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本期被访谈人：孔天乐，1989年时为河南大学法律系本科生，现居澳洲，从事旅游业。
焉然：孔先生你好！八九年时，你在河南大学读书？
孔天乐：是的。当时我是河南大学法律系三年级学生。
焉然：可以请你向大家介绍一下八九年时河南大学和当地民主运动的情况吗？
孔天乐：我们学校位于河南开封，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在我们那里发端较晚，结束也较晚。河南开封学生和市民成规模的游行\”六四\”以后一直持续到6月21日，并被当局定性为\”六二一反革命事件\”，多人因此被判刑。估计这大概也是全国持续最晚的游行了吧？
80年代大学里气氛相对活跃，当时学校里各种学生社团五花八门，经常举办一些研讨会。北京学潮起来后，同学们也跃跃欲试，但因为没什么人领头，就一直没有动静。北京学生都已经在广场绝食了，我们那儿还是没什么动静，只是同学之间有时会议论议论北京的事情。大伙儿也都挺纳闷儿，在等待一个契机。五月中旬学生真正走上街头，起源于一次很偶尔的机缘。
本来我们学生宿舍过了晚上11点要熄灯的，可能是那一阵受北京的事情影响，5月以来突然不熄灯了，一些宿舍整夜亮着灯。我当时大三，功课不太紧张，同学们晚上有时在宿舍里打打牌。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突然全校大停电。因为有一段时间不熄灯了，突然教室、宿舍漆黑一片，大家很不习惯，纷纷跑到了外面。停电也就停了大约20来分钟吧，后来虽然来电了，也说不清谁带的头，好多学生已经涌到了校门口，当时晚上学校大门已经关了，大家要求门卫打开大门，要出去游行，后面的人涌着前面的人，场面无法控制。我是河南大学子弟，我爸就是学校的教师，家离学校不远。我妈那天也去了校门口专门找我，她眼尖，一把把我从人群里揪出来，硬要我回家。我跟她回到家，后来还是趁她不备跑了出去。这时候河南大学上千的学生已经冲出校园游行了。那天晚上学生们成立了\”河南高校自治联合会\”。
后来的几天，虽然我妈坚决反对，我还是不顾她的阻止天天跟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我还参加了学生纠察队。我们游行时，市民夹道欢迎，反响热烈，好多人给我们送水、送吃的。我们设立了募捐箱，为声援北京的学生向市民募捐，后来捐到了上万元人民币。大家推举我和一些同学把捐款送到北京，结果有好几百人要去北京声援。因为开封没有直达北京的火车，我们分批先到了郑州，在郑州火车站汇合一起去北京。校长和系领导都到郑州火车站试图阻止我们，让郑州分校的校车接大家去分校休息，动员大家回开封。最后还是没拦住，我们有三四百人上了火车。我们系书记后来被撤职。
焉然：你们去北京声援是什么时候？
孔天乐：我们到北京时，已经是5月19号。一到北京火车站，全是各地来的学生！我扛着一面带来的\”河南大学\”校旗，领着大伙儿直奔天安门广场。我们校旗\”河南大学\”四个字是胡耀邦题写的，后来这面旗插在正对着人民大会堂的广场外围，非常醒目。由于火车上没吃什么东西，我到广场没多久就晕过去，同学把我送到广场的急救站，急救站的人说是脱水，给我喝了葡萄糖液。那天凌晨赵紫阳已经去广场看望过学生，从赵所说的话里，大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下午广场的学生宣布结束绝食抗议。不久国务院就宣布了\”戒严令\”。广场指挥部决定让女同学和一年级新生先回校，其他的自愿留在广场。当时很多女同学和新生不愿走，走的和留的同学在衣服上互相签名留念，大家痛哭流涕，场面很感人。当时我穿的一件T恤衫写满了同学的名字，但很可惜这件有纪念意义的衣服后来被我家人给毁了，怕\”清查\”的时候惹祸上身。
当时我在北京读大学的中学同学听说我到北京了，就跑到广场来找我，劝我跟他一起离开，因为\”戒严令\”已经颁发了，接下来很可能是镇压。这也是当时大多数同学的预感，但我们基本上都以为，\”镇压\”了不起是武警拿着大棒、警棍驱散我们，就象七六年的\”四五运动\”那样，顶多再用上催泪弹和高压水龙头，自愿留在广场的同学，都做了\”挨打\”的心理准备，但极少有人想到，最后会动用真枪实弹和坦克车镇压。当时我跟来劝我离开的中学同学说，我不能走，因为河南这些同学是我带来的，我不能丢下他们自己走。他就一时也没走。
送走离开的同学后，自愿留在广场的同学集体宣誓，我记得誓词里有\”头可断，血可流，民主自由不可丢！\”当时全场几十万人的声音在广场上轰响，宣誓完了，很多同学都哭了，周围的市民也跟着我们一起痛哭，有的市民哭得跪在了地上，有的市民激动地说：\”学生都是为了我们才这样连命都不要了！同学们你们放心！有我们在你们绝对不会出事！我们绝不能让解放军动你们！\”
