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死里逃生回北京
一
那天一大早，我们身背旅行袋和网兜，离开了一分场，行李由分场遣派拖拉机和牛拉爬犁运送，向虎林至密山间的辉崔火车站走去。
举目所及，漫山遍野一片白雪茫茫。公路路面被来往行人和车辆压得很瓷实，我们走在上面只听脚下吱吱作响。
此刻，我怀着凶多吉少、疑虑重重的心情。因为考察团已当众宣布，我属于回原机关加重处罚之列。
据人们传说，这“加重处罚”又分三类：一、在原机关或机关农场监督劳动；二、到内务部门和公安部门在北京郊区合办的“劳动教养”农场限期改造，逾期者将被严惩；三、由原机关会同公安部门立即逮捕法办。我估计，自己肯定属于最后一种，因为刘恩们已当着我的面扬言多次了。我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准备引颈就戮。
二
经过一整天的跋涉，我们来到了辉崔火车站。这里也是大雪遍地。何时有车去密山，谁也说不清。我们只好挤在狭小的候车室里翘首以待。
这时，室外也有零下三十几度。幸好室内有一个烧煤炭的大汽油桶炉子，但没有卖吃的。
前面说过，我的干粮已被人偷吃了，只好到附近的居民家买些吃的。我花了平常可买十几斤大米的代价-两块五角钱，买来一个二两重的窝窝头，又花两块五角钱换来两根大葱，另从一位自称要去南方探亲的转业军官的小挂包里，买来一块不足半斤重的豆饼，给了他五块钱，因为他说他的路费被人偷去了。这样，我才度过了饥肠难忍的一个黑夜。
第二天，太阳刚刚冒出东方的地平线，我的肚子里又绞肠般地叫唤起来，我只得坐在一个角落里迷迷糊糊地忍受着。幸好，在车站上管点事的一位转业军官，邀请北影演员管仲强去他的家里吃午饭。在吃饭时，管仲强对这位同志说：“新华社记者戴煌还在候车室里饿着肚子哩！”这位同志连忙包好许多炸黄豆，请管仲强饭后带给我，我才渡过了这白天的难关。下午，虎林去密山的列车靠站了。我们立即与这位同志道别，谢了又谢，才扒上了列车。这是一列货车。空荡荡的带篷车厢里没有暖气，也没有座位，大家都挤坐在铁皮地板上。列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六七十里地走了两个多小时，几近天黑才到达密山。一下了火车，我就去当地邮电局，给新华社行政副社长邓岗发了封电报，说明我将顺便拐到大连去，看看我原来的岳母和已经送人的小女儿戴贝贝。因为我不能很快回到北京引颈就戮，而应该提前处理“善后”，必须先拐到大连。同时，我还要沿途观光几个大城市，怕日后再也看不到祖国的这些大好河山了，遂把行李、皮箱、书箱由密山直接托运到北京。
三
从密山车站登上了去牡丹江的客车车厢，一位消息灵通的难友说，他刚才在密山得知，在最早离开北大荒的一批难友中，有一位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干部张宣，在车到沈阳至山海关途中的大虎山时，他坐在座位上突然脑门磕打在座位间的小桌上就死去了。
这立刻惊动了整个列车。有些上车的乘客赶忙又下了车，说是这个车上有死人。有的还说：“从没听说过坐火车坐死人的，真晦气！”只有北大荒的难友们知道，这是“死亡场”悲剧的继续。
列车长要张宣身旁的同伴立即把他的遗体抬下车厢，请大虎山车站处理。经电影洗印厂的莽珉、电影科研所的李兴文等人再三要求，列车长才准许把遗体带进山海关。但到了天津，列车长说什么也不容许把张宣的遗体带进北京。他说：“铁道部有明文规定，不能把死人带进首都！”莽珉、李兴文等人没法，只得把张宣的遗体抬出车厢，交给了天津站。等他们回到了北京，通知了人民银行总行，张宣的妻子和女儿哭哭啼啼地去天津为其火化，把骨灰盒捧回了北京。
“快三年了，天天指望他能够回来和全家人团聚，没料到回来的竟是个骨灰盒……”张宣的妻子呜呜咽咽地哭着对邻居们说。
