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台湾民主化启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专制主义统治和极权主义统治，对于人民运动的不同解读和区分。专制和民粹之间的关系往往是负面的，而极权却往往和民粹主义相辅相成。辨析其中，我们一度提及，毛氏人民运动和台湾人民运动之间，同样产生表面趋同，本质迥异的区隔。有人说，台湾解严前后的街头运动和文革群众运动都是\”文革\”，是台湾的文革和北京的、中国的文革；其一致性昭然若揭。这个看法颠倒黑白。固然，群众运动，是人民权利争夺于政权的天然现象。但是，如何对待群众运动，极权主义和民主主义采纳的方式、本质和风格完全相反。我们看到，台湾群众运动的诉求，来自一般性自由抗争，而文革诉求本身，不具备人民诉求的任何因素，他是反对自由的–毛氏本人清除异己，不容他派的人民独裁，正好说明其反对自由继而反对民主。文革乃是打着民粹旗号的官方内斗和宫廷政变；为此，毛氏发展出甚至不同于纳粹的、人民拥护/反对阵势。发展了民粹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人民运动内涵。而其人民性和反人民性的悖论非常明确。形成了文革\”人人反对人人\”的极权运动实质。只是从表象和规模上看，人民运动似乎疾风暴雨，万众齐集，看起来很像民主运动。
二，毛氏文革和台湾民主（如美丽岛事件，中坜事件等）的本质区别，从整体来看是，台湾民主运动和政权意志做出根本切割，其口号和指向并无任何支持政权的性质，而具备真正反对派诉求的内涵；而毛氏文革本身，是在毛一个人的意志下操控和愚弄一切的官方运动–运动前提，就是拥毛，而后，可以纵容和操纵支持他的所谓派性体系；最终，则是以根除毛氏民间运动，为其终结。
三，无论是文革还是反右，毛氏极权主义民粹运动中，没有任何来自民间诉求和天然权利的提出，也没有任何自由主义和（专制/民主）政府之间的互动。而台湾和所谓第三波民主浪潮表达和形成的民众抗争，使得专制政府在对待人民问题上，导向不突破人类道德底线的让步–像东欧和亚洲一些国家发生所谓起义时，遭遇的某种来自官方的（有限）镇压和妥协–而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主义实行极权主义统治期间，这种道德底线，不杀人底线，根本就不存在。这表现在镇压布拉格之春和匈牙利事件上。
邓式坦克和赫鲁晓夫的坦克，是突破道德底线的象征。而这个象征，正好契合极权主义政府，苏联政府之风格，之性质，而不为其统治的卫星国之政府所拥有，所具备。他们只是苏联坦克的附属品和牺牲品；而当这个坦克持有者一旦垮台，东欧国家本身即可发生变故和改进。因为并不是捷克或者波兰政府本身具备出动坦克，镇压国民的能力和意识。这是六四出动坦克而导致东欧国家无法出动坦克的政治可能性和不可能性。换言之，如果中国政权是一个蒋介石专制政权，段祺瑞专制政权，那么，他出动坦克、扫射机枪于群众之场面，很难出现（人们熟知段祺瑞为死难学生下跪之事件）；甚至毛，也无法因此直接对应群众于直接之坦克和机关枪之前；他要用尽一切办法，使得人民为其所用，而不是简单屠杀–他的屠杀，没有否定他的街头运动；哪怕是1976年的\”四五\”来临，也没有想到会直接戒严和屠杀–他没有直接屠杀。
所以，问题出现另外一个方面。事有蹊跷，毛泽东镇压\”四五\”运动没有出动坦克。为什么？因为极权主义和民主主义之诡秘结合，使得毛，没有突破\”人民伟大\”的某种心结–他以人民，学生和工农为挡箭牌的暴力政权，在如何对应人民群体直接抗争之提问时，没有来得及考虑–起码在策略上，而非在本质上考虑–如何出动坦克！而我们说过，人民概念的使用，使得毛在他的历史上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但是，到了他的晚年，毛氏人民主义业已破产。他在面对人民悼念周氏而反对他的时候，没有想到，也无力做出出动坦克之决定，以改变其\”人民文革\”论的结论。这是45和64最大的不同。也就是说，45运动，是以人民力量对抗极权统治的矛盾之举–而六四，其实只是这个人民运动、民粹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接续。