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娇，女性，性别中的弱势群体；在县城宾馆服务的农家女，来自社会底层；修脚刀，粗糙的劳动工具。邓女用修脚刀刺死淫官，为官吏提供享受的器具，转眼间变成置官吏于死命的武器。…
发生在湖北省巴东县的烈女手刃淫官案，案情极具象征意义，象征了被污染、破坏而严重失衡的中国社会生态。
邓玉娇，女性，性别中的弱势群体；在县城宾馆服务的农家女，来自社会底层；修脚刀，粗糙的劳动工具。邓女用修脚刀刺死淫官，为官吏提供享受的器具，转眼间变成置官吏于死命的武器。换言之，在中共权势面前低眉顺眼的民众，随时可能变成反抗大军；他们手中的劳动工具，随时可能变成抗暴武器，倒戈一击。
邓贵大，地方小吏，是淫官，也必然是贪官，所谓“富贵纵淫欲”；用一叠钞票抽打邓女的脸，公然展示权势与金钱的淫威，视弱势者如草芥，肆无忌惮的嚣张；三名淫官，胁迫一名修脚女，竟遭修脚女以修脚刀“修理”：杀死一人，重伤一人，吓呆一人。证明：一群作威作福的贪官淫官，不过是一群酒囊饭袋，色厉内荏；象征：中共腐败集团，外强中干，一旦遭遇民众群起反抗，恐立刻现形为纸老虎，不堪一击。
连人名都具有暗示性。邓贵大，富贵而庞大，分明是中共政权的写照；邓玉娇，玉蛟龙，中华民族的象征。在中共的淫威下，中国民众受尽欺凌，但华夏的龙脉还未被斩尽，国人的气节并未被杀绝，龙性一息尚存，不可一世的中共集团，面对这个民族的坚贞分子，仍会不寒而栗。
当今中国，整体上，权势与金钱，压倒了弱民；但局部而言，如这一案例，弱民却可能压倒权势与金钱。对政府、社会、法律都无从指望的中国民众，抗争，反抗，仍然是唯一出路。
烈女手刃淫官，官场恼羞成怒。湖北巴东当局，对正当防卫、自卫还击、及时主动报案的邓玉娇，始则投入精神病院，试图以精神病人的袭击为幌子，为被杀淫官遮丑；后又以“防卫过当”、“故意杀人”等罪名，加害邓玉娇，企图震慑民众，莫使效法。
而民间的反应，竟是一边倒地为邓女喝彩，大声叫好，民众仇官、仇富心态流露无遗，对贪官污吏，莫不切齿痛恨。即便国内媒体，也是一边倒地同情邓女，表明，只要稍有空间或缝隙，即便是官办、党办媒体，其良心未泯的记者和编辑，也会不由自主地倒向民众，就像八九时期的情形一样。
街谈巷议的焦点，更多的，是人情，而不是法律。为什么不是法律？川震后，家长们要运用法律手段，为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孩子伸冤时，法院竟把他们拒之于门外；毒奶粉风波后，家长们要通过法律途径，为受害子女讨回公道时，法院同样把他们拒之于门外。
“法律”可以隐身，“法律”可以失踪。但，为了惩处杨佳、邓玉娇们，隐身或失踪的“法律”，却又堂而皇之地现形了。至此，谁还不明白，眼下的中国“法律”，不过只是当权者的专利，不过只是为当权者服务的工具！
加害邓玉娇，看似巴东地方当局的意图，其实并不简单。为了捂住盖子、遮掩真相，巴东当局不惜派出大批流氓，恐吓、袭击、殴打外来的记者和维权人士，这等行径，固然是中国官匪一家、官家匪性的普遍现象，不足为怪。但封锁水陆两路，断绝外人进入，不惜将巴东变成一座孤岛，则实属罕见，因为，这是严重妨碍公共交通、严重破坏公共秩序、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的极端犯罪行为。巴东当局胆敢如此，必是获得中共高层的默许和纵容。
问题就在这里。最高统治者与地方官吏，看似互有矛盾，实际却是生死攸关的利益共同体。维持政权稳定，有赖于地方官吏的戳力，这是中南海所需；利用手中权力，鱼肉乡里，中饱私囊，这是地方官吏所需。双方各取所需，则互为默契，彼此照应：地方官吏胡作非为，激起民怨，有中南海“罩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人挑战共产党，质疑政治制度，则由地方官吏无情镇压、残酷迫害，中南海省心，高枕无忧。
只有一种情形例外，那便是，地方官吏不听使唤了，对中共高层阳奉阴违了，中南海就需祭出杀手锏了。如收拾陈希同代表的“北京帮”、陈良宇代表的“上海帮”，以及今日，陈绍基、许宗衡代表的“广东帮”。以“反腐”为名的权力斗争，不一而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