这位消息灵通的难友还说，就是带着张宣遗体的这趟列车行至锦西车站时，一位老大爷和一位老大娘从月台上进入了北大荒难友们乘坐的这个车厢，他们都很黄瘦，面带悲戚，双眼红肿，好像刚刚撕心裂肺地哀泣过。一些难友连忙起立让座，并把他们手中的小包包挤搁在行李架上。在他们谦让再三地坐定之后，难友们询问他们到哪儿去，老大爷说到山海关就到家了。问他们为何到锦西来，老大娘立即再也抑制不住地悲泣起来。老大爷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情感，低沉而缓慢地道出了个中原委-原来他们的一个儿子是小学教员，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被强制到锦西煤矿劳改队劳改。经过“大跃进”后的饥饿岁月，锦西矿1200多名犯人已饿死了1000人，他们的儿子是第1001个被饿死的。老俩口此番是来领儿子骨灰的，骨灰盒就在刚刚搁到行李架上的一个小包包里。还没有饿死的200人中的198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地卧床不起，成了还剩一口气的僵尸。另两个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动走动……
原来神州遍地皆饿荒啊！
听了张宣之死和这位老大爷叙说的悲哀事，车厢内几乎所有的难友都伤痛得默然无语。特别是身带浮肿或瘦弱枯槁的人，都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张宣第二或锦西矿的第1002，被装进骨灰盒带回北京……
火车启动了。在大家的静默中，还是那位消息灵通的难友先开了腔。他说我们之所以这样快就离开了北大荒，有着这样一个严肃的背景。据他说，这个背景是- - 1960年深秋，牡丹江农垦局局长王景坤-一位独臂将军-去北京参加全国农垦工作会议。一天，周恩来总理到会讲话，讲话后顺便问起北大荒各农场的情况，并问到北大荒去了多少“右派”，已摘了多少人的帽子，还剩下多少人。王景坤-一作了回答。但周总理掰着指头一算，摘帽人数加所剩人数与原来去的总数对不上，发现少了许多人，遂问王景坤：“这少了的人到哪里去了？”
“死了！”“怎么死的？”
“……”王景坤一时答不上来。
周总理生气了。周总理说：“你们不要以为这些同志五七年出了点事，是所谓\'右派\'，就可以不把他们当人看待了！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国家的有用之才，国家将来还是要用他们的，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对待他们？你们应该赶快说明他们各个人的死因，不然这个责任是值得追究追究的！”王景坤这才紧张得出了一身汗。当晚一散会，他连晚饭都没顾上吃，就打长途电话到牡丹江农垦局，叫转告各农场火速报来“右派”死亡的人数及其死因，并严肃地说：“这是周总理要的。”这一来，各大农场的医院院长和公安局长、各分场的卫生所长和派出所长，以及各个生产队的队长和指导员们，也全都紧张了起来。但最后上报的死因，一般都是“营养不良”、“浮肿”、“肠梗阻”，等等，避而不说在严重饥饿状态下的繁重劳动与工伤。
“不过，”这位消息灵通的难友说，“尽管上报的死因隐瞒了真相，但死亡人数毕竟是很惊人的，这促使上面下决心赶快让我们离开北大荒。”“原来如此！”不少难友这样说。
但我认为，这只能是我们迅速离开北大荒的一个因素而已。
正因为有了周恩来总理如此的关心与干预，留在北大荒军队系统的“右派”才大体上逃脱了死神之网，其中包括给《文汇报》写信被密定为“中右”、抢修云山水库时又被升格为“右派”的毛西旁。
毛西旁与我分手后，与几十名军队“右派”合编为一个排。这时候，他们几乎全都浮肿得难以行走了，都躺在一座草屋中的地铺上奄奄待毙。一天早上，他们发现一位原是部队中尉军衔的教员不再起身分食上午饭，大伙连忙凑到他的身边，才发现他口鼻已没有一丝气息，全身都已发凉，大概在夜间就离开人世了。这个生产队以及农场的头儿们怕再遭到上层领导的怪罪，立即派人用带篷的大卡车，把这一排人送往农场医院去住院检查。医生们的结论都是“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是严重的营养匿乏造成的浮肿\'等等，建议给他们每人增加15斤粮食，补加1斤大黄豆。这一来，他们的口粮比原来的18斤定量几乎增加了一倍。他们同时又求人在医院附近买了些小泥鳅，以增添些动物蛋白的补养，终于保住了自己的命……
四
列车快要到达牡丹江了。这时我已竭其所有，在鹑衣百结的破破烂烂的棉军服外面，套了一身惟一没有打过补钉的粗蓝布褂袄，外加那件已经污迹斑斑的破军大衣，头上戴着那顶已经补了一层又一层的面目皆非的烂棉军帽，胸前背后挂着小网兜与破旅行袋。这形象，与当时到处可见的“盲流”、叫化子毫无二致，成了路人与公安人员蔑视与怀疑的对象。
