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团队”
4. 毛泽东的成圣之路
在弱肉强食的时代，一个组织的生存与原始社会中一个部落的生存遵循的是同样的规律：要想在血的搏斗中存活、壮大，它必须寻找到一个最有能力凝聚起其所有成员的意志和欲望的图腾。193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就在寻找这样的图腾。
“Violet Cressy-Marcks（注：英国战地探险家）在延安的一个大会上见到了作演讲的毛泽东：‘毛泽东是我所见过的唯一一个不打任何手势的演讲家。他双手背在身后，连着讲了三个小时。他没有预先准备好的讲话提纲，只是注视着他的听众们。外面的天已经全黑了。大厅里只有一两盏马灯在讲台前的一根绳子上轻轻摇动，其它地方都黑沉沉。在我的前后左右，那一张张专注的脸和一双双严肃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毛的脸。大厅里静得地上掉一根针都能听得见。’”【6】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寻找的那个图腾。
毛在中国共产党的诸多领导人当中能脱颖而出有许多原因。本文只讨论其中一个：他在大众之中的强大感召力。这种感召力来自两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是他思考问题的独特角度。他能从毫不相干的事物之间看出普遍规律、找到简单的比方来阐释大的道理，比如他创造的“东风压倒西风”、“三座大山”、“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等比喻至今仍在被广泛沿用。
将复杂事物简化为形象的比喻的一个最有效的应用是聚焦怨气和仇恨。比如，一个“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比喻就可以把数千万的地主、富农、有海外关系者、资本家都打入可得而诛之之列。
另一个来源，也是本文试图着重讨论的来源，是他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呼唤与中国大众的心理需要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美国精神病学家利夫顿首先注意到毛对死亡话题以及与之关联的生命终极意义问题的特别兴趣。后来萧延中又对此加以进一步讨论。
“毛泽东与众不同的方面很多很多，其中对生命意识的明显偏好或许也是其重要的方面之一。在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区别于他人的一个突出的‘文化–人格’特征，就是对死亡不仅毫无忌讳，而且还屡屡公开坦言。对他来说，死亡即使不是一个‘永恒话题’，也至少可以说是一餐日用不知的‘家常便饭’。从青年时代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死亡’及其‘死亡的意义’，都潜在地伴随着这位世纪伟人，自始至终流淌于他的血液激流之中。”【7】
毛对死亡话题有特别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利夫顿和萧延中所谈及，是他与死亡打过太多的照面：年轻时以自杀相威胁，迫使严苛的父亲让步；目睹反抗体制者被枭首示众；参加革命运动后许多亲人被处决；自己经历过数十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的险境。
但这只是个外因。同样的外在经历在不同的人那里激起的反应并不相同。这里讨论两个可能的内因。首先，每个人感兴趣的问题不同。一部分人更关注现实的、眼前的、物质的世界，而对视线之外的精神世界和长远问题兴趣不大；另一些人则喜欢关注精神世界和长远的问题，并以这些思考来指引自己对眼前问题的处理。毛泽东应该属于后一种。比如，他经常有不顾眼前的现实条件而冒险豪赌的事迹，如出兵朝鲜、发动大跃进等，这与他喜欢从长远处着眼的思维方式有关。喜欢关注长远的问题，就很难不注意到地平线尽头的那个终极问题，由此引发对人生意义的思考。
其次，在艰苦搏斗之后到达事业顶峰的人通常都是性格强悍、欲望炽烈的人，而这样的人在“登顶”之后其强悍性格和炽烈欲望并不会忽然消失。他们要寻找下一个目标来征服，而他们一马平川的视野前方便是自己肉体的速朽。秦始皇只懂得去寻求长生不老的仙药，毛泽东则很清楚肉体的有限。他要寻求更伟大的不朽。
