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汉茂（Helmut Martin）教授

6/8/2009

(摘要) 丰美的盛夏，忧伤黑色的六月。汉茂，今年是你逝世的十周年，你是在1999年六月走的，半年之后就是千禧年，二十一世纪了。如今感觉上不是“十年生死两茫茫”，而是一隔千年，欲回首，已惘然。台语里，夫妻叫做“牵手”，以前我们散步时我常常喜欢让你牵着手，然后闭着眼睛走路，你的手温暖干燥，不时提醒我，有块石头，有段树干等等，有时竟能走两三分钟的盲路。

 

（正文）
又是丰美的盛夏，又是忧伤黑色的六月。汉茂，今年是你逝世的十周年，你是在1999年六月走的，半年之后就是千禧年，二十一世纪了。如今感觉上不是“十年生死两茫茫”，而是一隔千年，欲回首，已惘然。头几年，每年此时内心就焦虑煎熬，每天算计着日子，一天一天直到“大限”，你走了，我也跟着死去一次。回想当年一位朋友告诉我，五年是个轮回，过了五年，悲伤就不再会那样的折磨难当，的确，时间是个魔法师，它能吞噬人，也能给一条活路。

没有经历自己最爱的人的死亡，就不懂得人生。你当年来台大留学，我们结识，到后来将近三十年的相伴同行，由于彼此截然不同的种族和文化语言背景，生活因而是丰富多彩的。如果说早年为了创业和建立家庭，作为青年人性格里不免有的生涩，到步入中年之后就如秋实一般成熟圆实了。然而就在那完满的盛年，你却如一根发出天籁之音的弦，骤然断裂，嘎然而止。以前我们常常谈到人生的终结问题，两人都感到不能同年同日离开人世是件憾事，那么先走的人是绝对有福的。你往往“礼让”说，我让你先走，你的父母都在彼岸，他们会照顾你。在这件事上，你是食言了。你的父母亲在你之前的半年之内，先后去世，倒是他们在彼岸于这么短的间距内见到你，会愕然叹息。

你的家族是胡格诺腾的新教徒，因为受到17世纪路易十四的宗教压迫，逃到德国定居。虽然从小就受洗入教，但是成年后你反对政府代替教会从每个纳税人的收入中征收固定的教会税的做法，于是退出了教会。每年除了圣诞节，你从不踏进教堂之门，对教会的批评和反感让你在生命中最为焦灼痛苦之时，都不曾有过“祈祷”的念头，你跟宗教似乎绝缘了，但是我依然认为你身上带着基督教文化的烙印，在为人做事和思路上，你内心有着深厚的基督教伦理的底蕴。很遗憾我们不曾深入谈过这个问题。然而，对自己文化的反叛和批评，却在精神和人格上又藕断丝连不能摆脱，这不正是知识分子的宿命吗。我又何尝不是对儒家文化极尽讥讽和诟病，然而你却不时笑我是个“小儒家”么。

就是这种反叛精神使得你往往逆流而上，在六十年代的冷战时期，竟然选择了最为冷门的斯拉夫学和汉学为专业，那是一种精神和求知的选择，跟现实世界的职业和谋生完全不搭边。往后作为学者、导师和文化人，你在选择研究课题上，也总是走那荆棘之路，带有偏向。弱势族群的文化和文学，是你所感兴趣和关注的。像八十年代初大陆的地下文学和纳粹时期及东德共党政权下的德国汉学，钻研这些禁忌的题目往往为自己带来麻烦和纠缠， 你却从不在压力和人情之下退让。你对极权政治下放弃原则的人，有理解和同情，但是却要求对真相的揭露。为此，你曾在德国汉学界和中国的文化界“树敌”，威权政府也视你为“反华份子”，但是你无怨无悔，我也以你为荣。

