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四名香港新聞工作者二十年前在天安門廣場親歷六四,寫了《人民不會忘記》一書。部分記者以八九「六四」為起點,持續關懷中國民主和發展,以及流亡海外民運人士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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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六四」二十週年的到來,「八零後」的年輕人探問六四真相的聲音也越來越大,他們問道:當年我們年紀小,太多的事實看不見,究竟真相是什麼?


二十年來的確沒人表示過確知整體真相,也正因如此,香港六十四位新聞工作者於八九年合作完成的新聞紀實書籍《人民不會忘記》,就更顯珍貴,六十四位傳媒工作者,第一手現場採訪,親眼親耳的六四經歷,這不正是歷史嗎?


《人民不會忘記》二十年再版,編委會發言人楊健興對亞洲週刊表示,六十四位記者的如實報道,為外界及年輕人呈現新聞工作者的不同角度,「作為六四史實,香港記者擔當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人民不會忘記》清晰地記下了二十年前四至六月的天安門廣場、長安街、木樨地及前門大街等地,每天發生的事情。上千記者圍繞在廣場一帶,其中數百名為香港記者,他們大部分留守至六月六日才撒走。記者大都不願離開第一現場,但報館及家人卻催迫他們回去,攝影記者陳木南也是報館要他離開,並告訴他家人很擔心,然而,二十年過去,六月五日及六日的告別,仍是他人生最大的遺憾,六四對他來說,是不能磨滅的印記。當年的六四前線記者,今天雖已人到中年,亦有三分之一離開傳媒界,但不能否認的是,這群記者當中已有不少人視八九年為人生的一個新的起點,從那時候起,更加關注和記錄中國人的生活軌跡,不斷為六四提供新元素。


陳潤芝很早就計劃寫六四二十年的書,她當時是亞洲電視記者,每天直播廣場實況。去年她前往美國,以新聞紀實手法採訪「黃雀行動」前線總指揮陳達鉦,以及流亡海外的六四民運人士,包括王軍濤、程真及遠志明等;六四二十週年前夕,《六四二十》書出版;她對亞洲週刊說:「許多人說現在國家這麼穩定,還提六四幹嘛?這不是不關我們的事,若果沒有新聞的探索和反省,事件就不斷重演,像三鹿奶粉、豆腐渣工程,不要那麼天真啊!


在她的書裏,遠志明已是一個教會的傳道人,六四出走後,他對血腥鎮壓有另樣的反思,「他深徹反思人的罪性,現已成為基督徒,從事傳教,以心救國」。


另一前線六四記者張炳玲對六四二十年的參與,更糅合了理想主義的情懷,她擔當了「我要回家」運動的義務總幹事,該運動以人道精神及法律途徑協助流亡八九民運人士早日回家,去年在歐美逐一尋找這批人士,今年陸續出版了《回家》和《再回家》兩書,由他們訴說不能回家的心情和看法。張炳玲對亞洲週刊說,未來她仍會朝著六四向前走,繼續跟進流亡者的故事,還會尋找六四人士第二代的足跡。


相較於文字記者,攝記用鏡頭紀錄六四歷史,運用影像的角度,提供了直觀視覺和意念態度等廣闊的思考空間。


六十四位記者中的不少攝記及自由工作者,包括當年拍下六四坦克進城、人民以肉身阻擋坦克的陳木南、黃勤帶、冼偉強及謝明莊等,為紀念六四而舉辦「阻抗的表演」攝影展。


「六四攝影展,不僅是回顧歷史,影像為當年留下了證據,但六四同時也是一個起點。」當年在現場拍攝的謝明莊對亞洲週刊說:「十一位參與的攝影師不僅停留在六四,這次也是他們二十年來對六四事件的回應,每人以六四事件作起點,以不同層次和看法,紀錄中國二十年來的發展。」


然而,整個「阻抗的表演」何去何從?策展人楊陽接受亞洲週刊專訪時說:「若今天仍以激情來形容這些攝影師的六四情懷,那是矮化!」二十年前,很多攝記都是初出道,充滿年輕的激情。二十年後,六四在他們心裏沉澱,激情已然深化,「『阻抗』就是帶著一份沉著與疑惑,肯定地繼續追求自由民主」。


「阻抗」所傳遞的最重要訊息是:啟發。楊陽說:「展覽的方向不是整合,而是提供不同的思考空間,六四除了政治以外,還有民生啊!」所以,除展出當年六四坦克開進城的相片,展示證據確鑿的受傷的人民,還有二十年來中國消費主義及人民生活的紀錄。「二十年來這批攝影師仍背負社會責任,像一種承傳。」


二十年呼嘯而過,但對當年在現場採訪的記者而言,廣場仍如昨日。


當年六月四日凌晨,也是陳潤芝心裏最難忘的六四,她親眼看著裝甲車衝進長安街,街上人群密麻麻,看上去如一塊絨布地氈,但出於憤怒,人民完全不躲不避,良久才願意移離,但裝甲車像保齡球滾動,「前面的人可以走開,後面的呢?」她大叫:「小心!不要呀!不要呀!」又立即打電話給同事謝志峰及包雲龍,叫他們全體回來,但他們不肯。北京飯店外已充斥嗆人的催淚彈味,人民擠在各大小通道,阻擋解放軍進入,記者以濕毛巾包著口鼻在現場採訪。那個晚上,亦是陳潤芝親眼看著王維林擋在坦克前,第一次感到憤怒的力量是如此巨大。


六四事件發生後,香港記者打破行家爭奪新聞的常規,也打破報館的局限,一起以個人身份寫成厚達三百八十四頁的《人民不會忘記》,香港記者及攝記的現場採訪及新聞圖片,兩個月後出版,賣出五萬本;今年再版五千本,剛出版就已全部賣光,六月四日香港舉行六四燭光晚會前,會再推出五千本。楊健興說,人們可以說,不明白事件的全部,但香港記者紀錄了很多很多真相,就讓讀者自己尋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