故此，他具备毛氏运动，民粹运动和民主运动多重性质。也是人民于朦胧与中，努力分野其间的一种伟大而天真的尝试、牺牲和反抗。在这个意义上说，六四人民运动的性质，和一切一般性人民运动一样，不管他遗留了如何的毛氏色彩、民粹色彩甚至是党文化色彩；也无论他多么单纯，有缺陷，有失误，但是，仅仅就天真一点而言，他是人类天真力量无可指责的所在。而在充分肯定这一点以后，我们马上就要对此做出严格的分析和否定（否定之否定）–于是，一种可以比照台湾民主模式的分析可以出台。
这个分析的基本出发点，可以分成几个方面。
–台湾民主运动的来源和六四政治诉求的来源或有异同，都是在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徘徊。远自左、右派别分野（\”台湾文化协会\”分裂），我们看到，台湾人在日据时代思考的政治目的手段问题，一直存在；根据网上资料显示，台湾劳工运动、社民（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不绝如缕。《台湾劳工简史1920－1999》记载，从日据时代劳工运动开始，其间历经解严，改制，直至90年代，说明虽无共产党人，却有劳工运动–这样一个迹象。
再是，台湾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绝对响应，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中逐渐式微。原因为：日本侵略，殖民统治（函延长主义的绥靖政策）；蒋氏来台（造成的共产主义思潮的颠覆和镇压）；经济建设之成功；反对派之奋争；专制主义政策预留的合法斗争的空间（一如上述）；反共本身对于共产主义意识的批判（–含1966年蒋介石和殷海光批判文革和红卫兵运动–于《这样的红卫兵》中，殷海光写道：
\”近来中国大陆发生一种举世注目和惊异的现象。就是，在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亚洲那块广漠的土地上，红卫兵像溃决了的黄河洪水似地到处横流。这种现象富于戏剧性，可并不是喜剧。实在，它里面蕴藏着悲剧。因此它很引起我的注意。本文的目的是要对这种现象加以客观的认知。我用的方法主要的是述和解析。我采的观点主要的是文化人类学及精神分析学。我征引的基料（data）主要的是《时代周刊》（Time）的报导。因为，如众周知，《时代周刊》的报导一向比较平实–虽然它的评论在我看来比较保守。我希望本文在对于中国大陆红卫兵横流的这一现象之了解上，对有兴趣的人士能有些微帮助。
\”红卫兵之最初的出现在一九二七年。它是农民组成的\”苦力\”队伍。目前的红卫兵的主要成分是青少年知识分子。它是一支富于扰乱性的打斗队伍。今年六月中旬红卫兵的这一新的形式就开始出现。八月十八日，导演陈伯达发动红卫兵在北平和平门游行，于是\”文化革命\”正式揭幕。这个由十几岁到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组成的队伍，分列检阅台两旁，穿着系带子的军服，臂佩红色袖章。在事先安排好的计画之下，毛泽东出现，数百队员冲向台前。他们一齐高呼：\’毛主席！我们要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这大概是红卫兵运动的正式\’开锣\’。
从这时开始，以北平为出发点，青年暴力的洪流向中国大陆各处冲激：呼喊、啡嚣、打骂，捣毁、侮辱、非礼，……\”红卫兵的意底牢结（ideology）（意识形态–自立注）和行动是不能分开的。这也就是说，他们的意底牢结支配着他们的行动；可是，他们的行动回过头来又影响他们的意底牢结。阿米巴的神经运动及细胞活动是很难划分清楚的。所以，我们要了解红卫兵运动，必须把他们的意底牢结同行动一起谈。依照我的观察，红卫兵的意底牢结\’与\’行动可以归摄为下列七个型类（Categories）
\”A 排外
\”B 拔根
这里所谓\”拔根\”，就是要拔除中国文化传统的根子。
\”C 汪达尔主义（Vandalism）
