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颜：中国修身文化的灭亡与重生（下）

3. 修身习惯的个人因素

一方面，一个社会中的所有成员都受到同一种文化的熏陶，所以他们在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另一方面，每个人的天生条件、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各不相同。所以每个人修身的动力、能力和成就也各不相同。曾国藩在年轻时即具备很好的修身素养，如这段回忆：
“余平生科名（科举得中）极为顺遂，惟小考（选拔秀才的考试）七次始售。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当时之不敢怨言，诸弟问父亲、叔父及朱尧阶便知。盖场屋（举行科考的场所）之中，只有文丑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此一定之理也。”
曾国藩在考秀才时不过是十几岁、二十几岁，能有这样的认识实为难得。这应该是来自其长辈的习染。国藩祖父曾玉屏曾有言：

“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器，其道一耳。津梁道途废坏不治者，孤婺衰疾无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随时图之，不无少补；若必待富而后谋，则天下终无可成之事。”【周振光】

其自立自强之气溢于言表。曾国藩“幼年常受其祖父之严格训练” ，他的修身素养当是发源于此。

修身也受到人的具体生活经历的影响。比如，人在一帆风顺时通常不大想得起修身，而逆境往往给人以修身的契机。如曾国藩这一段回忆：
“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咸丰七 – 八年；1857 – 1858年；曾46 – 47 岁时）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咸丰七 – 八年的“大悔大悟”当是曾国藩修身实践中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在此之前，他因自命不凡、“每见得人家不是”而仕途受挫，郁郁不乐。但他平素的自省习惯让他逐步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将挫折转化成提升自己认识的机会。

他在“大悔大悟”后的咸丰八年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巧召杀，忮（嫉妒、逞强）召杀，吝召杀。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大病初愈，戕树重生，将息培养，勿忘勿助。
“朝闻道，夕死可矣。
“三月廿二日，作札记立誓。
“四月廿三日，戒棋立誓。
“廿六日，窒欲立誓。”

这些以格言明志和立誓的举动说明这次“大悔大悟”对他的行事为人的改变之大。

在曾国藩的同时代人中，在修身上取得与曾同样成就的只是极少数，但是社会中少数领风气者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与他们的人数是不成比例的。一群大雁中只要有一只头雁领航即可，其余的大雁只需跟随；狼群、象群、人类社会也是如此。曾国藩自己在年轻时曾说：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

不难看出，曾这里是在以领风气的“一二人”自况，而他后来在修身上取得的成就最终也使他真的成为领风气的“一二人”。领风气者做的那些事普通人不一定都做得到，但他们在后者的心目中是“大丈夫当如此也”：“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曾国藩可一直是经久不衰的人格偶像。梁启超、蔡锷、青年毛泽东、蒋老先生都曾经崇拜之至。不仅带兵的、为官的、有政治抱负的服膺他，连一般读书人也对他敬佩不已，视之为儒家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完美体现。”【许纪霖，“曾国藩：中国式的入世禁欲”】
“一二人”对整个社会的风气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4. 儒家修身文化的局限

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着两种互相制衡的权力：一种是掌管世俗的生杀予夺权力的皇权，即政统；一种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士大夫阶层的道德伦理权力，即道统。也可以把政统和道统分别叫做枪杆子的权力和笔杆子的权力。

道统在总体上而言从属于皇权政统，主张的是“君君臣臣”（君像个君的样子，臣像个臣的样子），各司其位，读书人的理想是为皇帝的江山社稷奉献自己的一生。

另一方面，道统在政统面前也保持了其相对独立性。上至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下至明末士人的“寸衷之所执，万夫非之而不可动，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夺” 都是士大夫自豪满满的价值独立宣言。

皇权也慷慨地为士大夫的道统保留了其相对独立性。一方面，皇权知道士大夫道统对自己有毫无保留的忠诚，对自己的批评是为了自己江山大业的长治久安，而自己也需要他们的才智来管理自己的黎民百姓。另一方面，皇权自己也拿不出另一套像样的理论体系来征服民心。如果说中国古代的官方宗教是儒教，那么皇帝自己并没有抢着去当儒教的教主，也没有强迫天下士人把自己写的诗词歌赋政论文章当作必读书。是皇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低调给了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气。比如在明朝，像海瑞那样直陈皇帝过错的大臣并非凤毛麟角，而皇帝对他们中的多数都无可奈何。海瑞这样的官员之所以能被不断提拔升迁也说明当时的皇权对独立道统有一定程度的容忍和鼓励。反过来，皇帝被骂之后虽然心中不悦，但并不怀疑骂自己的大臣对自己的江山社稷的忠诚。

