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一种崭新的高科技产品正迅速进入千家万户的生活。

按照广电总局《广播影视科技“十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及《我国有线电视向数字化过渡时间表》的要求，到2005年，直辖市、东部地区地（市）以上城市、中部地区省会市和部分地（市）级城市、西部地区部分省会市的有线电视完成向数字化过渡；到2008年，东部地区县以上城市、中部地区地（市）级城市和大部分县级城市、西部地区部分地（市）级以上城市和少数县级城市的有线电视基本完成向数字化过渡；到2010年，中部地区县级城市、西部地区大部分县以上城市的有线电视基本完成向数字化过渡；到2015年，西部地区县级城市的有线电视基本完成向数字化过渡，届时，将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模拟广播电视节目的播出。

目前，全国范围内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有线电视的数字化改造，线路的铺设与设备调试是普通百姓视野之外的工作，对于一般电视用户来说，他们能够看得见的，是与电视相连接的一台终端设备——俗称“机顶盒”，它使模拟电视可以有效接收数字电视信号。

按照广电部推广的“青岛模式”，多数城市正在重复“免费发放机顶盒，强行关掉模拟电视”的做法，机顶盒的免费发放可以部分消除数字化改造的阻力，而强行关闭模拟电视的做法则迫使绝大多数原有有线电视用户接受改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推广工作的组织成本和技术成本。但是，即便在强行关闭模拟电视后，统一完成了数字电视整体转换的城市，各方面并不认可这种政策催促下的数字化电视“大跃进”。

以一个50万用户的中等城市为例，要实现数字电视的整体转换，设备和网路的改造、机顶盒免费发放以及购买节目内容的费用约需5亿元，而对于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来说，整体转换资金预计超过30亿，与此同时，电视用户的收视费也在成倍提高，目前，已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地区，用户每月收视费一般在30元左右，但是，仅靠收视费的提高并不能保障数字电视系统投资者的收益，全行业把盈利的幻想寄托在未来虚无缥缈的增值业务上。

粗略估算，全国范围内的数字电视整体转化需要至少1000亿的先期投资，从目前情况看，投资多依靠银行贷款和预收收视费，而这只不过是基础设施的投资部分，对电视用户来说，较之以前的有线电视，每个家庭要为新的收视方式每年多支付至少150元的费用，尽管这远不足以保障数字电视信号转接者赢利，但对低收入家庭来说，每年大约400元的收视费却并非可以忽略不计的。

赢利模式的瓶颈和居民的抵触显然使数字电视的整体转换遇到了困难，据了解，国内四十多家有线电视数字转换的试点单位，除了青岛、大连、太原等城市外，其他城市有线电视向数字电视的转换工作十分缓慢，推广的难度在于，机顶盒的价格、“月租”及点播等服务的收费难以让观众接受。事实上，以政府意志来强制推行数字电视是否必要，已经引起怀疑。

从技术上说，以接收设备区分，电视数字信号的接收方式至少可分为四种：1，数字电视机顶盒（DVB－C）；2，卫星数字机顶盒（DVB－S）；3，网络电视机顶盒（主要功能是使模拟彩电能够浏览互联网）；4，VOD数字机顶盒（基于宽带网，可实现上网和双向视频点播功能）。DVB—C，即广电部催促数字电视整体转换所必须使用的机顶盒，主要功能是使模拟彩电能够接收数字电视信号，而DVB—S则是与人们一般所说的“小耳朵”相连接的另外一种机顶盒，用来直接接收数字卫星广播节目。

在此，需要将DVB—C和DVB—S的区别作进一步的说明。

目前，国内DVB—C机顶盒和DVB—S机顶盒的最低生产成本分别约为300元和80元。也就是说，在用于数字电视接收的两种机顶盒中，我们选择了较贵的一种，但这种比较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DVB—C是有线接收的终端设备，而DVB—S则是无线接收的终端设备。这就意味着，使用DVB—C接受数字电视信号的最大一块投入还不在机顶盒上，而DVB—S的接收方式中，机顶盒是主要的投入。

在许多人听来，DVB—S是个很陌生的缩写词，但如果说出另外两个与此紧密相关的俗称——“锅”或“小耳朵”——很多人就明白了。我们都知道，中国家庭私自安装DVB—S是非法的！