汪达尔主义就是纪元后第五世纪汪达尔人的那些特有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模式。汪达尔人肆意破坏文明世界视为珍贵的文物艺术。
\”D 虐待狂
虐待狂的一种特例是性虐待（sadism）。性虐狂是把自我性欲的满足和虐待对手方二事连系在一起。
\”E 神话崇拜
红卫兵最大力推动的是\”毛泽东思想\”。
\”F 拜名
世界共产党人都有崇拜名字的倾向，中国的红卫兵尤甚。他们拆除大街的名牌。……
据江绍原先生（民俗学家和比较宗教学家，1898年生于北京，曾执教北大。–自立注）现在这一家人都大进步了。小孩在墙上会写\’打倒阿毛\’了。他妈也会喊\’打倒周小妹\’了。他爸爸会贴\’打倒王庆来\’了。（《贯献》九期，江绍原小页百七八）
\”G 狂热
\”充满狂热的人易于犯夸大狂（megalomania）。所谓夸大狂，就是对自己作一种病态的过高估计，或对自己的能力过分作不切实际的估计。红卫兵高呼：\”我们不止要掀起中国革命的风暴，我们并且把这一风暴向全世界扩张。\”这是多么狂妄！……他们却高呼：\’敌人恨的，我们正好喜欢。外国敌人对我们攻击，正是我们的光荣。\’他们真不愧为一群苏格兰猪！
……照红卫兵这一\’逻辑\’来说，他们还不够彻底。如果他们真够彻底的话，似乎应该自动挖掉右眼，只留左眼。因为，根据共产唯物论所立的物质基础来说，右眼是\’反动眼\’，左眼是\’革命眼\’！
\”我们在以上将红卫兵的意底牢结，行为模式，以及特征分析了一番。根据这一番分析，我们又可进一步对中国大陆的基本状况提出两方面的看法。
\”A 关于\’思想\’的问题…… \’奉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如果\’毛泽东的思想\’真的已被中国赤色分子普遍接受，心悦诚服，一体奉行，那么何致于要放出红卫兵来\”大力推行\”呢？个中情形，耐人寻味。
\”B 青年问题
不错，红卫兵是陈伯达们编导出来的，……在一个正常而健康的社会里，怎会有这样的产品？他们在\’党奴教育\’中长大，听了无数伟大的诺言，心中充满了狂想曲。然而，现实呢？愈来愈令人失望，愈来愈使人不安，于是心头的压力愈来愈增加。每个人像一个小炸弹，所以一碰便爆起来了。
红卫兵是中国大陆赤色分子烧焦自己的一把火！\”
请问在台湾专制主义土壤里，有无可能发生这等荒诞派戏剧呢？老蒋小蒋会不会承袭和照抄毛主席办法形成殷先生所谓之ABCDE呢？读者自有判断–这个判断就是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之大异也！）
六
故此，导致经国先生的解严和李（登辉先生）式民主之到来。加上美国因素；美国后来背叛台湾之因素（经国先生在美共建交以后的讲话显示–\”国人必须提高警觉，洞悉共党\’统战伎俩\’。共党最近在达成与美建交的野心之后，又处心积虑地对我发动\’统战\’，诸如提出\’祖国统一\’的口号，广播暂停炮战。都是恶毒的故作姿态，\’国人\’应冷静地不予理会。\”共党的\’统战\’居心……我们绝不能信，也不能上当。\”（载1979年1月4日《中国时报》。）\”尼克松背着国会访问当时的敌对阵营，作为敌对阵营的中国，接待了尼克松并决定中美建交之后七年，卡特又背着美国国会进行对华建交谈判。\”（http://blog.ifeng.com/article/1372594.html）美国人一直以来就是首鼠两端。）等等。
台湾学者关于二二八事件最终没有让位于共产党引导，则源于，蒋氏镇压残酷，再是，源于暴力斗争在台湾传统和民心中的解构（\”二二八事变期间，中共的角色并不明显，主要原因在于在台党员人数不多，仅有70余人）。\”二二八起义的性质纯然为台湾全民自发的集体行动，没有任何单一的政治力量能有能力加以主导。然中共地下党的发展随着二二八事变和1947年3月国共内战的全面开打，而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大量的青年知识份子和工人农民入党，如直属省工委的台湾省邮电总支部即在1947年夏天成立，台湾省铁路局工人亦组成支部，李登辉与陈炳基等人于10月成立新民主同志会等。地下党党员到1948年春天，则迅速地成长到285人。