我就以这样的装束在牡丹江车站下了车，换上牡丹江直达北京的快车。但在要穿越天桥时，我硬是双腿打战，上不了天桥的台阶。得亏中央乐团合唱队的男中音闰启明和北影演员管仲强等人架扶着才越过了天桥，到了停靠直达北京那趟列车的站台。到了我们该上的那节车厢跟前，车厢入口处的那两小级台阶我也上不去。仍然得亏闰启明和管仲强他们把我架了起来，在背后使劲一推，才使我像一只大棉花包似地进入那个车厢。
由此使我感到，我若在“死亡场”再呆上十天半月，也许就会像小罗那样死去，或像张宣那样死在奔向北京的列车中……
列车驶达哈尔滨。我按照个人的预定方案，要再看一眼这座有许多俄式建筑的城市，连忙与闰启明、管仲强等难友暂时道别。
当我肩挎着背后的旅行袋和胸前的小网兜，在哈尔滨车站的候车室和站前广场上转来转去想寻觅着买些吃食的时候，果然被车站派出所的一位民警盯上了。他从身后猛然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来！跟我来！”我跟着他走近了派出所外间的那间烟雾腾腾、人声嘈杂的小屋。
“干什么的？”
“路过哈尔滨。”“路过？我看你像个\'盲流\'.”“不是\'盲流\'.我原是新华社的一名记者，57年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了将近三年。”“噢！吃了不少苦吧？”
“能活着出来就是万幸！”“现在打算到哪儿去？”
“回新华社。眼下先去我们的黑龙江分社。”“有证件吗？”
“有！”我掏出了那上面写着“回原机关”字样的行政介绍信：他看了看，这才一挥手：“你去吧！”
我离开了哈尔滨火车站，经多次打听才找到了黑龙江分社。在那里我受到了真挚的关怀。尤其是分社年轻的机要员陶国栋[注]，除了工作之外，几乎整天陪着我。他过去与我素不相识，只是在福建海防前线分社时就知道我是一名老军事记者，就凭这，他对我倍加同情与体贴。他在分社为我安排了住处，一天三顿饭都陪着我到黑龙江省委大食堂就餐，并使我有可能两次探望已被分配到哈尔滨艺术学院的杨角、张晓非夫妇，同时测览了已经明显萧条的哈尔滨市容。
我到了同样萧条的长春，我们吉林分社的青年记者康国志、王文琏夫妇也热诚地接待了我。王文涟，只是在新华社青岛疗养所与我以及我的前妻共同疗养过一些时日，康国志则从未晤过面。他们不仅在吉林省委招待所为我安排了食宿，临分手时，还给我即将去大连探望的孩子买了些玩具与糖果。当他们得知我的妻子已与我离了婚时，他们也有说不出的难过……
这是些多么善良并敢于向政治的不幸者表达同情的好人啊！我将永世不忘！要知道，那是谁向“右派”表示同情与友善，就随时都可能蒙受不白之冤的年月啊！
正因为如此，当我到了我们的旅（顺）大（连）支社，便感到气氛迥然而异。他们先怀疑我是个逃犯，要看我的证件，看了证件，又说支社没有地方住，而不想去大连市委招待所给我安排个一席之地。我只好去睡在大连轮船码头的旅客候船大厅内，从那儿去看了两次我的小贝贝和她的老外婆。
五
她们跟着贝贝的姨父母，住在大连沙河口区的一座日式两层小楼里。贝贝三岁多了，活泼而调皮，一头浓发被外婆分梳成几十根小辫子。她当然不会记得她不足十个月就会叫一声“爸”的我这个爸爸，而口口声声叫我“姨父”。外婆在一旁一边给我和面做面条，一边掉眼泪。
“你和她妈的事，难道就这么算了吗？”外婆问。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她老人家哭得更伤心。
贝贝的姨父母此刻都不在家。姨父在大连工学院进修，姨母正带领本厂的职工在郊外山里打树叶度荒。他们接到了外婆的电话，都匆匆赶回，把家中仅有的当时千金难得的肉罐头、鱼罐头等等都拿了出来，盛情款待我这个正在落难而又从未见过面的亲戚。我再三感谢他们在我极度困难的时刻，给了我的小女儿贝贝以最好的养育之所，并独力承担了对老外婆的奉养。
第二天一早，贝贝的姨父母又各自上班去了。中午，我带着老外婆和贝贝，到附近的街道上乱哄哄的小饭馆里吃了顿饭，然后到一家照相馆里合了个影，就独自乘船到天津，又连夜坐火车回到了阔别两年零八个月的北京。
这时，全国大饥饿的1960年只剩下最后两天了。新华社的一些老熟人已完全认不出我这个人了。原来是高大壮实的男子汉，现已成了枯瘦憔悴的病态人，体重由 196斤减少到了82斤，完全判若两人，如果不自报姓名，人们怎能一眼认出来？
当然，惊异是有的，但是大多只是哼哼啊啊地走了，说不上是有几分同情还是怕沾嫌疑。
当天，我就赶往了保定。