极权政治下受到最大臧害的是语言，从大陆人夫妻之间的称谓可以看出倪端: “爱人”、 “夫人”、“老婆”、“老公”，听上去实在逆耳，台语里，夫妻叫做“牵手”，纯朴又形象。在我们鲁尔河畔的住家旁边就是田野和森林，散步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常常喜欢让你牵着手，然后闭着眼睛走路，你的手温暖干燥，不时提醒我，有块石头，有段树干等等，有时竟能走两三分钟的盲路。你走了之后，我曾祈求想用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把你换回来，我的生命，我的肉体，不、我的眼睛，我甘愿永远看不见这美丽的世界，换回你来，让你牵着我继续前行。然而生死的大界古往今来没有人能在跨越之后而返回的。除了是我的“目”，你也是我的“耳”。不论咱们到什么国度，巴贝尔塔在你面前都坍塌了，因为印欧语系的各种语言你会，加上斯拉夫文和中文，没什么能难倒你。有次你在贝尔格莱德去看一位记者朋友，在宴会上同时用五种不寻常的语言跟不同国籍的记者和外交官谈话，有人把你当成超级间谍，侧目而视。

不仅是我的“耳目”，你也是我的精神粮仓。停云长大离家后，只有我们和黑猫咪卡在家。每天晚餐，由于你的速度快，吃完了就回身从书架上拿下那本你小时候爱读的莱因河传说，给我念一两页。这样，我吃饭的速度越来越慢，听着你用变化的腔调来念出故事里不同角色的对话，让我往往走神，进入一个幻想世界，忘记了盘中餐。最近六七年我养成了听书的习惯，每天开车、入厨、入睡的时候，一定开着音响，听着从图书馆里借来的各种磁片，从文学到童话，从传记到科幻，没有一分钟是寂寞的。有一回做梦，我一边在厨房做菜，一边听着最喜欢的Jim Dale念的哈里波特的故事，一转身看见你坐在屋角，原来这么多年来每天大声给我讲故事的竟是你。是的，我们的宇宙可能有几度空间，凡人不能穿越，但是也许彼岸的人可以进出自由，有种可能性是，你一直在我身边守护，我仅仅用肉眼看不到而已。

也许出于敬畏，我最不喜欢谈那灵界（零界）之事。却不能不回忆起一件难以解释的事：你逝世的一周年后，鲁尔大学和汉学界同行为你开了一个纪念研讨会，开会之前数十位来宾聚集在会场外的庭园里，神情恍惚的我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有七八个台阶的水泥楼梯上踏空跌了下来，那两三秒钟的时间里，我没有任何记忆，落到低层，众人围过来，我站起来，毫发无伤，只是高跟鞋脱落了一只。是你伸出了温柔的手把我托起来又轻轻放下的吧。我抬头看了看蔚蓝的天空，那湛蓝就像你的眼睛，纯净无尘。

你是个学者，按照寻常学术的常规，不应介入政治,但是从八九的六四大屠杀之后,你完全支持我投入民运和人权工作。利用大学之便，我们邀请很多异议作家和民运人士来到波鸿大学演讲和座谈，为他们提供方便和某些程度的帮助。每年六四你都参加我们的纪念活动。你是1999年6月8日离开这个世界的，但是这之前的一两个月，甚至头几天，你都还在为当时在波鸿策划六四纪念活动的同学们出谋策划。结果六四的活动一过不久，校园内就有你的大型追悼会，同事朋友和学生内心的震撼是难以言说的。对我个人来说，许多年以来六月是一道必须艰难跨越的门槛，精神上的煎熬、恐惧和内疚苦痛让我的世界变成一片浑沌，看不见颜色，听不见声音，浑浑噩噩如行尸走肉。有时候也会短暂地失忆，似乎身首异处，浑然不觉时空的存在。最近几年，时间的流逝为我涂上一层保护膜，山还是山，水还是水，我还是一个最普通卑微的生命。
 
多么羡慕你，早早地、尚未变老变丑之前就离开人世，只有死亡能战胜时间，把时间永久地固定在大限的那一分那一秒。在我的记忆里，你永远都是那个精力充沛、明快潇洒，有时又如顽童一般的中年人。你青春永在，不曾老去。我常想为什么自己地老天荒活了这么久，改天我们再见时你还认得出这个年纪比你还大的妻子吗？也许，我们没有一起过的日子都不算数，那么我还是当年的我，我等着你来带领我，我愿意继续跟你走盲路，那样的信耐和安详就是幸福和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