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东荷尧镇新荘图
有诗曰：
抗日救亡沦罪过，妖魔鬼魅栽殃祸；
而今立传书功德，勿使英灵空寂寞。
吴兴周，1908年腊月23日生，又名同武，字棣华，萍乡湘东荷尧镇新山下人。荷尧地处湘赣交界，因地势比较高，河水蜿蜒北流，灌湘江入洞庭，故少洪涝之灾，自古为富庶安康之地。新荘位于萍水和尧水两河交汇东北方不远处的山林边，那里树林茂密，竹林青翠，泉水清澈，田野肥沃。民国时期，新荘吴氏在山环水抱之处建造祠堂，扩建宅舍，开垦田园。
清代中晚期，火烧桥吴公新圃的后裔枝繁叶茂，逐渐发展壮大成为新荘吴氏，属于湘东黄花吴氏的一个新分支。清末民初，适逢民族危难之时，参加革命的勇者前仆后继；又遇三千年大变局，献身科教的学者层出不穷。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既是家族兴旺的根本，也是民族文化的基因。
据传，吴兴周的祖母及生母皆笃信佛道，性情敦厚，心地慈善，经常接济邻里，布施逃荒饥民。家里常年供养一位从福建来的游方术士，那人精通易理术数，通晓阴阳风水，但好闲懒散，常四处游逛。然而，其祖父母从无愠色，毫不怠慢。每逢寒冬腊月，捐善款赞助寺庙,支持庙会，并在家用簸箕乘些谷物摆放屋外，供难以觅食的鸟儿吃。这些修身齐家的善举，正应了《易经》的一句名言：积善之家必有馀庆。
人本主义哲学，如果简单朴素地概括就是四个字：自作自受。一个家族的福祸兴衰都是先祖曾经所作所为的因缘果报。新荘吴氏从新圃公繁衍生息至第五代，其子孙已如临春天，一花开五叶，蓬勃昂然矣。其中,新圃曾孙勉之，共生有四子，长子吴肇周、二子吴从周、三子吴兴周曾任民国政府要职。四子吴继周是飞机专家，曾参与领导试制成功中国第一架飞机，曾任江西宜春地区专员和南京航空学院院长等职。吴兴周的家世渊源亦可以参阅《吴肇周传》。
易道哲学认为，社会巨变，天时必临；朝代兴亡，地运先行。清代诗人龚自珍认识到满清政权腐朽堕落，皇权社会必然没落，故而在《己亥杂诗》写有“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诗句。正是有如此忧国忧民、先知先觉的思想家在为中华民族祈祷呐喊，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井喷似地涌现出了大批的优秀人物。吴兴周正是生于那个地运萌动的灾难时代。
吴兴周天赋异禀，聪慧异常，少年时期就展露出与众不同的气质和才华。他入过私塾，熟读古文诗词，博闻强记，文采出众。《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及《增广贤文》等，他能背诵得滚瓜烂熟。据传，吴兴周和族人曾经编了一个在当地广为流传的顺口溜，讽刺前清翰林院编修肖若峰：
毁山川，炸石笋；搞破坏，冒大功。
修浮桥，桥倒墩；建碉堡，难完工。
为抢占风水宝地，大义迁往进山冲。
吃四十天番薯丝，惹得一身大麻疯。
父子翰林肖若峰、肖立炎是荷尧大义口人。咸丰年间，肖若峰嫉妒新荘的灵秀山水及蓬勃气象，借朝廷拨款改修萍水与尧水交汇处的浮桥名义，蓄意舍近求远、舍易求难，派工匠登新荘屋后山顶开采石料。山顶岩石被火药炸开，东边成了低凹山坳，导致左边高右边低，整个山顶成“人”字形，故而逐渐被称之为“人形岭”。从浮桥改造成实体桥，桥墩必须要用石料，但桥梁用的是木料，最终建成了一座两拱结构的木桥。江南盛夏，酷暑难耐，每逢夏季，居住在河两边的人家，在夜间便上木桥纳凉，并焚烧半湿半干的稻草，产生烟雾驱赶蚊虫。一年夏天，不慎起火，木桥被烧，这就是荷尧火烧桥的名称来由。
少年时期的吴兴周在新荘田园长大，有着快乐而充实的童年。他和其他村里的孩童一起,沐浴在温暖灿烂的湖光山色之中，浸润在朗朗读书声的私塾之内。1923年，他在西区高等小学毕业，1926年在荷尧完成初中学业后，进入萍乡县城求学。荷尧村距离萍乡县城约有30多里路程，十几岁的少年离开父母，寄宿学校读书是非常辛苦的。1920年代，那时吴兴周的一个堂兄毕业于东南大学，后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胞兄赴法国勤工俭学，完成学业回国。这些身边的成功表率都激励着吴兴周的学习热情和拼搏干劲。在萍乡中学读书期间，他学习非常刻苦努力，甚至有时观看完一场戏曲表演，哪怕回来已经很晚了，还要坚持读一会儿书，才肯上床睡觉。
1929年，吴兴周以优异成绩从萍乡中学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33年毕业于西洋文学系英语专业。从偏僻的赣西农村来到充满西洋风格的大上海，确实让青年吴兴周开阔了眼界，活跃了思维，增长了阅历，丰富了见识。圣约翰大学位于上海租界内，1879年由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创建。它是一所非常著名的西式大学，除中国文化课外，所有课程全部用英文授课，被誉为东方的哈佛大学。 在20世纪初，圣约翰大学是中国最顶尖的大学之一，拥有浓厚的宗教背景，具有新式的西方文化，入学者多是政商名流的后代或富家子弟。上海圣约翰大学曾经为近代中国培养出了很多领域的优秀人才。