1961年的元旦，是在保定度过的。已离婚的妻子避而不见我。我把已满六周岁的大女儿戴青青，从保定专署幼儿园，领到了保定地委招待所。这孩子当然记得在人世间还有我这个爸爸。她一头扑在我的怀里，十分伤心地哭着：“爸爸，您去哪儿啦？您怎么老不来看我……”我怎么说？我只能强忍着泪，对她说：“爸爸出差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工作忙啊！爸爸对不起你……”我们父女俩在招待所里亲亲热热地团聚了几天。我带着孩子逛了几条大街，给她买了一件黑灯芯绒贴肩的黄灯芯绒褂子和一条蓝灯芯绒裤子，带着她到照相馆照了相，把她送回了幼儿园，就又与她分手了。
六
从保定回到北京不久，我的全身又开始浮肿了。
这是第三次浮肿。也许看我已生命垂危，或许北京的人们也都在饿肚子，知道这几年的很多事干得很不妙，我在北大荒所发表的各种“宏论”并非“反动透顶”，新华社没有按照北大荒农场的“建议”把我立即逮捕法办，而让我在新华社医务所的简单病房里，与其他浮肿病人共度了一个多月，然后让我到八达岭南侧的居庸关火车站下的新华社绿化队去侍弄果树、葡萄，烧开水炉或赶着小毛驴去南口买菜。 1961年夏秋之间，又让我回到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搞资料工作，抄抄写写，剪剪贴贴。
这时，个人的存亡得失，已不再左右我的情绪。一个人革命与否，不在其名之扬抑，位之高低，俸禄之多寡，荣辱之轻重，更不在其居何地、事何业。根本的根本，只在于其为何而生，为何而死。
“不管如何也要革命到底”成了我心底的座右铭。
然而这不等于说，我在内心中已完全拂却了烦恼与痛苦。现实中的不顺，家庭中的困苦，国事民情的多灾多难，真理与谬误之不能索然分明，还不时咬啮着我的心。
我忧叹我们这个民族见义勇为、雪中送炭的优良传统残存若失-见义勇为被代之以胆小怕事，雪中送炭成了锦上添花，赤胆忠心明肺腑也变成了“见人只说三分话”。珍视正当的情谊而不为贵贱、贫富、安危所左右者寥若晨星，披肝沥胆仗义执言者几近绝迹。
我老家的人，屋漏瓦破，缺钱短粮，病危而不得治。1958年“三o一八”我被开除出党收入锐减后，我立即变卖了派克笔，给我生肺病的姐姐寄去了最后几盒进口的链霉素和雷米封，她用完了这些药品而再无后继的药品，不久就死去了，死时年方34岁。我的一个正在小学执教的年方20岁的侄儿，患了心尖瓣狭窄症，公家只要出200元给他动了手术，就可以挽救这条年轻的生命，但有人说他是我这个“大右派”的侄儿，他本人又尚未被转正，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了……
这些令人极为哀伤的消息不断传来，我能怎样想？如果他们都已七老八十，难免一死；或已成绝症，难以救治；或因意外事故，不幸丧生，我虽哀痛但尚能宽释，然而他们并非如此。仅仅因为没有钱和家中出了个所谓的“大右派”，只得坐视其毙！
我知道，这远非我的独家之哀。几年来举国皆困，饥寒无以慰、疾患无以救者，何止千万家！每当冥思及此，“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意念是十分强烈的。
可以说，我回北京后的心境是复杂而多变的。这也正如托尔斯泰在其《复活》中，把人心境的复杂多变比作一条曲折漫长的河流那样，有时清，有时浊，有时平缓如镜，有时汹涌澎湃，有时弯弯曲曲，有时一泻千里……[注]但在相当多的时候，我又是平静爽朗、达观愉快的。工作之余，常常集中精力于读书学习，观察生活，整理素材以备写作。我不愿做个庸碌无为之徒，让无尽的烦恼与俗念吞噬自己的年华。
26 甄别梦
一
1962年三月，我们的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全党县委书记以上各级负责干部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俗称“七千人大会”。面对前几年的“大跃进”、“反右倾”等“运动”的惨痛教训，毛主席发表了那篇应该被载入史册的讲话，说我们这些年“干了一些蠢事”，并说让人家讲话，天塌不下来；而不让人家讲话，总有一天会来个“霸王别姬”。于是党中央重新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重新保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要求大家帮助党总结经验教训，以图未来。彭德怀等少数同志之外的“右倾”冤案，将被彻底平反；党内部分纯粹为了党和国家生活、工作问题提出不同观点与意见的“右派”，也将被甄别平反……