但是，无论是否合法，DVB—S提示我们：尽管电视信号由模拟向数字的转化是满足人类新视觉享受的大势所趋，接收数字电视信号的方式却并非只有DVB—C一种。实际上，DVB—C接收所实现的功能，不过是将卫星传输的信号加以处理，再传送到居民家中，而这一功能，完全可以用廉价的DVB—S接收系统直接实现，一步到位。

让我们以家庭为单位，分别为DVB—C和DVB—S算一笔经济帐。以一套设备的使用寿命为五年来计算，采用DVB—C的投资为：先期投入（包括线路铺设、机房设备、机顶盒及组织管理费用等）1000元，五年中的收视费用约2000元（中长期而言，收视费的上涨是不可避免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共计3000元。那么，采用DVB—S接收的全部费用是多少呢？

五年，300元。是的，300元，没有写错。机顶盒、卫星天线（俗称“锅”或“小耳朵”）、高频头、数据线的市场零售价格总共200元，安装费100元。除此之外，再无任何费用，卫星电视信号是从卫星上免费接收的（加密频道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因为DVB—C方式接收加密频道同样要另外收费）。

当然，除了行家之外，在目前市场上很难以200元的价格买到全套DVB—S接收设备，也很难以100元的报酬请到安装人员，但是，如果给DVB—S系统与DVB—C系统相同的政策环境，这个价格甚至还可以下降，目前市场上动辄上千元的安装服务是因为政策打压的结果，政策的压制造成了信息阻塞和从业者的法律风险，它们才是目前卫星电视安装的主要价格构成。

由于科技进步和人类经济行为日益活跃的缘故，大功率的电视信号转播卫星已遍布天空，目前，中国境内可以接收到信号的电视卫星不下十颗，仅东经105.5°上空的亚洲三号卫星，就可以向中国境内的收视者提供100多个频道（半数以上为免费频道，其中包括CCTV和国内多数省市卫视节目），也就是说，花上300元钱，人们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收看至少几十个免费频道的节目，除了国内电视节目之外，还包括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巴基斯坦、沙特、卡塔尔、叙利亚、阿曼以及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上星频道。在居住分散的农村地区，居民家只要有片直径半米多的空地，放下一个“锅”，简单调试后，就可以收看节目了；在集中居住的城市地区，一座楼房或一个单元的居民，则可以共同安装使用一个“锅”，再花几块钱买个电视信号切换器，同样可以一劳永逸地收看免费数字电视节目（多家共用一个“锅”还能再度降低设备购置成本）。

总之，同样是收看数字电视节目，以DVB—C的接收方式，中国每年大约花费600亿元，而以DVB—S的方式接收，只需要花费60亿元，至于另外的两种数字电视接收方式——网络电视机顶盒和VOD数字机顶盒，主要依托于互联网信息，多被用于KTV练歌房，与DVB—C接收不具备可比性，在此不作讨论。

DVB—C接收相对DVB—S接收的优势是信息互动的功能，但是坦白地说，这些信息互动功能多是华而不实的摆设（尤其是互联网已经基本在城市普及，这些功能多系无用的重复），而从数字电视主要作为获取信息渠道的功能来讲，DVB—C接收反而无法与DVB—S接收相比，管理部门的政策清楚地规定了DVB—C接收数字电视的禁区：家庭电视不允许开通境外频道。不仅香港地区的电视节目（如凤凰卫视）不允许进入，就连那些用阿拉伯语讲经的节目也不允许。

节目内容的限制才是问题的关键！

看上去，这里面有一笔很不划算的经济帐，既然DVB—C接收较之DVB—S接收显得如此昂贵，为什么广电部急不可耐地大力推行DVB—C接收系统呢？原因就是于DVB—C接收可以方便有效地对电视频道进行筛选过滤，而直接从卫星上接收信号的DVB—S系统则无法控制。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广电部急于推广DVB—C接收的主要原因，就在于面对数字时代无法遏止的视觉需求，以抢占先机的策略封堵DVB—S接收和网络电视传播的空间，与此同时，各地经常对经营和安装DVB—S接收设备的行为进行打击，动辄处以罚款乃至判刑。一方面是严厉惩罚，另一方面则是全力扶持，昂贵的接收方式便成了人们被迫接受的选择。

当然，仅从技术上说，DVB—C接收并非不可以接受，但它绝不应是唯一的选择，更不应该在全国范围内一刀切推广，如此浩大的一项工程，既未经充分论证，也不拿到社会上进行讨论，就仓促上马，除了思想控制的需要，我们实在找不出其它的理由。