当时的场面的确令人热血沸腾，终身难忘！本来想带我离开广场的北京同学见了，当时就说，我也不走了！后来就传言军队即将进城，广场指挥部便分派同学到各个不同的方向去堵军车。我带着河南一起来的同学去了南池子那一块，来劝我离开的我北京的中学同学也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在二外、广播学院、南苑机场那一带堵军车，我们待了一整夜，还真碰到几十辆军车的大队人马。我们就和市民一起站在马路中间拦住军车，当时人很多，我挤在人群中间，听到前排的市民向军队宣讲北京的情况，说学生是爱国的，劝他们不要镇压学生，一个头戴钢盔的军官下车来跟市民谈了谈，最后那几十辆车掉头原路返回，我们很激动！高喊\”解放军万岁！\”\”军民团结万岁！\”等口号。当时北京外围好多地方发生了类似的情形，五月二十几号第一次部队进城戒严以失败而告终。
五月底我回到了广场。后来广场上树起\”民主女神\”像，开办\”民主大学\”，\”四君子\”进场绝食等，我都有份见证。但由于戒严令颁布以后，各单位、居委会都传达严令不许市民再给广场学生送吃的，所以学生们的后勤补给发生困难。我们一到北京时，就把带来的一万多捐款交给了\”高自联\”，自己身上没带多少钱，当时我跟河南来的同学买盒饭，我们都只敢两人买一盒，因为没有多少钱。广场上有时候给大家发点面包，但根本吃不饱。后来虽然\”港支联\”给广场送来了帐篷，但几万人吃的问题仍然很难解决。大家又累又饿，渐渐散去了一些人。当时也有人提议学生全部撤离，回各学校搞\”校园民主\”，但还有几千人不肯走，想等待人大召开特别会议。
焉然：\”六四\”时你还在广场吗？
孔天乐：不知道我算不算是幸运，我是3号离开广场的。我有个亲戚家在北京，3号时亲戚家来人到广场找我，接我回他家。当时我又饿又乏，好几天没吃多少东西，也没休息好，就想先回去调整一下再回来。我亲戚骑自行车把我带了回去，3号晚上我正好在亲戚家，突然听到外面爆竹似的枪声！我惦记着广场上还有我同学，就想冲出去看看，我亲戚怕我出去了万一出什么事，就死命拦住我不让我出去，后来我就在亲戚家待了一整夜。我亲戚家住楼上，那天晚上窗玻璃都被子弹打碎了，所幸没有人受伤。4号一早，我亲戚就开车送我出了北京，要我回家，说待在这儿危险。我亲戚家住在城区外围，一路还是受到戒严部队的盘查，不过还是放我们出去了。我后来听北京的同学说，他亲眼看见3号晚上在二外门口，北广的一位学生被枪射中左大腿动脉，当时就死了。我亲戚的一位同事的儿子那天晚上也被打死了。
焉然：你广场上的同学情况怎样？有人伤亡吗？
孔天乐：和我一起来北京声援的同学后来陆续离开了一些人，最后还有100多人跟着最后一批撤离的同学一起撤出广场。我同学告诉我，清场到最后时，他们有一些同学围在纪念碑附近，解放军拎着大棒上来就一通乱打，有学生被打得从纪念碑的栏杆上摔下去，也有人中弹倒地的。广场上最后一批学生是被暴力驱散的。侯德建后来说他没看到广场开枪杀人，其实广场那么大，他不可能看到全部。广场并不是没有杀人，只是没发生大规模的杀戮。丁子霖老师的名单里不就有学生在国旗旗杆那儿被枪杀的？后来我们学校各系清点人数，还好我们学校的人都回来了。
焉然：回去以后呢？同学们有什么反应？
孔天乐：我虽然侥幸没有亲眼看到杀人的场面，可当时还是有不少外电的资讯传来。六四屠杀的惨痛让同学们无比愤慨！面对中共的残酷镇压，同学们不惧危险，仍然进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回去后我在周围同学中募捐准备买花圈，由于当时不少人刚从外面跑一圈回来，大家身上钱不多，只捐到20来块钱。店里的大花圈要50多，我就自己垫了30多。后来审查组反复问我，买花圈的钱是不是工自联给的？我说不是，同学凑了20多，我自己垫了30多块。
我们学校中文系的女教授刘思谦先生，我没有听过她课，因为是邻居平时见面我跟刘老师打招呼，她通常只是笑笑，话不多。\”六四\”以后，她站在市中心广场同学们用桌子临时搭起的台子上演讲，愤怒谴责镇压暴行。她后来好长时间都不准授课，不能发表文章。再后来我离开了河大，不知道她的状况怎样了。
焉然：你刚才说过你们学校的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21号，导致多人被判刑？