在政治的滚滚寒流中暂时出现的这股暖流，使新华社死寂的空气也逐渐活跃了起来。一些老党员轮流去“学习班”发牢骚，提意见，诉说各自这些年看到的、听到的许多令人揪心的现象。国内部党组织的一些支部委员和支部书记，还分别到办公室或我的宿舍里找我谈话，让我说说对自己的问题的意见，动员我写出争取甄别平反的材料，并把我作为对新华总社近百名“右派”进行甄别平反的第一个“试点”。
对此，我自己当然十分受鼓舞，很多好心的同志也为我高兴。我白天工作，深夜“笔耕”，用委婉的口气，检讨的方式，以《回顾我这几年所走过的道路》（简称《回顾》为题，侃侃而“耕”了大约十万言，相当详尽地叙述了自己反对“神化与特权”思想的来龙去脉，汇报了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的种种遭遇与思考，也道出了回北京后的心情和对国内外主要问题的观点，以此请党审察我这样的人，究竟是不是一个“居心叵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关于反对“神化与特权”思想的来龙去脉以及在北大荒的种种遭遇与思考，这里无须再说。这里值得一说的，是“回北京以后对若干问题的看法”这一部分，其中包括这样一些问题：关于国内问题，关于苏联和赫鲁晓夫，关于“反右”运动以及个人的生活态度与日常表现，等等，重点是关于国内问题。因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是使我的命运又一次发生重大改变的最重要因素。
二
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写的：近几年来，我们的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明眼人都看得到的；同时，我们也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发生了严重的缺点与错误，使我们在各方面都遇到了重大困难，这也是明眼人都看得到的。就缺点和错误来说，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政治生活缺乏民主。愚以为：头脑发热，可以在别人的谏劝下冷却清醒；没有经验，可以从别人的意见中得到启发；不易接触实际，可以运用群众的力量诚这下情；干部队伍不纯，也可以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进行监督和帮助。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至少是做得很不够。我们只相信自己，只相信与自己的调子相同的干部。对一般人，对广大群众，尤其对持有异议的人，不分党内党外，一律予以疏远的疏远，打击的打击，弄得大家消沉苦闷，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再说真心话，谁也提不起“跃进”的劲头来。于是，缺点一直存在，错误在全国泛滥，抗击“自然灾害”的力量与效果也就相对地减弱了。
我们不能说，这也是由于没有经验。民主，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一贯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至少在遵义会议以后是如此。它使我们能够紧密团结最广泛的阶层和最广大的群众，并充分地发挥其智慧，为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战胜敌人和困难起了巨大作用。可是这几年来，我们把它给削弱了，破坏了，丢弃了！