萧延中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理解死亡话题：“所谓生命意志，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死亡驱力’（death drive）作为衡量尺度的，因为把生命意志直接地理解为‘对于自我生命的关照’是如此地空泛化，以至于它不足以凸现个体意识的基本特征；……面对死亡才能彻底洞悉隐藏在潜意识内核之中的‘本我’个性。”【7】
“死亡驱力”是弗洛伊德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当可理解为：人在意识到死亡不可避免时，决心要让自己有限的生命活出最大的意义，即使这意味着痛苦、冲突和毁灭。
对于毛泽东，这意义就是他的革命事业的不朽。
人一旦明白了自己有限生命的无限意义，其生命就活力倍增。然后，他对问题的超凡阐释能力帮助他把这个意义传递给了中国的普通百姓。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是世界公认的东亚病夫，整个社会浸泡在鸦片烟的幻觉中。不管是威风凛凛的朝廷还是不可一世的地方军阀，随便某个列强的几艘军舰或一个小分队过来都会把他们打得跪地求饶。 “至于百姓，就像大石底下的草一样，默默的生长、枯萎、死亡，已经有四千年。” （鲁迅）他们萎靡的生命力太需要激发、振奋、找到意义。
毛的出现正生逢其时。“毛泽东的征服死亡焦虑的呼唤，再加上其个人的遭遇，对于一个在20世纪上半叶饱经流离失所、兵荒马乱和家破人亡之苦、从未能摆脱死亡焦虑的纠缠的民族而言尤其有说服力。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极度渴望看到能为自己的集体存在重新定义秩序、重新赋予象征意义的思想和行动。”【8】毛泽东的横空出世为他们的集体存在重新定义了秩序、重新赋予了象征意义。
萧延中注意到，在毛的众多文章中流传最广的“老三篇”中，有两篇是悼词：《为人民服务》是为张思德去世而作、《纪念白求恩》是为白求恩去世而作。悼词的主题就是有限的生命的不朽的意义。而第三篇《愚公移山》虽然讲的是一个神话，但主题仍然是如何将有限的生命化为千秋不朽的事业：“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
这三篇文章都是写于1940年代。文革期间，它们被权力体制挑选出来作为全民学习材料，当是因为死亡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挑战、生命的意义是挡在每个人面前的主题。运行共产党这样的极权组织，在成员之中制造恐惧感是必要手段，但只靠恐惧感还远远不够。它必须有能力激发出成员们的强大生命力、让他们自觉自愿地向着图腾指出的方向浴血拼杀。毛泽东直面死亡、超越死亡的宣言就有这样的魔力。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一无所有的中国底层大众一旦聚集起来、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的敌人便只能发抖了。
“一位能将这些超越层面的理念传授给其跟随者的领袖就能把最严重的威胁和撕裂转化为一种坚定的使命。他就能把最令人瘫软的死亡焦虑升华成对死亡的一种征服、一种战无不胜的镇静。他就成为所有的极权运动都渴望找到的那种全知全能的领路人。…… 毛泽东思想就不只是一幅描绘未来的细致图纸，而成为‘道’、成为对一种最崇高的存在模式的呼召。”【8】
萧延中对此的理解是：“对死亡做超越的理解本身，就带有明显的信仰性质，就与某种高出物质生命的崇高信念相联系，就是一种对于精神重于实体的信念。毛泽东为刘胡兰烈士所作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所展示正是那种‘灵魂不朽’的‘革命精神’。对于一个处于混乱、耻辱和倍受压迫的‘民族 － 阶级’整体来说，没有比从集体存在的‘永生灵魂’中更能获得个体安全的保护和需求了。卑微的‘革命者’如果信奉这种关于超越死亡的高级呼唤，那么他们就能将最严重的危险和崩溃转换为某种极其崇高、安稳有序的使命感，并且将克服人性中最为致命的‘死亡焦虑’，而在‘期盼的欢愉’中迎接‘永生’。在这个意义上，在搏斗中死，是为英雄！”【7】
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终于等来了自己的图腾。一个个卑微的生命被赋予了伟大的意义。他们的领袖勇敢地向死而生，也号召他们勇敢地向死而生时，他们萎靡的生命力为之一振。毛的呼召 – 打倒地主资本家、打倒帝国主义、穷人翻身、国家扬眉吐气 – 也正是大众心中最想要表达的愿望。
