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学生们曾以绝食的方式，提出反腐倡廉的口号，遭到当局的血腥镇压，酿成历史性的惨案。二十年后，中国政府在腐败问题上有了怎样的变化呢？
经过二十年的时间跨度，其实在“六四”的那一时间点上，政府官员们还只是满足于酒桌上的吃吃喝喝，满足于一般的小恩小惠，胆战心惊地倒卖一些政府文件，换一点小小的利益。而当今的中国，买官卖官已经成了官场的基本守则，钱权交易的巨额利润要以百万、千万为基本单位来计算。政府不但直接参与土地交易，而且操纵房价，渗透股市，高官的子女则控制着电力、石油、烟草、电信、粮食等国有行业。在中国，只要是国家的，就是政府的；只要是政府的，就是政府官员的；只要是官员的，就必定是腐败的。
中国政府的职能，其实就是让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利利益化，利益获取合法化。政府官员们不但没有像其他行业那样多次精简，反而一再扩编，办公大楼越建越气派，工资待遇也越提越高，公务员们已经变成利益垄断的特权阶层。政府不仅垄断了太多的权利，还能随意修改规则，政府靠官员敛财，官员靠政府致富，所以百姓的住房可以强拆，农民的土地可以强征，类似三鹿奶粉的行业腐败更是无法抑制，假冒伪劣成了中国经济的中坚力量，是GDP增长的催化剂，而中国政府作为特权阶级的代表，已经完全站在民众利益的对立面。
中共在“六四”的枪声里，通过武力实现了让腐败合法化：汶川地震的“豆腐渣”不予追究，毒奶粉的患儿不予索赔，无论死了多少人，无论出了多大的事故，政府都没有错，更不会向人民道歉。北京当局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下，似乎真的让中国“稳定”了二十年。这二十年里，体制性腐败渗透在方方面面，造成中国的道德水准和社会的诚信度越来越低。只是短短的十几年，中国五千年的道德传统就被彻底打破，是非廉耻的标准统统化为乌有，政府官员对金钱和女色的贪恋，已经让包“二奶”成为社会主流风气，共产党员不仅对婚外性不再躲躲闪闪，而且堂而皇之地炫耀“三妻四妾”，他们已成为国内情色市场的主力军之一。潜规则在政府各阶层之间发挥着潜能量，比毛泽东时代那些“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威力大多了。非常讽刺的是，曾经被中共视为“旧社会”标志的吃喝嫖赌，已经变成共产党人的光荣和人生追求。腐败也成了中共内斗的常规武器，整垮对手，排除异己，只要查他的帐，保证达到“腐化堕落、生活奢糜”的标准，这一整人秘籍，百战百胜，中共的当权派里面，无人能过贪腐这一关。改革开放更是给政府官员的腐败提供了便利，高官们肆无忌惮地侵吞国家的财产，一旦风声不对，马上携款逃到国外，对栽培他的党和政府做出彻底的背叛。
政府官员充当了政府垄断利益的帮凶，是政府利益的受惠者，自然不会替百姓说话，必然导致人民对政府失去基本的信任。表面上，中国的老百姓在子弹和坦克的震慑下，沉默，沉默，再沉默，但整个社会对政府的不满却在加深、加深，再加深。杨佳袭警案，代表了百姓在强权下的反抗，在有理无处说的社会，杨佳的行为赢得老百姓的叫好，甚至喊出“打到共产党”的口号。邓玉娇杀官，则代表了被侮辱的女性对政府官员的反抗，为了贞洁而拼命，这一中华文明的古老方式，出现在现代文明的今天，是历史倒退了，还是中国堕落了？杨佳28岁，邓玉娇21岁，同样是来自底层的百姓，同样是青春年华，在一个“依法治国”的文明国度里，中国人的孩子却只能无奈地以死相拼，这样的政府还是人民的吗？
面对世界，中共的媒体总爱夸耀中国的历史多么悠久，回顾这漫长的历史，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都离不开军队，离不开当时最先进的武器，但是那些朝代最终都成为历史的记录，没有一个统治者靠军队和武器让江山天长地久。当民怨沸腾的时候，就像喷发前的火山，沉默中聚集着能量，时间越久，喷发就越强烈。当政府不再代表人民的利益的时候，当政府官员视草菅人命为自己特权的时候，杨佳和邓玉娇就不是偶然的案例，而是一个社会动向，即使更多“六四”式的杀戮，都不能够阻止来自人民心中的反抗。
当人连死都不怕的时候，镇压还有用吗？当老百姓为了公道以死相拼的时候，政府还能做什么？中共在“六四”的鲜血中获取的，一定会在腐败中失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