实际上，如果说东经146°的马步海一号卫星（俗称“菲律宾梦幻”，主要提供欧美英文节目）和东经76.5°的亚太2R卫星（主要提供台湾和香港地区节目）偶尔带有敏感内容，那么，亚洲三号卫星所提供的节目，似乎不具有任何意识形态颠覆性（在内蒙、新疆、贵州、云南等偏远地区，由于有线收视的昂贵，亚洲三号卫星提供的节目一直被广泛接收，禁而不绝），在以DVB—C接收方式向部分城市居民提供接收服务的同时，完全可以让观众直接接收亚洲三号等卫星的传送信号，来共同完成中国数字电视的整体转换，但是，广电部显然认为：如果让中国民众听到不知所云的阿拉伯语，或者收看了境外电视台提供的风光节目，仍然有损于中国的社会稳定——没错，即使是风光节目也是具有颠覆性的，有段时间，我常借助亚洲三号卫星的转播收看西亚风光片和印度音乐片，这些节目让人感受到世界的广阔，尽管只是言语不通的图像，却也能颠覆我们被打小培育起的世界观。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意识到，电视台是可以不在晚间七点钟转播CCTV《新闻联播》的，那还得了！

狭窄的言论空间内，太多的谎言，根本无须加以驳斥，只要让人们亲眼看见外部世界，谎言就没了市场。

于是，为了抢占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为了坚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阵地，广电总局毫不犹豫地替我们选择了DVB—C机顶盒，这是一种具有“政治远见”的选择，但它意味着每年多出500亿的开支。谁说政治不能当饭吃！500亿，本来是可以用来吃的，现在，在广电部的控制之下，我们却只能拿政治当饭吃，他们限定我们必须吃社会主义的精神食粮。

而在推广DVB—C的过程中，即使收视费不足以支付基本运营成本和贷款利息（中长期来看，收视费必然会大幅上涨，垄断行业想涨价实在太简单不过），仍会有人在这一推广过程中赚个盆满钵满，在一个城市里，动辄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台的机顶盒采购，大功率信号接收与转换设备的采购，意味着一个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这从另外一方面说明政治是可以当饭吃的。

强权政治的愚民政策之需和官员的利益驱动，决定了中国社会各领域从来都会选择畸形制式——这一次，制式的标准规格，一律被称作：DVB—C。

机顶盒，一种崭新的高科技产品正迅速进入千家万户的生活。

按照广电总局《广播影视科技“十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及《我国有线电视向数字化过渡时间表》的要求，到2005年，直辖市、东部地区地（市）以上城市、中部地区省会市和部分地（市）级城市、西部地区部分省会市的有线电视完成向数字化过渡；到2008年，东部地区县以上城市、中部地区地（市）级城市和大部分县级城市、西部地区部分地（市）级以上城市和少数县级城市的有线电视基本完成向数字化过渡；到2010年，中部地区县级城市、西部地区大部分县以上城市的有线电视基本完成向数字化过渡；到2015年，西部地区县级城市的有线电视基本完成向数字化过渡，届时，将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模拟广播电视节目的播出。

目前，全国范围内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有线电视的数字化改造，线路的铺设与设备调试是普通百姓视野之外的工作，对于一般电视用户来说，他们能够看得见的，是与电视相连接的一台终端设备——俗称“机顶盒”，它使模拟电视可以有效接收数字电视信号。

按照广电部推广的“青岛模式”，多数城市正在重复“免费发放机顶盒，强行关掉模拟电视”的做法，机顶盒的免费发放可以部分消除数字化改造的阻力，而强行关闭模拟电视的做法则迫使绝大多数原有有线电视用户接受改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推广工作的组织成本和技术成本。但是，即便在强行关闭模拟电视后，统一完成了数字电视整体转换的城市，各方面并不认可这种政策催促下的数字化电视“大跃进”。

以一个50万用户的中等城市为例，要实现数字电视的整体转换，设备和网路的改造、机顶盒免费发放以及购买节目内容的费用约需5亿元，而对于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来说，整体转换资金预计超过30亿，与此同时，电视用户的收视费也在成倍提高，目前，已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地区，用户每月收视费一般在30元左右，但是，仅靠收视费的提高并不能保障数字电视系统投资者的收益，全行业把盈利的幻想寄托在未来虚无缥缈的增值业务上。

粗略估算，全国范围内的数字电视整体转化需要至少1000亿的先期投资，从目前情况看，投资多依靠银行贷款和预收收视费，而这只不过是基础设施的投资部分，对电视用户来说，较之以前的有线电视，每个家庭要为新的收视方式每年多支付至少150元的费用，尽管这远不足以保障数字电视信号转接者赢利，但对低收入家庭来说，每年大约400元的收视费却并非可以忽略不计的。