我们也不能说，这是在“大跃进”和“反右倾”之后才形成的。早在这前几年，就有人觉察到我们的生活中有几股危险的黑流，在悄悄地泛滥和冲刷着我们的土地。他们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地大声疾呼：如果不作有效的阻塞和疏导，我们的事业将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害。但是，我们对此没有引起应有的警惕与重视，反而认为这些同志是夸大错误、歪曲现实，把他们也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施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尽管其中的某些意见是正确的或值得参考的，也一律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不仅如此，在“下放劳动”与“改造思想”的名义下，把他们“流放”到边疆，过着劳役与体罚的日子，使得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们以为这就可以“划清界限”，使全国的人心为之一统。实际上，这只能吓得大家不敢再说话，至少是不敢再说真心话，不敢再说与领导人意见不一致的话。因为谁也不能担保，自己的意见就一定是正确的；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挚友以至于丈夫或妻子就不会去“揭发”自己。稍有不慎，触怒了领导，不管这位领导位高位低，是好是坏，都不可避免地要被冠以“抽象拥护、具体反对”的帽子，同时还要加一道“动机效果统一论”的紧箍咒，弄得别人跳下黄河洗不清，不是敌人也是“敌人\'呵。
此风未息，接着又来了一个“反右倾”的大浪，把许多纯粹就事论事，对某一项方针、政策、工作方法或时间步骤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也一律冠之以“反党分子”，甚至也等同于“敌人”。（我记得当时的《红旗》社论与曾希圣等负责同志的文章都是这样说的。）稍有良心与理智者，对此无不怵目惊心！勇于讲话者，就此绝灭了。上帝赐给每个人的一张嘴，只能吃饭、谈情说爱和喊“万岁”了。它们的最最重要的任务-讨论、研究、劝告、进谏、反映真实情况等等-无形中被解除了。
于是全国就出现了十分“统一”的局面，一连延续了好几年，凡事都是从上而下，而不是由下而上。一切都是顺领导者昌，逆领导者亡。对的固然是对的，错的也依然是对的，大小领导，均犯颜不得，事无巨细，均不准有异议。领导上要让完成的事，任何人均不得不完成。即使不能真完成，也得来个假完成，上下相庇，循环不已。尽管有人发现，某一项措施是错误的，或某一个领导人是投机分子、蜕化分子、甚至是钻进党内的大坏蛋，但是在上级党发觉与承认之前，谁也不能说一个“不”字，而且要老老实实地照干不误，照样驯从。据说这就是相信党、依靠党和服从党，这就是党性的纯洁。
俗话说，“千岩竟秀，万壑争流”，“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而我们的那种表面上的和谐与机械统一，只能使整个社会走向死板、停滞、衰退与崩溃。矛盾并不会因此而减少减弱；相反，它却会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不可收拾。
“流水难阻，阻则横流”，其寓意之真切，被我们这几年来的现实又一次证明了。大家心里有话不能当面说就只好背后说，而且说得更多更难听。现在我们到处可以听到儿童们在唱这样的歌谣：“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太上茅房。”这是对我们物价飞涨、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的哀怨。还有：“报告司令员，外面有人找，脚穿高跟鞋，手戴小金表，问你搞不搞，不搞就拉倒。”这是对我们的高级干部严重脱离群众、作风腐败搞特殊化的愤懑。
解放初期的那几年，人民连喊“万岁”还来不及。应该说，那时候的敌对分子与暗藏特务比现在多得多，而我们并没有听到过小孩们若无其事地唱起这种歌谣。但是今天，真正的敌人越来越少了，而人民欢呼“万岁”的激情反而减弱了，忿怨、不满甚至“反动”的童谣反而普遍地流传开了。更为严重的是，家长们对此不闻不问，这就很值得我们警惕并反躬自问。
