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告密成为一个社会热点，我曾写过两篇文章，分别以《从〈闻香识女人〉看中外告密观》和《漫长的1984：窃听风暴结束了吗？》为题，从文化的角度解读告密。文章发表后贴到博客上，陆续看到网友的一些反馈，感到有必要回应一下，并把想说的话说完。
我在文章中曾谈到基督教文化的“告密对象”是上帝，有网友跟帖说：还有宗教裁判所。不错，在黑暗的中世纪欧洲，宗教迫害曾盛行一时，很多妇女被告发为“女巫”，遭到宗教裁判所的逮捕拷问，被判监禁甚至处以火刑，一些科学家和宗教改革家也遭到同样命运。基督教徒的忏悔，当然是向神父或牧师告解，因为他们是上帝在人间的牧人。将告发异端视同告密于上帝，这与个人崇拜年代的告密观极其相似。
我提出了评判告密行为的三条底线：一看动机是被迫坦白还是主动陷害；二看告发的内容及伤害程度；三看事后有无补救和忏悔。有网友在表示赞成的同时，指出这是“良心”层面上的，还应考虑“愚弄”、“受骗”层面。我很同意这位朋友的观点，在极权主义时代，很多告密者是在被“洗脑”后主动“大义灭亲”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但是，在信仰权力的狂热年代告密不断，在没有信仰的功利年代告密不绝，才是一个民族的双重悲哀。
我谈到1989年东德倒台之际，秘密警察的档案被公开，人们震惊于至亲好友的卧底身份，引发了一场社会休克。有网友说：“我建议焚毁。时过境迁，何必还要一些人惴惴不安呢，曹操战胜袁绍后烧书信的做法德国应该学学。”接着又有网友跟帖说：“那是因为曹操要接着玩那一套。”生性多疑的曹操，在焚毁部下通敌书信之前是否看过？谁也说不清。他无非是玩弄“使功不如使过”的权术，与起用“右派”当告密者同出一辙。
有朋友访德归来谈到，经历过希特勒时代的人，特能理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威权时代不仅有集团作恶，而且有群体作恶，很多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或岗位，程度不同地做过伤害他人的事情，是一个互害的体制及群体。引爆告密材料“伤人太重”，招致各方的制止和反对，是因其触发了很多人灵魂深处的罪孽感：从八九十岁的老人到莘莘学子，都可有能干过这种下三滥的勾当，有不少人至今仍在干……
回顾告密的历史：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的教化体系，在道德价值上都不认同非正义的告发；但只要有专制政治存在，统治者都鼓励告密，宗教迫害和文字狱史不绝书；极权政治更发展到以权力为上帝，伦理屈从于权力，不仅介入你的私生活，而且要控制你的灵魂。事无巨细都在权力的掌控中。
在20世纪，当一种外来的威权文化被输入到中国后，个别地区开始“以革命的名义”，开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迅速实现了本土化。50年代推广到全中国以后，不断鼓励告密和背叛，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年代更是登峰造极，不仅革命“触及灵魂深处”，而且文斗武斗并举，令全国陷入“红色恐怖”的活地狱。如今，这套违背良心和伦理的“特色文化”虽早已衰败，但仍蛰伏于我们的生活中。
当告密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便习惯于“以不正常为正常”，一旦把这套告密体系晾到阳光下，各种反应反令人大跌眼镜。或许是出于善意，有朋友主张历史创疤揭不得，一笔糊涂账推给体制当总替罪羊，不追究多数人的责任。应该承认告密是体制的产物，但如果没有众多的告密者，告密体制也无法维持，一个告密成风的社会，同时也是多数人参与的暴政。
从文化的角度考察，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也会有什么样的人民。坏政府也是人民的儿子，毛病是爹妈惯出来的。一个坏政府是不希望有好公民的，因为有好公民它就干不了坏事，所以从教育上重点培养奴才、告密者和小人，盖因其内部就不乏小人之辈。这种恶性循环的文化怪圈，难道不需要彻底打破吗？
有人指责“鞭尸式”的拷问对于长者太过严酷。尊老是一种美德，但不包括他的错误，“大家有错”不是免责的理由，提出控诉者也是受害当事人，非你所指的道德审判者。请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也是受害者之一，或有长者伤害了你家长者，难道事后连求证真相的权利都没有吗？如果你伤害了他人且天良未灭，难道连道歉的勇气都不具备吗？宽恕应以忏悔为前提，无原则的“恕道”等于乡愿。儒家讲“反求诸己”“三省吾身”，但中国人很少反思自己从权从众、助恶为虐的“国民性”。
曾有作家对德意志民族发出这样的感叹：作为个人是那么优秀，但作为群体又那么可悲。第三帝国灭亡后，德国的孩子们经常会向父亲发问：“爸爸，那时候你干过什么？”东德政权倒台后，孩子们再次提出同样的问题。这不仅是未来对历史的拷问，也是对一个民族灵魂的拷问。
今天，我们严肃地向自己的长辈和同胞求证真相，进行从历史到文化层面的反思，就是要从根本上祛除这种扭曲人性的“低俗文化”，不再重犯历史的错误，让孩子们健康成长，让这个民族有未来。
2009年5月17日 风雨读书楼
《中国周刊》2009年第三期（发表时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