赢利模式的瓶颈和居民的抵触显然使数字电视的整体转换遇到了困难，据了解，国内四十多家有线电视数字转换的试点单位，除了青岛、大连、太原等城市外，其他城市有线电视向数字电视的转换工作十分缓慢，推广的难度在于，机顶盒的价格、“月租”及点播等服务的收费难以让观众接受。事实上，以政府意志来强制推行数字电视是否必要，已经引起怀疑。

从技术上说，以接收设备区分，电视数字信号的接收方式至少可分为四种：1，数字电视机顶盒（DVB－C）；2，卫星数字机顶盒（DVB－S）；3，网络电视机顶盒（主要功能是使模拟彩电能够浏览互联网）；4，VOD数字机顶盒（基于宽带网，可实现上网和双向视频点播功能）。DVB—C，即广电部催促数字电视整体转换所必须使用的机顶盒，主要功能是使模拟彩电能够接收数字电视信号，而DVB—S则是与人们一般所说的“小耳朵”相连接的另外一种机顶盒，用来直接接收数字卫星广播节目。

在此，需要将DVB—C和DVB—S的区别作进一步的说明。

目前，国内DVB—C机顶盒和DVB—S机顶盒的最低生产成本分别约为300元和80元。也就是说，在用于数字电视接收的两种机顶盒中，我们选择了较贵的一种，但这种比较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DVB—C是有线接收的终端设备，而DVB—S则是无线接收的终端设备。这就意味着，使用DVB—C接受数字电视信号的最大一块投入还不在机顶盒上，而DVB—S的接收方式中，机顶盒是主要的投入。

在许多人听来，DVB—S是个很陌生的缩写词，但如果说出另外两个与此紧密相关的俗称——“锅”或“小耳朵”——很多人就明白了。我们都知道，中国家庭私自安装DVB—S是非法的！

但是，无论是否合法，DVB—S提示我们：尽管电视信号由模拟向数字的转化是满足人类新视觉享受的大势所趋，接收数字电视信号的方式却并非只有DVB—C一种。实际上，DVB—C接收所实现的功能，不过是将卫星传输的信号加以处理，再传送到居民家中，而这一功能，完全可以用廉价的DVB—S接收系统直接实现，一步到位。

让我们以家庭为单位，分别为DVB—C和DVB—S算一笔经济帐。以一套设备的使用寿命为五年来计算，采用DVB—C的投资为：先期投入（包括线路铺设、机房设备、机顶盒及组织管理费用等）1000元，五年中的收视费用约2000元（中长期而言，收视费的上涨是不可避免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共计3000元。那么，采用DVB—S接收的全部费用是多少呢？

五年，300元。是的，300元，没有写错。机顶盒、卫星天线（俗称“锅”或“小耳朵”）、高频头、数据线的市场零售价格总共200元，安装费100元。除此之外，再无任何费用，卫星电视信号是从卫星上免费接收的（加密频道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因为DVB—C方式接收加密频道同样要另外收费）。

当然，除了行家之外，在目前市场上很难以200元的价格买到全套DVB—S接收设备，也很难以100元的报酬请到安装人员，但是，如果给DVB—S系统与DVB—C系统相同的政策环境，这个价格甚至还可以下降，目前市场上动辄上千元的安装服务是因为政策打压的结果，政策的压制造成了信息阻塞和从业者的法律风险，它们才是目前卫星电视安装的主要价格构成。

由于科技进步和人类经济行为日益活跃的缘故，大功率的电视信号转播卫星已遍布天空，目前，中国境内可以接收到信号的电视卫星不下十颗，仅东经105.5°上空的亚洲三号卫星，就可以向中国境内的收视者提供100多个频道（半数以上为免费频道，其中包括CCTV和国内多数省市卫视节目），也就是说，花上300元钱，人们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收看至少几十个免费频道的节目，除了国内电视节目之外，还包括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巴基斯坦、沙特、卡塔尔、叙利亚、阿曼以及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上星频道。在居住分散的农村地区，居民家只要有片直径半米多的空地，放下一个“锅”，简单调试后，就可以收看节目了；在集中居住的城市地区，一座楼房或一个单元的居民，则可以共同安装使用一个“锅”，再花几块钱买个电视信号切换器，同样可以一劳永逸地收看免费数字电视节目（多家共用一个“锅”还能再度降低设备购置成本）。