基督教会创立的学校有个祈祷宣誓的传统，而且已经坚持100多年了。从1892年开始，效忠誓言就已成为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每天早上，学校上课之前，老师和学生要站立起来，右手放在左胸前进行简短的祷告：“我宣誓，…, 上帝之下的国家，不可分割，人人享有自由与正义。”哪怕今天美国很多政府部门和公立学校，也依然保持着这种独特传统。因此，百年前的圣约翰大学必然也不会例外。因此，毫无疑问，吴兴周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期间，曾经充分沐浴过基督教的上帝信仰。至于后来他是否成为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那就不得而知了。
吴兴周毕业于当时中国最顶尖学府，是国家最稀缺的外语高材生。据九六年版的族谱记载，他精通英法俄三国语言文字。他不仅长得身材伟岸，相貌英俊，风流倜傥，他还讲得一口流利地道的美式英语，特别具有组织策划和行政领导能力。他敬仰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对民主革命充满理想，是追求三民主义的热血青年。他早年就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但具体年份不祥。1933年，吴兴周毕业后，在江西南昌第一中学任英语教师。
帝制时代的盐务是关乎民生的非常重要的行政部门。满清政府曾设盐政处，后来改为盐政院，专门置有盐政大臣进行管理。清代至民国的食盐主要产自甘肃、青海、蒙古、四川等地，其中陕西产滩盐，山西产潞盐。清末民初，陕西的盐务行政隶属于山西管辖，直到1931年杨虎城主政成立陕西盐务督销局为止。1933年，陕西盐务由国民党中央政府接办，改称陕西盐税总局。1934年，人才难得的吴兴周受到民国政府的选拔重用，他走出校园弃教从政，从江西南昌调往陕西西安，任盐税总局秘书。
俗话说，是金子终究会发出光亮，是千里马总能遇见伯乐。1935 年，吴兴周参加国民政府考试院文官考试，荣获全国第二名。如此出类拔萃，吴兴周受到当时民国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高度赏识，把他从西安调到南京，提拔他进入财政部钱币司任专员。孔祥熙主持推行货币改革后，吴兴周担任国家货币发行总稽查审核人员。1935年底，吴兴周参与起草并颁布了《法币政策实施法》及《兑换法币办法》。财政部实施监督法币发行收换，及监管调控银行储备金等，并规定国内一切公私收付款，一概以法币进行结算，市面禁止白银流通。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家战略大转移，政府部门大撤退，其兄吴肇周在陪都重庆入职民国政府交通部。1939年，吴兴周也在重庆开始主管财政部人事工作。他参与创建全国税务人员培训学校，同时兼国民政府考试院考试委员会委员、国家屯粮督理委员会委员。为抵御外侮而全面支持抗战，培养人才，提征税收，储备粮食，筹集物资等方面，吴兴周做出了责无旁贷且青春无悔的努力。
1943年，时年35岁的吴兴周提升为钱币司司长，兼财政部外汇管委会第一处处长。同年，他又被紧急调往行政院任外文秘书。从1941年底开始，日军大举南下入侵东南亚，海上运输通道被围堵，使得中国抗战进入到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那时各类抗战物质异常紧缺，国家急需获得西方盟国，特别是美国的大力支援。当时蒋介石是二战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还兼任行政院院长，需要与盟军随时保持沟通联络。精通英法俄三国语言的吴兴周，被蒋委员长紧急调到行政院，协助处理繁杂又紧要的外事工作。
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于民国政府的国库极度空虚，金融体系混乱不堪。有媒体公开揭露孔家在那时大发国难财，蒋经国到上海打大老虎也是一筹莫展，最终金融腐败的丑闻传到了蒋介石和宋美龄那里。孔祥熙因此被迫辞职，吴兴周的校友学长俞鸿钧接任财政部长。俞鸿钧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西洋文学系，他以杰出英语能力和财政专长而闻名民国政坛。后来，俞鸿钧任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总裁，于1960年在台北病逝。