沉默和消极，是最可怕的抵抗。整个社会会因此无声无息地受到毁灭性打击。去年（1961年）年底，当我也参加政治学习的时候，我深感我们的政治空气是窒息的，大家左盼右顾，言不由衷。我们这样的新闻机关- -历史最久、老同志最多、政治上原本最为开明的机关，情势尚且士。此，其他部门、全国各地的情况如何，可想而知矣！我不能不提出，“大家为什么不敢讲话？”并且在多次发言中，均指出了我们的民主生活不活跃，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的若干现象。
我知道，有人会认为我这是思想“僵化”，是“花岗岩脑袋”，也有人公开言明我这是危险的。但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这有何危险。如果说有危险，也只能是因为我说出了一些使某些人觉得不舒服的话，给我个人的命运造成重大的危险。也可能，在这些觉得不舒服的人看来，我给他们的“威信”和“面子”造成了“危险”。除此而外，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的事业，我的这些话是不会发生任何危险的，相反只会有好处。“不成功，则成仁”，这就是我的态度。不管何时何地何人人是对党对人民不利的事，我都要讲，一直讲到这种现象被克服为止，或者讲到我被“杀头”为止。
现在，从我们国内部来说，民主空气比以前活跃得多了。不少人在会议上说了许多过去在私下也不敢说的话，例如：“不民主的错误是从\'反右\'范围扩大化以后开始的。”“三个人在一起说假话，两个人在一起是半真半假-而且这还必须是两口子，只有一个人在想问题的时候才是真的。”“过去合则留不合则去，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而现在则不可能。”还有人公开提出：“三面红旗”应该改为两面，因为“人民公社”办得太快、太早、太大了。它只能是将来的“必经之路”，更不能早在几年前就说它是“应运而生”……
我觉得这是一种正常的、可喜的、令人振奋的现象。这些说法不一定就正确，也可能是绝顶错误，但是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就说明大家对党又恢复信任了，又亲切起来了，而不再担惊受怕了。
这是党和领袖们知错改错的结果。但是我觉得，这还远远不够。据我所知，即使在同一个新华社，除国内部之外，其他部门在讨论国家大事时，还仍然是彷徨顾盼、沉默寡言的。即使是一些小头头或党员同志在发言时，也仍然是拐弯抹角，不痛不痒。他们自己也许心中有数，而听者却不知其所云。
这说明在数九寒天之后，不是一下就能解冻的。同时也说明，党和领导人还没有起到有力的示范作用。群众都是跟着领袖走的，领袖怎么做，他们才会怎么做；领袖做到何种程度，他们才会做到何种程度。
现在我们的领导人在这方面做得如何呢？我以为在承认错误、追查原因时，还不够彻底和大胆。似乎在“面子”和“威信”方面，还有些包袱没放下来。我觉得这是不必要的。这不是个人作风和私生活上的小事，而是攸关全国人民命运的大事，是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孔老夫子的学生子贡说过：“君子之过，士。日月之食焉。过之，人皆见之；更也，人恒仰之。”可见，缺点和错误是隐讳不了的，而一旦承认与改正，大家就会仰慕赞叹了……
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要有诸葛亮的明智，那就是“布所失于天下”，发动全国上下“勤攻吾之缺”。这样，大家才能相信我们的党和我们的领袖是谦虚的、诚恳的，是“闻过则喜”、“知过必改”的，从而他们才能打消一切顾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所以说，古今中外，像诸葛亮这样的圣哲贤明者之可贵，并不在于其声势显赫、才智盖世，而在于他们忠国利民。丰功伟绩之后，尚能兢业勤俭，明短于人，躬求举世之长，以补自己之不足。他们决不持其强而讳其疾，也决不容许别人媚赞其为万能万德之圣雄……
今天，以此来衡量一个政党及其领袖是否明智与伟大，亦不无可取之处。我以为我们的党，本该是这样的党。虽然，党的民主传统和谦逊的美德，一度受到了严重破坏与损害，但现在，在经历了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之后，党即能痛感及此，拨乱反正，并且在作更进一步的努力，也确是难能可贵的。