\”就在中华民国风雨飘摇、危急存亡之秋，由国防部保密局主导对台湾地下党的斗争也就越趋激烈，而此一困兽之斗，竟然逆转了中共在台湾的发展形势。保密局于8月获检举线报逮捕了台大法学院商业专修科毕业生王明德等人，逼其供出发行《光明报》之校园系统，由台北市立成功中学而台大法学院、基中，进而循线破获主持《光明报》出版之基隆市支部，乃一一揭开地下党之组织系统。
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平天安门广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谢雪红、李伟光、陈炳基等应邀观礼， 而中国则自此宣告分裂。\”11 月，保密局依《光明报》线索在高雄逮捕了陈泽民，在台北逮捕张志忠，陈泽民投降，供出所知地下党资料，政府肃清目标指向蔡孝干。\”1950年1月29日，蔡孝干于台北市泉州街为国防部保密局逮捕，蔡孝干用计脱逃后，再于4月27日于嘉义竹崎落网，终于向中华民国政府投降自新，供出所有台湾地下党系统，简吉、洪幼樵、郭琇琮等皆先后被捕，吴石则遭曝光而枪决，中共在台湾的革命斗争形势急转直下，在陈泽民、蔡孝干、洪幼樵与民国政府的充分合作下，注定了地下党在台湾的全面覆亡。\”（曾建元 《中共地下党在台湾》）
–同时，异议人士发现了蒋介石统治中反对派和选举文化继之街头运动发生之可能性，是确实存在的。而最后一点，至关重要。这和日本人放弃社会主义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处。原因是，日本天皇和期成国会运动，形成改革合力，使得反对派运动得以在议会道路中实行，发展和成型–这当然有异同于台湾之政治道路；因为，日本之民主–议会道路和专制蒋氏预留之空间政治，并不全然相同，只是相似而已！
而大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主要是反对派存身权利和选举权利＝0这个事实，形成绝对对比，绝对反差。（这个历史线索至早可以追溯到\”台湾文化协会\”之成立，发展和解体–\”1921年（大正10年）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是集合岛内知识菁英，以促进文化启蒙与民族运动为目的的社会团体，吹起了1920年代台湾岛内非武装抗日运动的号角。而其中关键的人物是蒋渭水。
\”1921年1月30日，以东京地区台湾留学生为主体，由林献堂领导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团\’，第一次正式向日本帝国议会提出请愿书，要求设立「台湾议会」。
\”1921年10月17日，\’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台湾文化协会举办的各种活动中，以\’文化演讲会\’最具有影响力，……以1926年的文化演讲会为例，全年315场活动，遭到35次被解散的命运，而也有157次演讲被中止的记录。\”
请注意这个数字\”全年315场活动，遭到35次被解散的命运\”–请问，如果你在时下之北京可以举行300场活动吗！
\”文化协会的活动，在1925、1926年达到最高潮，同时内部开始面临路线的辩论。这时，台湾的社会运动，已渐从初期的文化启蒙朝向进入实际政治社会运动的阶段。……而应转型为\’政治运动\’，积极介入及支援当时台湾逐渐兴起的农民运动。党内右派则反对这种路线。\”
请注意这段话，\”党内右派则反对这种路线。\” 这是民社或者社民运动和自由主义派的龃龉和分歧之开始吧！
\”这种路线纷争及辩论，愈演愈激烈，终于因左派引进大批社会主义青年学生入会，以争夺文协领导权，而导致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的分裂。\”
\”分裂之后台湾文化协会（简称\’新文协\’），以发展工农群众运动为目标，更积极介入政治社会运动，支援\’台湾农民组合\’的抗争，并发展劳工运动。