在相对独立的道统和相对低调的政统之下，士大夫修身的内在标准与外在收获经常并不矛盾。读书人修身的原动力是成为圣贤，而修身的成果是学业出众、人格被社会尊重、功名得中、光宗耀祖。修身之法一石二鸟，既给了自己心灵的平安，也给自己挣得地位和名望，所以修身能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风气。在皇权给予的自由度之内，读书人发自内心地为朝廷忠心耿耿，而不觉得是被外力强迫。当皇帝昏庸无道时，他们认为这是皇帝个人的问题，而不是整个皇权体制有什么致命的缺陷。

总体而言，道统与政统之间既有权力博弈，也有一种基本的信任和默契。刘申宁认为：“自古以来，道统与政统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二者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皇权、官僚和士人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屈于压迫而背叛了操守落入名利场的士人固然不乏其人，但有风骨的士人都竭力维护道统的尊严，使道统的精神力量超越世俗政权，并构成对政统的制约和监督。如东汉太学生贬斥浊流而前仆后继，明朝东林党人抗议恶政而视死如归，都表现了读书人对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追求。”

但道统与政统并非完全平等。在道统与政统的博弈中，道统始终处于相对从属的地位。在道统较强而政统较弱的朝代，如北宋和明朝，道统有更多的独立性，学说如王阳明的“便来心上做功夫，不去袭义于外，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 还可以大行其道。在政统较强而道统较弱的朝代，如前清，士大夫就噤若寒蝉。到了晚清，如果不是太平天国节节胜利，八旗绿营溃不成军，朝廷没有地方团练奋起襄助就岌岌可危，曾国藩也不会有什么用武之地。

道统的从属地位一方面是由于笔杆子硬不过枪杆子，一方面是由于道统的终极目的本来就是为了服务于政统。士人修身的目的是成圣贤，而成圣贤的目的是要服务于天朝帝国体制。体制中的每个个人，上至皇帝，中至自己，下至目不识丁的村夫野老，都是这个目的的工具。皇权的根本来源是杀人、暴力、恐怖统治，而满口仁义道德的士大夫们对这些视若无睹。他们只知道维护皇权和等级制度，而不知道质疑这个制度的缺陷。在皇权的虎视眈眈下，士大夫们小心翼翼地作着体制的维稳工具。对上，即使是曾国藩这样具有独立人格的封疆大吏也是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对下，他们完全不认为社会阶梯中的下等人有任何与自己平等的可能性。他们的修身是眼睛向上翻的修身。

以曾国藩的这几句诗为例：
“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妒者妾妇行，琐琐奚比数。”

他不假思索地认为嫉妒就是“妾妇行”，把女性一棍子打死。这是直接继承自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观念。明治时期的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对此评论到：“从前孔子曾经叹息过女子与小人很难对付。现在想来，这可以说是孔子从他自己的体验而指出的弊害。若就人的心性来说，男子和女子并没有差别。再者，他所说的小人指的就是奴仆，但奴仆并不是天生下来就是奴仆。而奴仆与贵人的天生性格并没有什么不同。那么为什么单说女子和小人难于对付呢？这是因为经常对人民灌输卑屈的意识，束缚弱小的妇女和奴仆，使他们丝毫不能自由行动，就形成了怨尤的风气，发展到了极点，就连孔夫子也不得不为之叹息。本来如果行动不得自由，就一定会怨尤别人，这是人的本性。这种明显的因果关系，就好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样。”

其实，有“卑屈的意识”的何止女子和小人。堂堂曾国藩自己在皇帝和慈禧太后面前何尝不是如此。这是等级社会的不治之症。

在成为一代名臣之后，曾国藩却慨叹：“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 他一方面要维护这个等级社会的秩序，但社会中每个人的固有价值又让他对“日以杀人为事”生出无法平息的疑惑。

虽然是在旁观者心目中如圣人一样的人物，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程都未能求得心灵的平安，经常在日记中流露出对自己的失望。他在临终前给家人的遗训中说：

“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悲，不胜悚惶惭赧。”

“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的说法如果是出现在社交辞令中，不妨认为是自谦客套，但出现在临终遗训中（他也把同样的话记录在临终前的日记中），只能说是真实地反映了他心中的困惑和焦灼。对曾国藩这样有超越追求的人来说，当大官并不能给他以最高的满足，而他最想要得到的那些东西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镜花水月。他最终未能求得心灵的完全平安。

道统在将眼睛向上翻、承认暴力权力和等级制度的正当合法性时，也播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读书人忙于自己成圣成贤、作帝王师，将蒙昧状态的大众弃之不顾，后者便正好被近代大言灼灼的革命家们召于旗下。两群人上下一齐发力，夹在中间的读书人遭到了灭顶之灾。

