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央视播放的中国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在长春一家法院上听法庭宣判的电视画面。（2022年9月23日）
很久以前某酷吏挂了，深受其害的同道朋友聚在一起聊天甚为兴奋。颇有长安市民见“董卓弃市，肚脐为灯”的快感。然而，见其果，推其因，快感闪过，细思极恐。
先析酷吏产生之因。下面我拟从政治、文化、人性诸方面予以分析论证。
一、酷吏是皇权专制独裁政体的产物，也是其生生不息，循环往复，死而不绝的根本原因。犹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基于此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宪政民主政体的国家极少有酷吏之灾的原因。
翻开几千年的皇权专制史！说得直白易懂的话，就是一部披着政府或曰政权形式外衣的流氓政治和弱肉强食的黑帮史。看看那部被历代帝王禁读而他自己却烂熟于心的《商君书》吧，该书毫不掩饰、赤裸裸地教导君王们施行流氓政治，譬如该书的《去强》、《弱民》诸篇就毫不掩饰地说：“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国为善，奸必多。” （翻译成白话文为：运用强民的办法来清除不服从法令的民众，国家会被削弱；运用刑罚使民众听话等措施来清除不服从法令的民众，国家就会强大。国家施行善政，奸诈的坏人就一定会多。）“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翻译成白话文为：人民弱，国家就强；国家强，人民就弱。所以治国之道，就务必使人民弱小。）既然要靠流氓治国才能弱民，才能富国强兵，那么要实践此术就必用流氓打手来执行。故，与其称道暴秦因兽性而强，还不如哀悼这段人性的中华民族血泪史。
暴秦的速亡，让历代帝王惊惧，恐步其后尘，故在此基础之上，就不得不进行华丽包装，即外儒内法。譬如，汉武帝深谙申商的“法、术、势”治国，他却标榜“独尊儒术”，给流氓政治裹上一层华丽的外衣。
二、统治阶层内部在争权夺利的过程中需要酷吏。特别是当其合法性，法统性存在问题时。就需要采取非常手段，打破现存的规则。风骨之士或有点贵族气质的人是不会为其所用，这时天不怕地不怕的流氓打手就有了用武之地，从而酷吏应运而生。譬如武则天在篡夺李氏王朝的过程中就面临此问题。遑论武则天的性别问题，在当时的传统政治文化中，普通民众难以接受，按当时的皇位继承顺位也轮不到武则天。忠诚于李氏王朝的大臣满朝皆是，怎么解决此问题呢？那些精致的利己者平时无出头之日，此时其政治嗅着比狗鼻还灵，是其成为人上人可遇不可求之机。这时主子与奴才虽外表惺惺作态，内里却心心相印一拍即合。酷吏揣摩主子的意图，逞蛮、横、凶、悍来消灭对李氏王朝忠诚的大臣。是的，按正常程序是办不到的！也只有用酷吏的凶悍手段才能打破既有的规则，才能镇住原贵族。
三、一个帝王要圆其“千古一帝”之梦，就必有万世之功。要有万世之功，莫过于发动一场对外战争，要发动一场对外战争，就得要高度集权，定于一尊，集举国之人力、物力由其任意支配。
当然，当一个民族受到外来侵略，面临亡族灭种时，要内部团结一致对外。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是不得已的形势所迫。然而，权力是一剂春药，往往会被一些帝王所滥用。为了集权，为了巩固定于一尊的皇权，没有危机他会制造危机，或者说即使有危机也完全可通过一种更理性，更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方式去化解，他却不去化解，借此无限夸大，打着“高、大、上”的爱国、民族主义的旗号，利用人们与生俱来的爱国情怀，操弄义和团式的群盲来圆其“千古一帝”之梦。譬如汉武帝，以申商的“法、术、势”之术，用酷吏来消灭政敌，打击豪强，搜刮民财，用于对匈奴的战争。至于豪强该不该打击，或者用何种方式打击，因不是本文所论的主旨，故不作论述。
四、从人性角度分析。酷吏大多出身卑微，没有什么家庭背景，唯有依靠主子。这样就既合主子的心意，又易于驱使。趋利避害，想成为人上人是人性中固有的弱点。不要简单地以为出身低微的人就一定会同情百姓，是平民的天然代言人。历史经验表明往往会相反，一般有点贵族气质，温文尔雅的儒生不屑于此。如上所述，当一个最高权力者面临其合法性问题或者需要集权时，就要采取非常手段夺权和固权，那些平时没有出头之日的凶悍之徒，就会闻臭而至，与最高权力者一拍即合，充当打手。捋一捋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所记载的十几位酷吏，大多如此。中国的皇权专制独裁政体，实质是流氓政治。越凶悍，愈无知愈无畏，愈为独裁暴君所受用。譬如汉武帝时的王温舒就曾为盗墓贼，因其凶狠而被汉武帝看中，当其 “稍迁至广平都尉。择郡中豪敢任吏十馀人，以为爪牙，皆把其阴重罪，而纵使督盗贼，……。”（翻译成白话文为：王温舒逐渐升为广平都尉。他选择郡中豪放勇敢的十余人当属官，让他们做得力帮手，掌握他们每个人的隐秘的重大罪行，从而放手让他们去督捕盗贼。）这正是《商君书》那套流氓治国理论的实践。如果说汉武帝集权须用此特殊手段，那么武则天夺权又何尝不是如此。
再析酷吏不得善终的原由。