另一方面，向死而生不能只是空洞的号召。生命的意义要在每日的行动中实现。共产党强有力的极权组织形式和暴力宗旨提供了实现这些意义的坚实路径。一个人的生命是卑微的，但是，一旦融入集体、一起跟着图腾向前拼杀，他们就找到了他们从未曾谋面的行动力。这种昂扬的意志在那时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歌曲中展露无余，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从无畏惧，绝不屈服，英勇战斗，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士兵们在“毛泽东的旗帜”之下一路高歌，舍生忘死，虽然是小米加步枪，却战力强大。
“在对死亡的沉思中，毛泽东所焕发出的不仅仅是个体的激愤和顽强的意志，而且更由此激活了某种不可拆分的历史和政治的整体精神。在超然的革命之‘道’中，饱含着个体意志（幸存者情结），融汇了政治理念（社会主义理想），还镶嵌着民族主义（国家独立）。这样，‘死亡创伤’就超越了个体的躯壳，而融入进某种群体精神之中，其政治心理效能就可通过集体记忆得到释放，而某种源于个体又超越个体的政治动力就被赋予了物质的能量。”【7】
毛对大众的呼召有现实和浪漫的两面。现实的一面是聚焦对现实的不满、煽动仇恨。这与深植于中国大众心中的情感发生了强烈的共鸣。假如甘地来到当时的中国，用他的不起恶念、不出恶语、不作恶行的原则发起争取自由权利的运动，他将会应者寥寥。浪漫的一面是毛对死亡和暴力的浪漫化，如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宣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是对普通大众恐惧而卑微的生活的超越，给他们指明了实现其有限生命的最高价值的路径。
在涂尔干的研究中，土著人通过图腾崇拜获得了生命力。同样，在194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农民在毛泽东现实而又浪漫的呼召之下获得了生命力，而毛的图腾地位也牢牢确立。
5. 组织的造圣机制
圣是不能有短处的，所以组织要在所有可能的方面做工作，将璞玉打造为从所有的角度看过去都异彩夺目的和氏璧。高华对此有生动的记录：【9】
“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成为中共第一号人物，在中共领导核心中的地位已经牢牢树立，但是毛泽东的「理论家」名号却是在数年后才确定的。从1940年始，在延安的《解放》周刊和《中国文化》等刊物上，逐渐出现称颂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理论贡献的文章，陈伯达、艾思奇、和培元、张如心等纷纷撰文，赞颂毛泽东「深刻地灵活地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阐明中国革命的规律性」，使马列理论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陈伯达、艾思奇、和培元都是毛泽东当时所亲近的「笔杆子」，陈伯达、和培元更是毛泽东的秘书，由这批「秀才」率先宣传毛泽东在理论方面的贡献，中共高层领导不会不知其中的含义。
“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继而在中共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即著名的〈论党〉），刘少奇在报告中，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达105次，全面地阐释了毛泽东在理论上对马列主义所做的贡献，正式提出中共的思想理论基础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从此，刘少奇成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首创者——版权归刘少奇。以至二十多年后，刘少奇被毛泽东抛弃，遭受残酷批判时。还抱屈叫冤，声称「毛泽东思想」是他首先提出，并号召全党奉为指针的。