\”1928年10月，新文协召开第二届全岛会员大会，讨论进行至一半时，遭到警方突击，命令解散集会，并有16名代表遭到逮捕。会议被迫延期。次年1月10日，新文协主要干部（中央委员）再次秘密，\’台湾农民组合\’代表简吉等人列席旁听，会议通过决议，新文协为无产阶级的思想团体，并支持工农阶级斗争。\”
请注意，\”新文协为无产阶级的思想团体，并支持工农阶级斗争\”这段话的社会主义革命性质。\”1930年以后，新文协已被台湾共产党所渗透及控制，成为台共的外围团体。1931年6月，总督府破获台共组织，进行大搜捕，台共组织完全瓦解，新文协至此几乎停止运作，而名存实亡。\”
\”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的分裂，是1920年代台湾政治社会运动由团结走向分裂的转折点。1927年元旦，蒋渭水有感于文协内部冲突的危机，发表了\’同胞须团结，团结真有力\’的谈话。1月2日，《台湾民报》刊出这一呼吁，仍然无法挽回1月3日台湾文化协会大会表决造成的左右派决裂。\”）
他们的总结是–
\”这场分裂有其深层的原因，并不单纯是台湾知识菁英不能团结，而是受到当时两股世界思潮交互影响下所造成的结果。一是民族自决潮流下，兴起的\’民族运动路线\’，林献堂、蒋渭水、蔡培人等人所代表的文协右派。一是在苏联共产革命成功鼓舞下，兴起的\’阶级斗争路线\’，连温卿、王敏川等人所代表的文协左派。
\”同一时期，日本本土的政治团体亦发生\’左右倾辩\’的问题。而在中国，1927年也是国共两党决裂的一年。原本合作的国共因革命路线冲突而公开决裂。右派的蒋介石另立党中央，展开清党，逮捕及杀害党内的共产党员。共产党随即对国民党展开武装斗争，掀开了国共内战的序幕。\”（以上皆略引自《Tony 《1920年代「台湾文化协会」启蒙运动的回顾）http://www.tonyhuang39.com/tony0575/tony0575.html）
关于蒋渭水的观点，一言总结之–
\”蒋渭水在\’左右倾辩\’后，进一步提出\’以农工阶级为基础\’的\’民族运动\’路线。他为文论述：帝国主义内被压迫阶级的解放运动，应采取阶级斗争；但是在帝国主义殖民地的被压迫族群，却应采取以农工阶级为基础的民族运动。\”（黃煌雄《蔣渭水傳：台灣的先知先覺》）这和\”1927年，中国与台湾的知识菁英同时都面临了路线分歧的抉择问题\”时为相关–就是台湾之阶级斗争阵营没有成型，而毛共业已坐大。这个问题的历史逻辑是，反日民族运动幸而没有成为台湾主流而转变成为台湾社会主义独立/统一–一如大陆；这个转型，必将、也已经丧失了作为专制主义之政治抗争可能性的一切条件，一如毛氏极权主义政权，极权主义文革和极权主义六四。这个启示，就是我们看待台湾日据、蒋据时代悲剧中的喜剧之出发点。
这个观点，不是哲学的宣誓，而是历史的结局。
七
–日治时期的殖民主义和\”延长主义\”（相对于特别统治主义的殖民地路线，则是由原敬所代表的\’内地延长主义\’。受到法国殖民思想影响的原敬，相信人种文化与地域相近的台湾和朝鲜是有可能同化于日本的，因此主张将新附领土视为\’虽与内地有稍许不同，但仍为内地之一部\’，直接适用本国法律），一方面带来日本侵略者的掠夺，一方面带来日本人的民主文化和日本文化乃至基础建设。这样，日本人在对内民主、对外侵略这一点上，将台湾放置于中庸之位置；也就是说，日本人也稍微尝试做到多少给出一些选举空间和言论空间于台湾人（如前所述–日本人实行了台湾本地人有权选举和独立/半独立出版报纸之短暂自由–
\”明治29年（1896年）就成立，由萨摩派所经营的《台湾新报》创刊不到三星期就被台湾总督府把它拿来当公报使用。不久属于长州派的《台湾日报》在第二任台湾总督桂太郎的授意下也想分一杯羹，于是报社老板就跟总督府秘书长谈妥条件）。（网络资料）–因而林献堂成为台湾的议会之父；相对于蒋渭水之民族独立之父–也是因为存身这个可能性而不是不可能性。\”）（网络资料）
–蒋介石到台湾以后，除去实行上述系列，继承日人选举文化以外，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没有拔掉胡适之这面自由主义的旗帜。这是专制政府和自由主义互动之证据，也是自由主义得以存身台湾的重要条件–这件事情本身，直接走向民主。
