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12月起至近日，北京、上海、山东、福建、武汉、湖南、四川、湖北、内蒙古、西藏等重要省市甚至偏远县乡地区，纷纷设立国防动员办公室并高调举行揭牌仪式。
部分地方政府发布通稿显示，该办公室在人民防空办公室基础上组建，归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管理，主要功能包括经济动员、人民防空、交通战备、装备动员、科技动员、信息动员、规划计划编制、组织实施等等。
曾担任美国驻华武官的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AFPC）资深研究员武尔泽（Larry Wortzel）告诉美国之音，此举是延续中国国防动员建设“十四五”规划，贯彻“混合战”、“人民战争”策略的一部分。
他认为，最近俄军在侵略乌克兰时失败的战争动员给解放军敲响警钟，同时这也与习近平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这也是习近平在福建福州地区的早期经历，他既是地方和县级的党委书记，又是人民防空政委。习近平很喜欢由党来领导和参与军事动员。”
国防动员办公室有何功能？
中国官媒《解放军日报》1月31日发文呼吁构建“打仗型国防动员新格局”，军民合力“全维度”备战，推进军民技术双向对接，确立平战转换时机、程序、措施、时限，同时还要健全共产党对国防动员集中统一领导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链路等等。
《中国国防报》2月24日在《合力唱好国防动员“一台戏”》一文指出，国防动员办公室将国防动员综合协调、建设管理等职能从省军区系统调整到同级地方人民政府，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基本上由军事机关“一肩挑”、“独角戏”的局面。
中国的国防动员体系错综复杂，比如由国务院、中央军委共同领导的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Commission），中央军事委员会设有国防动员部（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Department), 发改委还设有经济与国防协调发展司。
在地方层面，人民武装部（简称人武部）是设在县、乡两级行政区以及其他大型组织如企业、学校中的军事部门，负责征兵和当地民兵的领导，管理各地轻武器仓库等等。
2020年武尔泽曾在《共产主义中国的军事动员》（Military Mobil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一文中写道，成立于五十年代的人民武装委员会和人武部是中共和政府在战争动员过程中的关键纽带。中国民防计划的其中一方面由人民防空系统监督，该系统已经延伸到中国的每个地区、企业和机构。
国防动员办公室挂牌之后，武尔泽认为，“接下来会发生的是地方政府的（国防动员）办公室将招募并管理民兵和预备役部队，他们可能要先为招人付钱。在中国各地设有战区办事处的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实际上会为其提供训练。这也有助于弥补中国人口结构变化造成的军事人员短缺。”
武尔泽表示，这样做可以有力地加强共产党对地方政府征兵和动员的控制，作为在政治上动员人民的一种手段，增强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但负面结果可能是会给地方政府增加财政负担，在军地之间造成紧张冲突。
“比如，军方会说，今天需要有20人参加维修机场的训练。但南京市政府会说，不能从市机场抽调20个人来给你们做后备训练，我们有一个机场要运行。”
“在和平时期，省委或地方党委书记将与军区、政委在党内协调解决。但在战时或危机中，还是由军方最后说了算。”他说。
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国际安全高级研究员何天睦(Timothy Heath)对美国之音表示，解放军重组原本属于军区的国防动员办公室，是2015年以来的中共军改的一部分。“这一变化可能反映了解放军在思考到底应该由哪些部门负责进行国防动员。”
“由于（军改后）军区司令部的重要性下降，中国政府决定将责任转移给其他政府实体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变化也可能给文职办公室带来负担，因为他们无法获得战时军队所需的资源。”