民国政府为了整顿战争时期金融领域的乱象，1946年前后将吴兴周从行政院调回到了财政部。1948 年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俞鸿钧仍为财政部长并兼任中央银行总裁。截至那时，民国政府的金融体系几乎崩溃坍塌，法币的信誉已经破产。1948年国民政府公布了《财政经济处分令》，同时还发布了包括《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等一系列财政金融法规。但为时已晚，那些亡羊补牢的措施无力挽救危局。在短短九个月的时间内，金圆券几乎成为了废纸。
历史进入1948年，内战胜负局势已定，国民党战局失利。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下野。同年6月，财政部长俞鸿钧辞职，财政次长吴兴周亦随之辞职。代总统李宗仁主持临时政府，搞得一团乱麻，一地鸡毛，四面楚歌，风雨飘摇。那时的吴兴周已经认识到，腐败是专制政府无法根除的固有弊病，因此对混乱的时政感到相当失望与厌恶。在达官显贵们纷纷匆忙南渡的时刻，他却决定留在大陆做个问心无愧，悠然南山的普通人。他天真地期待往后再无战乱，能过上平静安稳的日子。然而，历史无法假设，世事难以预料，未来不可掌控，不管他的想法对错与否，那时做出的抉择注定成为了人生命运的转折点。
1950年，吴兴周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工作，很快又被派到上海延安中学任外语教师。经过十七年的从政生涯后，他又做回了一名普通的英语老师。吴兴周早期光鲜亮丽，不负时代，不辱使命的官场境遇，其知遇之恩的人生机遇，犹如明末清初的大诗人吴梅村。1950年代后的吴兴周，其内心的酸甜苦辣，无法倾诉，无处敢讲，无人可说，只能吞进肚里，唯有自己知晓。1955年，由于吴兴周是老资格的国民党党员，他被邀请加入八个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上海市长宁区民革主委。当时，国民党元老李济深为民革中央主席，国母宋庆龄任民革中央荣誉主席。然而，虚幻的好景不长，更险恶的“阳谋”如一张巨大的天罗地网，在神州大地悄悄地铺开了。
古语云，是福不是祸，是祸难躲过。一次又一次的各种政治运动，最终无可避免地殃及到了吴兴周。1957年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八个民主党派首当其冲，民盟、民革遭受的打击最为残酷。1958年，民革主委吴兴周被打成右派，流放到宁夏固原市做中学外语教师。固原地区处于河西走廊腹地，虽然自然条件没有比更西北的酒泉夹边沟恶劣，但戈壁边缘的环境已经非常严酷了。固原旧有“苦瘠甲天下”之称，那里的风沙特别大，一年四季干旱少雨，冬天寒冷无比。
吴兴周出生在江南水乡，常年在东南地区生活工作，一下子被发配去了荒芜干旱的大西北，那是非常难以面对的巨大挑战。人一旦陷入险地，如果能委曲求全，与世无争地活下去也算罢了，就怕识时务之后，不仅不能成为俊杰，甚至还无法安身立命，那才是最悲催可怕的。此后，吴兴周的悲惨遭遇，不堪回首，不可描述，不忍探究。总之，一句话，大家都懂得。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曾经的对错与毁誉，一切都早已被滚滚的黄沙尘土淹没。
混沌时代的一粒沙尘，落在个人的头上，可能就是一座大山。曾经为革命、为抗战，燃烧了无怨无悔的青春岁月；后来为教育、为发展，耗尽了有血有泪的英年时光。苍天有亏，大地无情；历史欠公，时代有愧。1970年，在文革发动四年后，吴兴周再也经受不住肉体和精神的多重摧残，病逝于固原的一个劳改农场，年仅62岁。
或许，有人习惯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来消解苦难，认为比起散落在酒泉夹边沟荒野的累累白骨，他还算是一个幸运的落难者。然而，苦难就是苦难，不能作比较，不可行辩证，不必存怀念，更不得虚妄歌颂。毕竟，多数人选择遗忘苦难，疏忽教训，反对真实记录，懈怠理性反思。殊不知，历史会重演，苦难会重复，屋檐水往往又滴在原处。不追思缅怀，那是对逝者人生价值的漠视与亵渎；不反思警醒，那是对逝者苦难人生的不尊与浪费。
唐代诗人王翰写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如果借用此诗的上下两句来划分吴兴周的一生，前后的两个人生阶段清晰可见。其境遇如云泥之别，命运存天渊之隔。
1994年秋，其子义声夫妇将吴兴周的骨灰从西北接回东南，迁葬于南京隐龙山公园墓地。此文有新莊族内后辈敬撰于2023年清明节。
填词一首，概述一生，以示缅怀：
《钗头凤 · 吴兴周》
青年觉，丹心血，奔赴租界蒙西学。
受诏令，奔革命，大江南北，拯救国运。
拼、拼、拼！
豪情灭，韶华绝，黄沙漫漫胡天月。
东风劲，荣光尽，长城内外，谁能侥幸？
省、省、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