我相信，在党的感召下，在领袖们的带动下，我们的党和全国人民必将团结得更紧密，困难必将被克服，斗争必将会胜利，真正的“大好形势”必将很快到来。
可以说，这是我的《回顾》中的所有新内容的核心，也是结合了从“反右”直到“七千人大会”的国内问题的最新材料，也是对“神化与特权”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并重申对其克服办法的小结。我真诚地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会就此改弦易辙，所以又一次作了大胆的阐述。
《回顾》全文于1962年6月26日夜完成，第二天早晨上班时即全部上交，如卸重负，对其所抱的期望很大，信心也很足。
三
得知党组织要我写材料，我的甄别平反有望时，不少关心我的同志劝我并帮助我介绍女友以重建家庭，好让我在新的伴侣的协同下，更好地养育身边的女儿戴青青，自己也好集中精力写点儿东西。
青青是1962年春天从保定接来北京的。组织上为此把我每月的生活费，从32元提高到55元，比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只少一元。
对所有这些，我都很感激。对于青青未来继母的条件，我也想到了两点：一、对青青要待之如亲生女，不能有任何微小的歧视与冷漠。如果青青的生母日后愿意常来看看孩子，对她也要待之如至亲良友，情热而意减。
二、要能同甘苦，共患难，直至“不怕坐牢、杀头”。因为对党提意见，可能得到嘉许也可能坐牢杀头。多年的客观规律就是如此，不得不作这两方面的准备。有了这最根本的两条，其他就好办了。如果对方出身贫寒，深知人生之甘苦，而又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则能较好地协助我教育孩子和料理家务，如果还能帮我抄抄稿子和做点资料卡片，那就更是锦上添花、求之不得的了。至于才貌如何，则早已不在考虑之列。不是早有人说过：倘若“爱”而无心，只能是受罪的“受”[注]？ 才貌顶何用？ 根据这些设想，在朋友们介绍的都是尚未成过家或从未有过男朋友的女医生、女图书管理员和女工中，我选择了后者。她叫潘京荣，出身贫寒，能够吃苦，过去一次恋爱都没谈过。这使我很满意。但使我非常遗憾和愧对的是，她虽然也属“龙”，却比我整整小了12岁，她22岁，我34岁，这对她来说，我的年纪未免太大了，而且还是个结过婚、离过婚、身边又已经有个孩子的人。然而，我想错了。
1957年秋冬之际，新华社大院里还残存着不少“声讨”我的大字报的时候，17岁的小潘从浙东老家来新华社投亲靠友，想找碗饭吃。她看了一些大字报，认为我说的一些话并没有什么错，因为她在自己的家乡确实看到许多乡亲把毛主席的像像神的牌位那般供着，朝他老人家叩头祈祷；确实看到家乡的许多干部多吃多占，大耍特权，日子过得美滋滋的，而不顾乡亲们的疾苦……她越想越觉得我的反对“神化与特权”的话并没有什么错。而且她在学校里又读过我写的罗盛教的故事，一下就认定我是个“好人”而不是“坏人”，虽然那个时候她还不知道我这个人高矮胖瘦，长相如何。
后来，她在新华社摄影部的一位老记者家里当小保姆。“大跃进”时“跃进”到北京西城区二龙路街道公社下属的一家工厂当工人。比较起街道上的普通家庭妇女和小脚老太太们，她年轻伶俐，又小有文化，为人也很端正，就被培养成二龙路喷漆厂的出纳兼统计员。
当有人介绍我们相识时，我说明了我的一切情况，尤其我比她的年龄大得太多，又有孩子，收入很微薄，望她慎重考虑。想不到她竟然不计较这些，决心与我生活在一起。“只要人好，就是一切。”她说。
而且很快，她就与青青相处得非常好。这使我欣喜过望。我想，这岂止是“雪中得炭”，简直是在白雪茫茫的大漠之中，奇遇天赐良媛啊！“灵机”一动，给她起了个新名字-潘雪媛。
她认为这名字很文雅，也很优美，是她原来的名字没法比的，所以非常高兴，立即去西单刻了个新图章，并要求二龙路派出所在她的户口卡上姓名栏的“又名”中填上了这三个字-潘雪媛。
这时，我处于自1957年落难之后从未有过的亢奋中：甄别材料交上去了，就等党组织的决定了；小家庭的重建已有了眉目，重新感到了做人的幸福；尤其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似乎真地接受了经验教训，一切使人感到压抑、痛心的做法正在下决心纠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