孔天乐：是，6月19号我还在外面游行宣传。21号那天，我们学校学生会体育部主席、体育系85级的焦志刚带人出去时，我正好在路上碰到。当时我骑着自行车从家里打算回宿舍，就跟他们说，我回宿舍处理点事，一会去找他们。我后来估计，当时学校已经接到高层下达的命令，不准学生再出去游行。我回宿舍过了一会想去追他们时，就在校门口被拦了，学校关闭大门不准学生再出去，我还听说各系系领导、辅导员等好多老师还出去追已经出校门的学生回来。我们学校6月21日的游行抗议活动后来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包括焦志刚在内的七、八个同学被判刑，还有工自联的人被判。当时焦志刚他们的案子在我们学校开大会宣判过，认定他们串通工自联搞\”反革命集团\”，说他们要到铁路线搞爆炸。焦志刚作为首犯被判了八年。
焉然：你同学被定性为搞\”暴力破坏\”，你觉得确有其事吗？
孔天乐：我和焦志刚认识，我根本不相信！我觉得学生就是单纯的抗议，所谓\”反革命集团\”和\”暴力破坏\”纯属诬陷迫害！不过判刑的几个同学我只认识焦志刚一位。我后来离开了开封本地，多年来在外打工，再后来又出国。我曾经试图打听出狱以后焦志刚的情况，但找了好几个同学，都一直没能联系上他，我想只有找到他和其他的受害人，才能彻底搞清楚当年的事实真相。
焉然：对，我们应该还原事实真相，这些无名的受害者也不应该被忘记。
孔天乐：是呀，那么多受害人寂寂无名，不为外界所知，而且为此受到的迫害程度可能远超过知名度高的人，这很不公平。在当局至今未能合理解决\”六四\”事件、还受害者以公道的情况下，民间有义务挖掘真相，至少在道义上给这些人以公道和声援。除了焦志刚等几位同学被判刑，我们学校高自联的发起人但斌是86级体育系的，6月以后他还在北京，后来在秦城关了大半年，最后免于起诉。90年\”六四\”一周年时，我们学校中文系一位勇敢的青年教师在课堂上公开提议并带领大家为\”六四\”死难者默哀，很快被公安部门带走，听说后来被判刑，但具体的情况我没有机会了解。
焉然：你自己在后来的清查中有没有遭遇到什么严重后果？
孔天乐：6月的游行散了以后，学生自治会宣布空校。我一直跑到了福建，在福州、马尾晃了两个多星期。当时曾想偷渡到台湾，但考虑到父母亲人，还是下不了决心。半个多月后回到河南大学家里。当时由国家安全局、省、市公安局组成的三级\”联合调查组\”已经进驻我们学校，并征用了学校招待所，把他们认为有问题的学生关押在招待所里审查。我到家的第二天，校保卫处的干部就把我请进了招待所。我妈急了！和我爸动员当时能找到的所有社会关系捞我。我在学校招待所待了两天，他们同意我回家，但不得离开本地，随时听候传唤。后来因为当时学校的领导、教师普遍同情学生，\”联合清查组\”里估计也还有良知未泯的，尽量对学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除了焦志刚等人被上面定性没有办法，其他的学生学校都尽量让过关。所以90年还是准许我毕业，发给毕业文凭，但没给分配工作，发回家里待业。91年我自己联系了一家学校，学校虽然同意接收我，却迫于上面的压力不让我开课，后来把我下放农村锻炼了大半年。再之后我离开本地，去外地打工。我痛感于国内的不自由，感觉短期内局面难有实质性的改变，就萌生了想离开这个国家，找一块更自由更适合生存的土地的想法。后来我申请留学，办护照时费尽周折，办了好几年才办下来。来澳洲留学后，我就一直待在这里学习和工作至今。
焉然：20年后的今天，你怎么看待你的这一段经历？
孔天乐：时间真快！转眼20年已经过去，但当年那场轰轰烈烈和惊心动魄的事件，却令我刻骨铭心，就象是发生在昨天。它留在我心中的是一块永远也愈合不了的伤疤！虽然我现在能平静地坐在澳大利亚的家中，享受自由和宁静的生活，但我的心里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隐痛，我时时想到当年北京那些死去的战友，还有家乡那些狱中的同学。我很遗憾至今没有看到对\”六四\”有一个公正的说法，让受害者得到迟来的公义和赔偿。我们八九一代，尤其是海外的八九一代大学生，面对安逸的生活，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我觉得，不管从历史责任还是道德良心，揭示历史真相，传承\”六四\”精神，都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从八九年我们举起大旗走上街头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已经和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了，而死去的战友们的鲜血和狱中同学身上的镣铐也时刻警醒着我们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虽然我已经离开中国多年，但我不会忘记\”六四\”，我也会继续为努力揭示真相、为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