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注意到，广州中院在收下诉讼材料的同时，表示将“通过仔细研究，再决定是否予以立案”。可以想象，被“研究”的对象，绝对不是该院是否有权管辖，诉讼事由是否合理，诉讼材料是否合格，原告被告是否明确，因为稍微学过法律的人都知道，在这起案件中，除了诉讼材料，法律上并不存在任何需要“仔细研究”的争议。被“研究”的，只可能是受理之后的后果与影响。
法院顾虑的后果与影响，也是一些法律人士担心的问题：法院受理了一个人的索赔，成千上万人都来索赔怎么办？广州中院受理了案件，别的地方不受理怎么办？广州中院判赔15万，别的地方只判赔2万怎么办？全国各地法院都受理了诉讼，三鹿集团有那么多人出来应诉么？如果全国法院都判三鹿赔钱，三鹿无钱可赔怎么办？
这些问题貌似有理，却多数经不住反驳。成千上万人选择打官司，当然比成千上万人求告无门，集体上访要好。广州中院受理案件，自然会起到示范效应，带动其他法院受理这类案件，更何况，别的法院不受理，原告人完全可以再提起上诉、申诉，甚至最终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三鹿集团能派出那么多人卖奶粉，自然请得起那么多律师打官司。法院如果嫌全国各处开庭浪费司法成本，那就放开政策，让律师们集中提起集团诉讼。如果三鹿赔付不起，那就让它破产好了，但是一定要做好托管工作，防止它转移资产。
这些问题，只要最高法院事先做好应急预案，或者事后出台规范司法管辖、统一赔偿标准的司法解释，都不难解决。事实上，我们也相信，法学精英荟萃的最高司法机关，一定可以解决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程序难题，如国外消费者索偿、集团诉讼、债权人利益保护，等等。然而，我们最怕出现、法院自身也最难处理的局面却是：行政挤压了司法，司法却步于政治。
早在“三鹿”事件爆发之初，就曾有人担忧，政府介入过深、过猛，民事索赔的司法途径反而可能被堵塞。的确，事件刚一曝光，我们就看到问题奶粉被下架、封存、销毁，生产企业被整顿、失职官员被问责、直接责任人被拘捕，与此同时，政府也承诺免费对患儿进行治疗。对患儿及其家属来说，免费治疗措施当然至关重要，但也由此存下了一个疑问，那就是，选择免费治疗，是不是就意味着放弃索取赔偿？在一些人看来，既然政府已经出面埋单，就应当息事宁人，应当服从大局，应当考虑政治上的影响，患儿家属就不应当再提起赔偿，提起了法院也应当拒绝受理。
如此一来，所有讼事都可能因政治考量而被压下，甚至掩埋。问题在于，什么是政治？如果政治就是众人之事，那么成千上万名患儿及其家属是不是政治？人们对一个产业的信心是不是政治？人民对自己选出的司法机关的信任是不是政治？如果把这些考虑进去，敞开司法的大门，就是最好的政治决策。
也许有人会觉得，选择打官司，还不如选择行政力量主导的索赔，前者可能需要一审、二审、执行乃至再审，耗时耗力不说，成本也比较大，后者简便、快捷、有效，比提起诉讼更加经济。我们的意见是：让患儿家属自己去权衡！自己去决定！我们不能因为觉得一扇门更易通过，就关上其它门不让人过。关上那些门，就关掉了人们对法律的期望，对司法的信任，对法治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