酷吏因心狠手辣，作恶太多，得罪了不少人，虽不乏民不畏死，玉石俱焚的个案。翻开历史，再看现实，此类情况不仅寥寥，至多也不过是酷吏手下战斗在一线的小爪牙而已。道理很简单，无论是在冷兵器时代，还是热兵器时代，任何一个强悍的个体，都对付不了依附于国家暴力机器上的一颗螺丝。所以说酷吏因个体报复而不得善终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主要原因还是下面几点：
一、从人性角度分析，由他及己的心理，人皆有之。真正有雄才大略的雄主，对那些被他所杀的风骨之士，从心底里是钦佩的，只不过是不能为他所用而已。酷吏，今天你为了自己的私欲，迎合最高权力者对他人心狠手辣，明天当你羽翼丰满，尾大不掉时同样会伤及自己。
用酷吏与杀酷吏就如“用廉不如用贪，用贪与杀贪并用”那套帝王术。最高权力者绝对不会让你坐大到威胁其权力，就如生物界的新陈代谢一样，会永不停息地循环启用新的没有根基的酷吏来除掉旧酷吏。
最高权力争夺战如此，就算是平常的日常生活中，人们也有如此心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计划生育抓得很严，我村有一个读过高中的年轻人，不甘心做农民，做梦也想一跃成为国家公务员。恰好国家有政策要招收一批有文化的年轻人充实基层来抓计划生育。该年轻人试用期间，恰好由一个深受计划生育之苦的副乡长带队到临村去抓违规孕妇。一孕妇躲在阁楼上，被拽下来之后，本该按当时的正常程序处理，而该年轻人一脚踹向孕妇的大肚，胎儿自然是没了，还险至母殁。遂引发民变。在正式录用时，该副乡长将其“英勇”壮举和伟大“功勋”绘声绘色地描述一番报县府录取办，县府大人谁也不敢启用此预备酷吏。
现实政治中，酷吏相对于最高权力者而言就如看家护院的猛犬，取舍间会进行精明的利益计算。《韩非子》有一则“狗猛酒酸”的故事：一宋国人酿酒技术高超，养一只猛犬看家护院，其后酒因卖不出去而变酸。主人权衡利益，只好杀狗酤酒。
二、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斗争的必然。任何一个最高权力者不管集权集到何种程度都难以消弥其内部的纷争。一方奈何不了主子，就会打狗示主，逮个不是，砍其左右手。譬如，郅都为窦太后所憎，而郅都又是孝景帝所倚重的酷吏，窦太后治不了孝景帝，就斩郅都。
三、用酷吏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杀酷吏是政治现实的需要。“替罪羊”这套帝王之术，不仅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源远流长，而且为历代帝王运用得十分娴熟。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要得民心就要用“替罪羊”之术。
得天下无非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用暴力手段将既有王朝彻底推翻，即改朝换代；另一种是保持现有法统不变，统治阶层内部争夺最高权力。两者手段虽不尽相同，但要社会稳定最终都要收买人心是相同的，只是“替罪羊”的对象互换罢了。第一种情况“替罪羊”的对象是最高权力者，如商纣王。在《六韬》中姜太公教导周武王“降者勿杀，得而勿戮，示之以仁义，施之以厚德，令其士民曰‘罪在一人。’如此，则天下和服。” （翻译成白话文为：投降的不杀，被俘的不羞辱，向他们表示仁义，施以恩德，向军民宣告‘罪在昏君一人。’这样，天下就心悦诚服。）；第二种情况，“替罪羊”的对象是为其卖命的酷吏。如武则天夺权时要利用酷吏，用非常手段消灭异己。成功后，要治理好这个国家，就得回归正常，用能臣治国安邦。而酷吏不仅为统治阶层所痛恨，普通民众也痛恨，这时收买人心最好的方法就是杀酷吏。如此，周兴之徒被请君入瓮就是必然的宿命。与之类似的是，最高权力者生前犯下滔天大罪，死后又要维持其所代表的法统，就得帮主高高挂起，将一切罪责推给属下的喽啰，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此类“替罪羊”不胜枚举，具体案例不方便列举。
兵法《三略》警戒那些有功之臣应明白：“人臣深晓《中略》，则能全功保身。夫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 （翻译成白话文为：臣下精通《中略》，就能保全功业和自身。高飞的鸟死了，良弓就要收藏起来；敌国灭亡了，谋臣就要灭掉。）的道理。酷吏自始至终就是工具和棋子，有功之臣尚且如此，况酷吏乎？
纵观历史，有理想情怀的酷吏不多，大多是精致利己者，善揣情摩意，察言观色，智商颇高，个个都是人精，集有城市游民的精猾和农民式狡黠于一身。他们未必知道此话的出处，但现实中，一个个活生生的前任酷吏之死，所展示出来的这个道理。相信略有知觉的人都知道，为什么仍酷吏不绝呢？除了人性之弱点被权力的春药激发出来的亢奋，不能自止外，暴君也不会让你中途退场，就如“上贼船易，下贼船难。”唯有一条路走到黑。
既然酷吏无理想情怀，仅工具而已。工具是没有阶极性的，谁都可用。见其“弃市点灯”的兴奋快闪后，我们何不因势利导，晓之以理，示之以害，效周处除害的故事，化害为利呢？
刘正清
2022年10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