听到走廊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开牢门的声音，接着又听到好几个人急促的脚步声，牢友们都说肯定是哪间牢房里有人自杀了，我听了还半信半疑，第二天从送饭的劳役那里打听到原来是女牢里的一位三十多岁喜欢唱歌的女囚，昨晚用被单撕开做成的绳子在窗户的木栅栏上上吊自杀了，没有抢救过来。从此那悦耳的歌声便在省公安厅看守所永远地消失了，我听后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愁怅和惋惜。
从七月五号回到省公安厅看守所后，我和牢友们都在推算什么时候会把我送去劳教，都估计按惯例判处之后的几天之内囚犯便会被送到劳改或劳教单位去。然而我等了一天又一天，直到9月5日上午9点多，一位管教打开牢门对我说：694号趕紧收拾好行李物品，然后又关上牢门，我连忙收拾好行李物品打成包以便于携带，牢友们都带着羡慕的眼光对我说：小陈这下有望头了，我安慰他们说：你们的问题也会很快解决的。
半小时后，那位管教又来打开牢门，我背上行李跟他走出牢门，我回头与牢友们挥手告别，管教带我来到监獄办公室，我见保卫科的文干事和另一位保卫科的干部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们在我到之前已与看守所办好了交接手续，就叫我跟他们走出鹿洞里十四号省公安厅看守所，走到那辆伏尔加小轿车旁边，放好行李，我们坐在小车的后坐，按规矩他们一左一右坐在我的两边，然后司机发动汽车带着我离开了这个让我留下了许多永生难忘的记忆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