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前不久过世的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的说法，开发中国家在达到某个人均收入水准时，政权变得最脆弱。中共目前似乎就要接近那个水准了。并不是说生活水准提高会产生政治不满，而是一般人对生活水准持续上升的期望和实际上的停滞或下降形成的落差，会成为不稳定的因素。中共大力宣传“保八”的成长指标，也是担忧这个指标若达不到，就无法解决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的就业问题。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世银对今年中共经济成长的预测是百分之六点五。这个数字对发达国家来说，已令人称羡。但对中国大陆来说，从往年的百分之十三降到百分之六点五，其中的落差不能不令人担心，尤其是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居高不下，更是增加了社会不稳定的机率。这不是唱好或唱衰的问题。唱好未必能安然过关，唱衰也未必发生动乱。值得注意的倒是为什么衰退情况严重得多的日本（负成长百分之十五）、西欧，反而不像有正成长的中国大陆那样如临大敌，严阵以待？除了前者藏富于民，社福健保照顾周到，而后者人口多、底子薄、社会保障少之外，政治制度的安排使得前者的体制与政府分开，政府的法统由体制而来，实际运作的政府即使因议会倒阁而垮台，体制依然存在，人民的意志可通过选罢程式来表达。体制的稳定也就保障了社会的稳定。这是为什么负成长严重的日本、西欧政府反而要比有正成长的中共政府笃定得多。
掺水业绩维持政权
中国从毛死后第二年开始，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九。世银统计贫穷线下的中国人，从一九八一年的百分之六十五缩减到目前的百分之四，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使五亿人脱贫，是了不起的经济成就。毛挟其教主型领袖的独特地位，胡作非为，由大跃进而文革，让中国老百姓受到浩劫，建政三十年还困在泥沼里。毛死后改革开放，虽抛弃了意识形态的符咒，却还是延续了一党专政的旧制，党要做永不下台的全能执政党，依赖精英主义的决策机制。政权的法统便要靠业绩来维持，而在全球衰退的大环境，由政府挹资的经济振兴方案，为达成业绩指标，免不了要掺水造假，搞出大而无当、不具经济效益的面子工程。这是维系政治法统的代价。当然，靠业绩表现来继续执政总比靠意识形态的符咒强，可是倘若业绩不振，人员上马下马的换班，仍然不脱派系斗争的老套，人民的意志何尝有表达的空间？所以，为了长治久安，避免权力斗争引发的政治瘫痪，政权的法统最终还是必须过渡到定期公开举办竞争性选举的民主体制上。然而，这正是中共统治集团的盲点。在今年的人大、政协会议期间，网路上已有人质疑那些代表究竟是谁选出来的。虽然质疑的言论很快就被网警删除，中共若认为，年年完粮纳税的人民，会让中共无限期行使独裁权力，恐怕也是一厢情愿的妄想。
（作者为苹果日报文化时事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