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维稳”处境下，一种不良的风气正在蔓延，这就是动辄以“‘反华势力’、‘敌对势力’的阴谋”来批判国际国内事务的现象，乍一看，会以为中国已经被“反华势力”全面渗透和包围，岌岌可危。鄙以为，这无助于维护稳定的初衷，更无益于中国大国形象的树立和与国际社会的理性交往。
艾未未在最新的文章中说，“强奸被抓住了，就说是反华；孩子压死了，问房子质量也是反华；食品中毒被曝光了是反华；打打杀杀欺压百姓被上访也还是反华；卖孩子、卖艾滋血、黑煤窑、假新闻、司法犯法、贪污腐败、违宪侵权、网络驴霸（名為”綠霸“的封鎖軟件），只要是说到你的问题就是反华。”可以说，突出地描述了“反华势力”扩大化的倾向。不光如此，现在连最不政治的环境问题，也被冠以“反华势力”以打压质疑中国环保的言论。09年2月的《中华英才》报道，在全国政协首届人口资源环境发展态势分析会上，中国的环保部长周生贤就曾说：“在西方敌对势力出于阻碍中国发展的险恶目的而攻击我们环保成就的形势下”云云，顿时让国内媒体噤若寒蝉。要知道，这是在金融危机，全球加强合作，谁都不能忽视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克服金融危机积极作用的情况下，做出的判断。6月5日是，周生贤又用“无知和偏见”这类我们常批判西方反华势力的用语，进一步回应西方媒体的质疑。但大家都明白，“反华势力”或许在此前或此后谋求“阻碍中国发展”，但绝不会在西方陷入金融危机，有赖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而缓期危机的情况下，“阻碍中国发展”。
但事实上，目前这种“反华势力”的扩大化，并非“反华势力”力量的增长，在国内问题上，是我们自己划地为牢，将人民内部矛盾，无限上纲到敌我矛盾的结果。充分显示了某些领域当政者的心虚，和对社会的不信任——现在根本的问题，不仅是民不信官，而且是官不信民。另外从技术上讲，复杂的民意化解工作即繁重又耗时耗力，将一些民意打成“敌对势力”，有助于地方官启动暴力措施，简单粗暴地解决问题。正如艾未未所说的：“只要是为了公众的事就是聚众闹事突发事件；要是为了国家就是政治风波动乱；要是明摆着有错，就是别有用心；要是愤怒的人太多了就是不明真相被人教唆；要是国际谴责就是境外反华势力。”
“反华势力”的轻易使用和扩大化，也根本不利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往。
所谓的“反华势力”或“对华不友好人士”，是一个太笼统的超大概念，它把所有对华不满、投了“反华”法案票或同情中国“异议势力”的人都放到一个内涵极广的概念里面了，而且这种标签贴上容易，拿下难，实不宜经常启用。这类词或概念目前依然使用频繁、随意，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对待不同意见人士的处置态度。既把许多不必然会成为“反华势力”的人推向真正的反华阵营，同时对准确把握中外关系也会有许多误导。
最近联合早报发表美国华裔社会活动家薛海培的文章，就较为深刻地剖析了这一点。薛海培说，在这种思维方式引导下，人们很难看到绝大多数占据中间灰色地带，既不反华也不亲华的人士。它也无助于厘清问题的是与非。假如中国确实在某些问题上存在有待改进之处，你又如何判断对方批评的动机呢？假如对方既批评又赞赏中国，那又该如何是好呢？以这种两分法眼光看问题，我们平时对中国的建设性批评和建言，一不小心，也可能被划入“对华不友好人士”之列。它像1997年取消的“反革命罪”：内涵和外延极广，定义模糊，执行主观，概念不合时宜。在对人的问题上，标签要尽量中性，尽量少用，特别是像“反华人士”或“对华不友好人士”这种可以拎起来打人的大棒，一旦常用会把自己伤害得更厉害些。
薛海培说，美国及西方也确有逢中必反的反华人士，但那毕竟只是极少数。但就是对他们也要加以细化和分解，知道人家不满的出处和动机，这样才能在对应时做到有理有据有节。薛海培认为，美国左翼左派在人权议题上的“反华”更多的是从这种普世价值、社会进步的角度来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尽管不时会开错药方。夸张点讲，是从“一颗流血的心”的角度来“反华”，常常并非恶意。
既使是那些铁杆“反华人士”，也要文明相待，你越是搞那种“千古罪人，遗臭万年”式的大批判，甚至对人格贬低，就越容易显示出你自己的非理性和不文明，反而容易失去道德制高点和政治上的优雅。薛海培认为，对政敌或持不同意见者的不黑既白和情绪化处置，究其根源，其实是中国文化中相对缺少人性宽容和中国政治史上千百年来你死我活残酷斗争的反映。
前有著名“反华人士”彭定康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一起大骂美国搞单边主义，并期望加大与欧盟外交事务的协调。后有著名“反华人士”佩洛西议长访华，实现了温总理的“和而不同”。这些都说明，在国际关系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我们不能轻易用“反华”与否来划线、标签不同的意见和诉求，否则有一天，我们也许会真的被我们自己所制造的敌人所包围，陷入“反华势力”的四面楚歌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