总之，同样是收看数字电视节目，以DVB—C的接收方式，中国每年大约花费600亿元，而以DVB—S的方式接收，只需要花费60亿元，至于另外的两种数字电视接收方式——网络电视机顶盒和VOD数字机顶盒，主要依托于互联网信息，多被用于KTV练歌房，与DVB—C接收不具备可比性，在此不作讨论。

DVB—C接收相对DVB—S接收的优势是信息互动的功能，但是坦白地说，这些信息互动功能多是华而不实的摆设（尤其是互联网已经基本在城市普及，这些功能多系无用的重复），而从数字电视主要作为获取信息渠道的功能来讲，DVB—C接收反而无法与DVB—S接收相比，管理部门的政策清楚地规定了DVB—C接收数字电视的禁区：家庭电视不允许开通境外频道。不仅香港地区的电视节目（如凤凰卫视）不允许进入，就连那些用阿拉伯语讲经的节目也不允许。

节目内容的限制才是问题的关键！

看上去，这里面有一笔很不划算的经济帐，既然DVB—C接收较之DVB—S接收显得如此昂贵，为什么广电部急不可耐地大力推行DVB—C接收系统呢？原因就是于DVB—C接收可以方便有效地对电视频道进行筛选过滤，而直接从卫星上接收信号的DVB—S系统则无法控制。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广电部急于推广DVB—C接收的主要原因，就在于面对数字时代无法遏止的视觉需求，以抢占先机的策略封堵DVB—S接收和网络电视传播的空间，与此同时，各地经常对经营和安装DVB—S接收设备的行为进行打击，动辄处以罚款乃至判刑。一方面是严厉惩罚，另一方面则是全力扶持，昂贵的接收方式便成了人们被迫接受的选择。

当然，仅从技术上说，DVB—C接收并非不可以接受，但它绝不应是唯一的选择，更不应该在全国范围内一刀切推广，如此浩大的一项工程，既未经充分论证，也不拿到社会上进行讨论，就仓促上马，除了思想控制的需要，我们实在找不出其它的理由。

实际上，如果说东经146°的马步海一号卫星（俗称“菲律宾梦幻”，主要提供欧美英文节目）和东经76.5°的亚太2R卫星（主要提供台湾和香港地区节目）偶尔带有敏感内容，那么，亚洲三号卫星所提供的节目，似乎不具有任何意识形态颠覆性（在内蒙、新疆、贵州、云南等偏远地区，由于有线收视的昂贵，亚洲三号卫星提供的节目一直被广泛接收，禁而不绝），在以DVB—C接收方式向部分城市居民提供接收服务的同时，完全可以让观众直接接收亚洲三号等卫星的传送信号，来共同完成中国数字电视的整体转换，但是，广电部显然认为：如果让中国民众听到不知所云的阿拉伯语，或者收看了境外电视台提供的风光节目，仍然有损于中国的社会稳定——没错，即使是风光节目也是具有颠覆性的，有段时间，我常借助亚洲三号卫星的转播收看西亚风光片和印度音乐片，这些节目让人感受到世界的广阔，尽管只是言语不通的图像，却也能颠覆我们被打小培育起的世界观。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意识到，电视台是可以不在晚间七点钟转播CCTV《新闻联播》的，那还得了！

狭窄的言论空间内，太多的谎言，根本无须加以驳斥，只要让人们亲眼看见外部世界，谎言就没了市场。

于是，为了抢占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为了坚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阵地，广电总局毫不犹豫地替我们选择了DVB—C机顶盒，这是一种具有“政治远见”的选择，但它意味着每年多出500亿的开支。谁说政治不能当饭吃！500亿，本来是可以用来吃的，现在，在广电部的控制之下，我们却只能拿政治当饭吃，他们限定我们必须吃社会主义的精神食粮。

而在推广DVB—C的过程中，即使收视费不足以支付基本运营成本和贷款利息（中长期来看，收视费必然会大幅上涨，垄断行业想涨价实在太简单不过），仍会有人在这一推广过程中赚个盆满钵满，在一个城市里，动辄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台的机顶盒采购，大功率信号接收与转换设备的采购，意味着一个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这从另外一方面说明政治是可以当饭吃的。

强权政治的愚民政策之需和官员的利益驱动，决定了中国社会各领域从来都会选择畸形制式——这一次，制式的标准规格，一律被称作：DV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