海外自媒体人江峰在2月27日的节目中警告说，国防动员办公室“借尸还魂地”附著在人民防空的架子上，走灰色路线，或将任意侵犯民众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
“在没有任何法律授权、没有任何正式公开的国家文件情况下，这个办公室权力竟然一下子膨胀起来，它可以招兵抓壮丁，你不服从，它可以把你关起来判刑……它还可以命令一间工厂生产军需物资，你要是不愿意或者不开工，它可以跟据战时法令没收你的财产。”
为何划归发改委？
美国和平研究所（USIP）中国项目高级顾问成斌（Dean Cheng）告诉美国之音，新的国防动员办公室不太可能是两个多月前才刚刚设成立，很可能是在原有的国防动员机构基础上进行革新、修整或承担额外任务。
他表示，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设立的国防动员委员会（NDMC），其结构从国家层面延伸到地方基层单位，始终是各级文职当局（乡镇、村庄、省、国家）与相应军事组织之间的交叉组织。该委员会可能早在2000年代甚至2010年代早期就在偏远县区建立机构，而且经常与人民防空的活动联系在一起。
至于这次为何将国防动员办公室划归给发改委，成斌解释说，这是由于国防动员的性质，它不仅仅是一种军事活动，也是一种民事活动，因为要将民用企业、资产等转化为军事能力。
“动员不是军事决定，而是民事决定，由国务院做出，当然还要有政治局的支持，而不仅仅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他说。
前台湾战争学院荣誉讲座廖宏祥（Holmes Liao）对美国之音表示，历史表明战争动员将极大地冲击国家经济，“在为军事突发事件做准备时，中共希望从发改委那里获得意见，以指导经济体系的重组，避免造成深远的影响。”
曾在新疆公安系统工作多年的历史学者刘仲敬在推特上发文分析说，“战时体制的核心是军队、兵源（地方政府和人力集中企业的兵役局或人武部）、军工、军工资源生产者和交通运输部门的一体化。”
“但是在全球化和改革开放体制下，中国军委和国务院、俄罗斯国防部和经济部都是分割的，使得国家没有能力从事长时期大规模战争。”刘仲敬表示，“因此兵役工作要符合战争需要，首先必须将基层办事机构从政府废人冷衙门转到党的骨干垂直管理部门。”
成斌认为，国防动员办公室以及整个国防动员委员会负责将潜在力量（以经济能力和资源的形式），转化为真正的军事力量（以交通资产、科技资产等形式），从而向军队提供有意义的支持。
“现在似乎正在发生的事情是，这些计划和组织正在被清理、审查，并以其他方式被告知：它们不是闲职部门，而是肩负真正的职责（和期望）。”他说。
台海战事将近？
中国近日就征兵和备战动作不断。3月1日，厦门推出“人防导航”手机App平台，内有全市近千个防空洞位置信息；在同一天开始实施的《预备役人员法》将适用年龄规定在18岁-60岁之间；2月24日，第十三届人代会通过关于军队战时调整适用《刑事诉讼法》部分规定的决定。
但距离建立真正有效的战时动员体制，中国还有不少障碍要跨越。
何天睦指出，中国国防体系一个持续存在的关键挑战是民事部门、商业界和军事指挥官之间的信息系统缺乏整合性。“这个问题困扰解放军动员系统多年，似乎一直没有解决。”
他认为，中国还需建立一个信息共享网络，军方可以访问和审查可用的民用资源，例如交通、燃料和其他军用物资；一体化的指挥系统，使军事指挥官和政府人员能够共同协调行动；大幅提高军民两用制造能力，以确保与战争相关的商品的稳定供应。
刘仲敬指出，习近平嫡系的发改委职权进一步增加后，才能将少数国有军工集团和大多数市场化资源生产企业的配合与衔接。
“现在，这一步骤还没有开始。所以，战争不可能在一两年内爆发。”“整个时间表开始的时间，就是两会结束，国务院虚化，体制内编制人员与社会企业人员拉平，国务院地方政府与社会企业拉平，平等接受党组织领导的今年夏季，完成的时间就是2025年。”刘仲敬在推文中写道。
武尔泽说，如果中国开始进行大规模战争动员，美国和台湾都会侦察到。“问题之一是中国可能用演习来掩盖动员。”
成斌指出，入侵台湾可能涉及地方动员（例如，福建、浙江）或总动员，可能是秘密或公开的动员。“不仅需要动员交通资产（渔船、商船队、航空公司），还需要科技资产（例如民用雷达、测试设施、航空航天相关场地）、工业能力以及预备役和民兵部队，还可能需要金融动员。”
不过成斌认为，为了向台湾当局施压并威慑美国等国家，中国可能会举行更多的公开动员，“这也是一个政治性、胁迫性和内部的政治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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