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拉星期四（4月13日）在上海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总部呼吁金砖国家之间应以本币进行结算，他说：“每天晚上我都在问自己，为什么所有国家都得用美元来结算呢？为什么不能用我们自己的货币来做贸易？”卢拉的提议引发舆论哗然，有人称其要“革美元的命”。
他是在出席新开发银行行长、巴西前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的就职典礼说这番话的。新开发银行是“金砖国家”于2015年共同成立的，设立的本意也是希望能取代西方主导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中国过去十年来一直在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上个月底，巴西政府已与中国达成协议，不再使用美元作为中间货币，而是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蔡元培中国中心专门研究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影响的研究员莫里兹·鲁道夫（Moritz Rudolf）告诉美国之音，巴西政府的做法和卢拉的呼吁是对中国世界多极化发展愿景的背书。
“卢拉现在是巴西总统，他是中国的天然盟友和合作伙伴。他和中国有着一样的愿景，希望建立多极秩序，以摆脱他们所说的美国主导地位。”
鲁道夫说，这在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在任期间是不可能发生的。博索纳罗的儿子曾指责中国通过华为5G搞网络间谍活动，引发中巴间外交摩擦。
与卢拉相比，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中国多极化世界愿景的赞同更令人吃惊。马克龙在结束中国的访问回国的飞机上接受采访时说，欧洲不应该成为美国的“追随者”，应该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第三极”力量。马克龙同时还建议欧洲减少对“美元治外法权”的依赖。
不过，马克龙的说法在欧洲引发轩然大波，很多人直接表示，马克龙并不能代表欧洲。德国议员，前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诺伯特·洛特根（Norbert Roettgen）在推特上发问道：“难道马克龙相信，中国按照自己的利益和力量重塑世界秩序时，真的不关欧洲的事吗？”
中国越来越清晰地表明自己要建立一个不同于美国领导的全球管理体系或全球新秩序的野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开启第三任期后，中国更是加大了努力。习近平在访问俄罗斯的最后一天与普京告别时，特别邀请普京一起来推动这样的局面。他说：“这也是百年变局的一部分，我们共同来推动它。”
去年和今年，中国先后推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开始挑战以美国为首的秩序架构以及普世价值的概念。今年中国还将主办首届全球发展共享会议。
最近，中国更是展开了“外交魅力攻势”。在接待卢拉、马克龙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前，中国还迎接了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anchez）、日本外相林芳正（Yoshimasa Hayashi）、新加坡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和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3月20日习近平亲自访问莫斯科，在此之前，中国还促成了沙特与伊朗的复交。
耶鲁大学法学院的鲁道夫说，中国重塑世界秩序的野心早就开始了，包括习近平推出的旗舰项目“一带一路”，只是现在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不过他认为，这么多国家的领导人访问中国应该与中国结束新冠“清零”重新开放以及乌克兰战争也有关系。“中国封锁了那么长时间，大家现在都要去，毕竟以前他们也无法去，”他笑着说。
中国的安全秩序愿景没人信？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秩序项目负责人布鲁斯·琼斯（Bruce Jones）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在重塑国际秩序上的确开始迈出了“严肃的步伐”，包括号召其他国家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包括斡旋中东和平。但是他说，中国的进展主要体现在经济秩序领域，在安全领域，中国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功。
“我要说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在说服其他人相信其更广泛的安全秩序愿景方面还不够成功。大家对此非常犹豫。它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并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一些突破，并描绘了自己的替代方案和经济基础。但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成功地让任何人加入其关于全球政治秩序和安全的愿景。我们还没有看到。”
他说，相较于对全球经济秩序的改变，中国在海洋秩序的企图最能体现中国的野心。他去年11月在布鲁金斯网站发表“中国及其对世界秩序的挑战”说：“正是在这个领域，中国以最咄咄逼人的姿态挑战并寻求破坏或推翻全球秩序的核心条款，即使它从现有制度中获得巨大利益。”
中国在台湾海峡、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行动迫使中国的邻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和澳大利亚不仅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也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合作。