5. 修身文化在当代的终结

清朝灭亡后，中国的政权结构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国民党的孙中山和共产党的毛泽东都既是世俗权力领域的最高统治者，也是伦理道德领域的教主。独立的道统从此不再存在，中国从此步入政教合一的时代。
导致独立道统终结的几个可能原因包括：
首先，道统的精神支柱崩塌了。道统的精神终极依托并不是某个特定的皇帝：不管他们的圣上是英主还是庸主，士大夫们该做的事是一样的。他们的精神终极依托是整个皇权体制、是那个万邦来朝、四海进贡、世界上最伟大的中央天朝帝国。皇帝只是这个巨大体制的象征符号。他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前提是这个天朝帝国独步天下。可是他们这个泰山般坚固无比的精神依托、伟大的中央天朝帝国在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居然是如此不堪一击。读书人的“浩然之气”顿时成了一只被打瘪的气球。让他们惊呼“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只是割地赔款，而是数千年道统的立身之基被釜底抽薪。树倒猢狲散，他们无枝可依。

然后，有革命家们横空出世，把摇摇欲坠的儒家修身文化一脚踩翻在地，扯起全新的各种主义的大旗，许下横扫帝国列强、重振中华民族雄风的宏愿。少年周恩来的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豪言就是其中的名句。这宏大愿景让知识分子们重新陶醉、把他们感动得落泪。他们找回了一度迷失的精神依托，但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他们交出了自己的独立精神。失魂落魄的浮士德与魔鬼一拍即合。

革命家不需要修身：自己全知全能、正义凛然，罪恶都在别人那里。

其次是科举制度的废除。“科举作为教育、选士和选官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奠定了封建社会超稳定的政治结构。……特别是，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发达，强化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成为官府笼络和控制士人的有效途径，也造就一大批乡绅阶层活跃于乡村治理，其治理能量源自于科举制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特权，使之有资格、有能力游走于国家和乡村社会之间。中国科举制度实质是一种独特的传统社会整合与凝聚机制。”【杨建国，“清末民初乡绅阶层流变的原因及其影响”】 虽然读书人修身的价值标准是“义”，但由于科举制度的存在，修身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利（包括名、权）。那么，科举制度一旦被废除，修身成了清水衙门，多数士子也成了无头苍蝇。“科举之废，阻隔了士人‘学而优则仕’的社会流动，士人面对功名仕途的渺茫，常常怀着失望、愤恨的情绪，甚至成为帝国统治的‘掘墓人’。”

最后是党的出现。在中国古代的数千年间，“党”从来是个贬义词：“党争”、“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在西方的党的概念传入中国后，党的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党是一个组织高度严密的价值共同体，是其成员共同信奉的宗教。那么，当某一方势力在暴力权斗中胜出之后，这一方的党就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的唯一合法代表。党就是道统，其它任何的独立道统都没有生存的余地。

古时候，皇帝没有党，只代表个人，所以有了错时，大臣们批评起他们来底气十足。在当代，个人必须绝对服从党的意志，而党的意志就是上级的意志、权力的意志、领袖的意志。领袖就是党，而党是永远正确的，所以批评领袖就是反党、“为民请命”就是蔑视领袖的权威。年轻的毛泽东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但他后来的党天下容不得曾文正这样的人。

总之，三个因素决定了独立道统的消亡：战场上溃败、精神支柱崩塌；社会精英的上升通道被封死；新式的极权组织应运而生，填补了整个社会的信仰真空。

在同一时期，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大陆兴起。其原因是相似的三个：战场上溃败、帝国梦破灭；民生凋敝；许下美妙诺言的极权组织应运而生。

不管是被自己强大的内在价值驱动还是更多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一个人的修身习惯最终是出于其自由意愿。那么，当社会中只有党的信仰和终极价值是合法的存在时，个人的自由意愿就没有了合法性。唯一合法的修身是党对每个人的强制“修身”、上级对下级的强制“修身”。

1966年5月17日，文革刚一开始，《人民日报》社前社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在家中自杀。他在遗书中写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一个被党逼上绝路、要以死抗争的人的遗言中，短短一段话中“党”字出现了四次，并冠以“敬爱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修辞，可见党在那个社会中具有何等崇高无上的权威。在党天下中，纵然是邓拓这样的饱读诗书之人也不配和不敢拥有独立的价值观。

以死抗争，却不敢承认是以死抗争，还要向压垮了自己的共产党和毛主席作最后的敬礼，这可以说是党对邓拓的“修身”的结果。这是突破了个人底线的“修身”。他被“修”得何其彻底、被“修”得完全没有了自己。在那个时代，多数中国人都被党“修”得完全没有了自己。