“在中共党内，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论是在大革命时期，抑或是江西苏维埃时期，都没有颂扬党的领袖的传统，对党的领袖进行大规模的颂扬、赞美，始于四十年代初。首先开创这个先例的是中共中央领导层内毛泽东的同僚，他们率先对自己原来的同事毛泽东进行热烈的赞美，迅速地将毛泽东捧成凌驾于中央集体之上的「尊神」。……从1942年开始，中共重要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赞美已形成高潮，几乎所有党的领导人、各大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都加入到歌颂毛泽东的大合唱中。”
从高华的叙述来看，毛泽东的加冕之路离不开其出神入化的权力运作和共产党对其成员绝对控制的极权特色。但如果只有这两个因素，还很难解释为什么毛如此之多的政治对手对其残酷清洗没有任何还手之力。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毛泽东成功地把当时的共产党变成了一种宗教。在一个宗教组织中，教主的地位与其他领导人的地位有质的区别，如同拈花讲经的如来佛与两旁侍立的罗汉之间的区别。
毛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来自于大众对他的真诚拥戴，或者说，来自于信徒们的盼圣情结。他们需要一个图腾来撑起他们的灵魂、给他们以凝聚力。同样，毛周围的那些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歌颂毛泽东的大合唱”虽然部分是由于不敢违逆“大合唱”的大环境，部分也是出于这个群体生存和壮大的需要。尽管毛的身上有一些他们不喜欢的东西，但如果没有了这个图腾，他们就只是一群东突西窜的流寇土匪。那些颂词并非句句都是违心。历史上，太平天国的强大战斗力离不开他们的图腾 – 洪秀全，【10】而毛泽东除了有洪秀全的教主光环，其运作一个庞大组织的能力比洪更强过百倍。
高华提到的毛的秘书们1940年在党刊上捧毛为伟大理论家的行动没有遭到任何有力反击的事实或许可以证明那时的毛在党内已经拥有了教主或图腾的实际地位。
但教主需要每一个教徒的心服口服。在圣的大树之下，一寸杂草都不可以生长。
短短几年之后，通过他自己的权力运作、其支持者的努力鼓噪，以及那些心有微词者不情愿却不得不加入的“大合唱”，他的“圣位” 在党内正式确立。至此，集体中所有不同的声音都被消失；圣的声音就是集体的声音。集体的运作权力和思想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的脑中、手中。
大合唱结束后，华夏大地便成为毛泽东一个人的舞台。
毛泽东不遗余力地把自己向圣的方向拔高，当不只是个人虚荣心的需要。他已经把自己等同于中国，把自己的命运等同于中国的命运。他曾经向来访的斯诺表示，“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也需要有点个人崇拜。” 他知道他的人民需要一个强大的图腾才能找到生活的方向。
萧延中说：“传统中国人向政治‘正当性’认同，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向世俗王权认同。但在中国古代政治的实际运作过程中，世俗王权则以各种名义获取神圣的政治符号资源，从而在世俗政治权力的网络中占据了绝对的支配地位。”【1】 换句话说，普通人不只是屈服于赤裸裸的权力；他们也有对真善美的追求。只是世俗王权同时也掌握了定义真善美的权力。这就是王权与土匪的区别：土匪只有赤裸裸的权力，而王的权力是穿上了真善美的外衣的权力。
大众之所以认可这件真善美的外衣，是因为他们只能用简单的符号来思考，而圣王有能力将复杂的事物简化为符号。毛泽东之所以能成圣，是因为人民需要圣。他们放下自己所有的独立想法 – 半是出于对图腾的真心诚意的崇拜，半是出于恐惧 – 向着图腾指出的方向浴血拼杀。
涂尔干说：“崇拜者奉献给神的真实事物，并不是他们摆放在祭坛上的食品，也不是他们血管里流出的血，而是他的思想”。【1】把自己的思想摆放在祭坛上后，自己便成为工蚁。对于中国人，只需要把这里的“神”字改为“圣”字。
在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成功的共产党政权都分别拥有自己的图腾：苏联有斯大林，越南有胡志明，柬埔寨有波尔布特，北朝鲜有金日成，古巴有卡斯特罗。它们与中国共产党一样，由于其极权特征和暴力宗旨，只有找到一个有强大号召力和铁腕的领袖才能吸引来最多的参加者，并让他们为其宗旨痴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