其中印度的担忧最能说明问题。印度与中国一样，同为发展中国家，也是“金砖国家”的成员，同样人口众多。有分析人士说，如果中国真的希望“全球安全倡议”在全球范围发挥更大影响力，需要吸引参与的最关键地区将是南亚，尤其是印度。然而，印度与中国的关系最近几年却达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坦维·马丹（Tanvi Madan）是布鲁金斯学会印度项目主任。她最近在美国乔治城大学的一场关于中国在南亚地区影响力的研讨会上说，2020年夏天中印边境冲突前，虽然两国也有一些冲突，但是，印度本质上还是寻求与中国合作的，发展经济。但所有的一切因为2020年的边境冲突改变了。
她说：“今天，印度的前任政策制定者和高级决策者将印中关系描述为不仅仅是一种竞争共存，……而是一种武装共存的状态。甚至有人将其描述为1962年中印战争以来两国关系的最低点。”
她说，2022年夏天是印度对中国关系的“转折点”。不仅是边境冲突，中国在处理新冠疫情上的不透明也促使印度对与中国的关系进行“反思”
马丹说，除了巴基斯坦之外，南亚的小国家，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虽然视中国为伙伴，在安全方面对中国都有担忧。
全球南方和南南合作的挑战
在认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定会“遏制、围堵、打压”中国后，第三任期的习近平正在进行重大的外交政策调整，着重发展中国家–也就是“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关系。巴西、沙特和伊朗都是全球南方国家。
借助“一带一路”和其他政策，中国在“全球南方”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在拉丁美洲，有大约20个国家与中国签署协议加入“一带一路”。
不过，耶鲁大学法学院的鲁道夫认为，中国只有在可以兑现经济和政治利益时才可以将南方国家聚拢在自己身边。
“对那些国家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如果没有真正、具体的替代方案，中国很容易在那里取得实际成功，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评估，认为现行的全球秩序不是全球南方创造的，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充分的代表。”
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秩序项目负责人琼斯认同这样的看法，他说，“全球南方”国家很乐意看到中国撼动美国，在现行的国际秩序中为他们创造更多的空间，但这并不代表他们要在美国领导的秩序和中国的秩序中做出选择。
“他们不会静静地坐着说哦，是的，我们当然支持美国。他们也不会很快说哦，是的，我们希望中国人取代西方人。”
英国利物浦大学政治学系讲师、《中国在非洲不干预政策的终结》（The End of China’s Non- Intervention Policy in Africa）的作者奥博特·霍特兹（Obert Hodzi）认为，相对于中国在沙特、伊朗和巴西等国的成功，中国与非洲国家的交往正遭遇挑战。他说，非洲新一代领导人正在质疑南南合作项目，中国是一个“仁慈大国”的叙事正遭到越来越多非洲国家的质疑。
“新一代非洲领导人质疑南南合作，质疑中国是否平等对待非洲国家，非洲在中非关系里是不是平等伙伴，我认为这些问题开始出现。‘债务陷阱’即使是夸大其词，但它确实在普通非洲人的脑海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看着中国说，‘我们被中国困住了’。”
霍特兹是在乔治城大学为美国国家战争学院国家安全战略副教授瑞黎明（Dawn Murphy）的新书举办的研讨会上这么说的。
瑞黎明在她的新书《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崛起：中东、非洲、与北京的另类世界秩序》（China’s Rise in the Global South: The Middle East, Africa, and Beijing’s Alternative World Order）一书中说，中国希望将全球南方（中东和非洲）当作跳板，来推进在更广泛地区的影响力，进而建立新的替代秩序。
霍特兹认为，虽然中国在非洲深耕数十年，但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基础不稳定，并不一定能成为推进其秩序的“跳板”。
“为什么说它的基础不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在非洲国家的影响力只限于在中国能够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能够建设所有这些基础设施，非洲国家不一定要为此付钱。当中国的钱用完了，当中国开始对其提供给非洲国家的贷款提出严格的条件时，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非洲国家疏远中国。”
霍特兹说，西非的安哥拉就是很好的例子。安哥拉现在远离中国，更加靠近西方。安哥拉曾经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经贸合作国，早在2010年，习近平在担任副主席期间就曾出访安哥拉，与安哥拉签署了有关石油与军火项目的合作协议，安哥拉与中国之间与石油换取投资的合作模式也曾经被认为是中非合作的典型模式。但现在这个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赞比亚也是与中国拥有“传统友谊”的国家，但是，近年来反华情绪明显上升。在赞比亚的媒体上和社交媒体上，充满了“中国控制了我们的经济命脉”、“中国人挤占了我们的工作岗位、生存空间”、“中资企业工资低、工时长、环境差”、“中国人不尊重我们，只想赚钱”等说法。值得一提的是，赞比亚是美国第二届民主峰会的共同主办国。
2022年7月，中国政府援建的耗资约2亿美元的津巴布韦新议会大厦竣工。虽然得到了津巴布韦总统的赞扬，但批评者对于大厦的安全（中国可能会在大厦里安装窃听器）以及北京不断增加的影响力表示担忧。
霍特兹说，他觉得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或新秩序是无法经受时间的考验的，除非中国愿意“继续购买非洲国家对中国的好感”。
评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