有了党对个人的“修身”，个人的修身标准便再无容身之地。“思想导师与政治领袖相互分离时代的了结，也是士人在社会中所担当重要角色时代的彻底结束。试想，一个不能为社会前进执掌方向，产生重大思想的阶层，其价值何在呢？读书人由此一分为二：一部分变为职业官僚，补充到日益强大的国家机器中去；另一部分则以知识为谋生手段，在社会的群体中日益边缘化。”【刘申宁，“政统和道统”】

如果按照“士可杀而不可辱”的说法来定义“士”，那么当代官场中没有真正的士，因为当官进体制就要被迫说自己不相信的话、就要受辱。可以把曾国藩与共产党内一些声望最高的官员，如周恩来，做个比较。如果周恩来生活在晚清，以其善良本性和绝顶才智，完全可能成为曾国藩那样有独立风骨、立功立德立言的名臣。但在共产中国，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不是古代的大臣与皇帝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两个普通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人与整个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就是毛泽东的意志。在整个体制中，有独立人格的道义英雄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其他人，即使是贵为国家总理，也是木偶和小丑。周恩来虽然与曾国藩一样时时小心、经常忏悔，但曾国藩可以向所有人完全袒露自己的思想，周恩来则只能在恐惧和悲苦中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有“寸衷之所执，万夫非之而不可动，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夺”的气魄的人在中共高官中找不出一个。古代的道德勇气兼备、有独立人格的“名臣”概念在当代不复存在。

毛泽东去世后的数十年中，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借着较为开放的社会空气试图重新定义其道统、争取其独立地位，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动辄得咎，在敏感问题上只能小心翼翼打擦边球。即使在这些年中最开放的时期，知识分子的独立程度也至多达到古代皇权最严酷的前清的水平。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与禽兽那一点点的差别或许就在自觉提升生命经验的能力。没有浓厚的修身文化，或者说，只有被外在的权力和利益驱使的“修身”，社会就被动物原始欲望所驾驭。当代中国找不出任何一位如曾国藩那样为体制认可而有独立人文情怀的修身典范。领风气者是有大权者和有大钱者，有志于修身的人只能到古人那里寻找知音。精英阶层的素质是千年以来最差，而普通百姓的道德沦丧也是有目共睹。

个人修身习惯消失的后果在体制的行为举止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小富即躁、自我膨胀；对弱国颐指气使；与强国冲突时只看到对方的过错，没有反躬自省的能力。同样，在体制的反对者中也是多见指责、谩骂、抢占道德高地，少见自省、自立、宽容。

6. 修身文化在未来中国的重生

修身文化在当代中国的灭亡固然令人扼腕，但既然修身文化在中国古代曾经长期存在，在当今的世界许多国家中也仍然存在，那么在未来的中国也可能以某种新的形式回归。

日本是同样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福泽谕吉对儒家的局限看得很明白。他批评孔子道：
“除了依靠统治人民和土地的君主来搞事业以外，就别无他策了。”

对孟子的批评是：
“孟子曾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但实际上现在已经有无王的国家，而且其国民的情况，有的远远超过唐虞三代之上，这又该作何解释呢？假使孔孟活到今天，将有何面目见这些国家的人民呢？”

福泽自己提出的口号是：
“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

这或许是中国未来的新修身文化的一种有生命力的价值基石：每个普通人，无论其所属社会阶层、职业、智识水平、性别、年龄、民族，都有独立的尊严和价值，是体制服务的对象和目的，而不是服务于体制的手段。曾国藩虽然在古人的框架中达到了修身的极致，但离开了天朝皇权体制，他就无依无着。新修身文化不需要依赖于任何体制而存在。

当代中国已经有不少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拥抱人人平等的理念和独立于任何体制的价值观，只是以这些价值为基石的修身文化还没有生长的空间。高科技、大手笔、改天换地是时髦；修身是迂腐古人的事。

好在个人并无能力、也无权力影响文化的进程，所以不必太过挂怀文化会怎样发展变迁。他只需要关心自己该做什么。不管是身在政教合一虎视眈眈的国内还是闲云野鹤的海外、不管是在焦虑失眠的职场还是悠然见南山的僻壤，身总是与自己在一处，所以修身永远都是可为的事。

 

主要参考文献：

《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家训》
《曾国藩日记》
《曾国藩遗训》
福泽谕吉，《劝学篇》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
许纪霖，“曾国藩：中国式的入世禁欲”，http://m.aisixiang.com/data/119539.html
刘申宁，“政统和道统”，https://www.aisixiang.com/data/26911.html
杨建国，“清末民初乡绅阶层流变的原因及其影响”，http://ccrs.ccnu.edu.cn/List/Details.aspx?tid=19372
周振光，“曾国藩之研究“，http://www.shehui.pku.edu.cn/wap/second/index.aspx?nodeid=2027&contentid=9955&page=Content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