关于这一方面的撰写和论述汗牛充栋，在此不赘。只是要说，胡适对于蒋介石之自由抗争和妥协于蒋之非法任选后几届总统，与其说是真理的倒退，不如说是政治的妥协。
–选举文化和自由结社，自由言论，函《自由中国》等刊物的问世与影响，使得台湾专制主义空间的自由含量大大激增。虽然自由刊物载沉载浮，荣辱与共，生死不定，却前仆后继，越挫越奋，使得台湾价值在自由主义内涵中立于不倒之地。
–台湾自由人士的代代崛起，牺牲和奋斗，使得台湾民主运动本身，产生了明确的领袖人物而不是简单一些头领。从其文化，出身和背景分析，所有这些台湾自由斗士，都是源于日本、美国和大陆正面文化教育而成长、发展与作用台湾民主。他们不是简单一些党文化之内的党内民主派或者改革派，而是以世界视野环绕其中，并以化西，化台，化中国为己任的一些普世价值追逐者。和大陆64，45，66之文化政治诉求和政治训练出身者，大具天壤。
我们说过，中国真正的自由主义启蒙，来源于民国初期甚至晚清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而54时期的文化选择，则实行负面化筛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罔顾了由晚清学子意识到和接受过的系列西方思想体系，如三权分立（见康有为文字：\”……泰西之强，在其政体之善也。其言政权有三：其一立法官，其一行法官，其一司法官。立法官，论议之官，主造作制度，撰定章程者也。行法官主承宣布政，率作兴事者也。司法官主执宪掌律纠愆谬者也。三官立而政体立，三官不相侵而政事举\”。\”今欲行新法，非定三权未可行也\”。（康有为《日本变政考》））
如自由主义（群己权界；见严复）。
如马相伯，英敛之天主教训练，平等、博爱等等思维，却是54所根本不被重视和有意忽略的。（见马相伯，英敛之–\”在20世纪中国天主教爱国行动中，英敛之和马相伯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英敛之，字敛之，号安蹇斋主、万松野人，满族正黄旗。19岁时读汤若望著《主制群徵》，22岁奉教。1902年以启民智、宣民隐为宗旨与友人合办《大公报》。他对外国势力控制中国教会极为不满，竭力主张尽快培养优秀的本国神职人员，进而自办教会。对传教士们只许自己爱国，不许中国神父和教徒爱国的行径，尤其愤怒。1926年，带着满怀希望和无尽遗憾，这位杰出的爱国天主教徒与世长辞。
马相伯，名建常，字相伯，圣名若瑟，晚号华封老人。江苏丹阳人，出生于天主教徒家庭里。12岁入圣依纳爵公学，习拉丁文、法文、数学、天文学及宗教。1861年入耶稣会初学院，1870年晋升为神父，在安徽宣城及江苏南京、徐州一带传教。1876年离开耶稣会还俗并结婚，一度投身于洋务运动。1898年复回教会，在佘山圣母堂避静一年后获教廷赦免。1903年创办\’震旦\’学院，1905年又另创复旦公学，意为\’复我震旦\’。1939年，马相伯百岁大庆。同年11月4日，他病逝于越南凉山。）（网络资料）
这个思想影响，并未在民国泯灭；胡适，大公报和《观察》等人物、媒体，则抗拒54，主张自由主义，民主价值观，接续晚清的开放传统和传统本身（吴宓之学通派等等），造就解构于结构之前提而非破旧立新，虚无主义。使得中西文化接轨之课题，继续得以保存，延续，批判和发挥。这表现在民国几次重大之争论上。
而这个文化根系，到了57年，成为身首两端的所谓右派言观。这些49年加入者，重新发现他们加入之之悖论，遂发生新中国谈旧中国之现象。这是唯一一次和最后一次秉承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文化资源进行的争论和抗争–随着毛\”不服从者不得食\”的绝灭政治，资源告罄，文化灭绝，人物死亡。虽然，中国先知先觉中尚有其勇，如，林昭，如，遇罗克，但是，却不成全局，实属魂魄而幽幽于天下也！
台湾没有这等课题。
胡适时代的\”自由中国\”，尚未可以做到对其之斩尽杀绝；虽然二二八残酷异常，不亚于64，但是，从思想资源上说，文革和台湾民运的思想水准，依然不可同日而语。这是问题的关键。没有思想的运动和没有运动的思想（如，08宪章的无后续化），是所有民运的死结。所以，就此推断，台湾历届民运的思想资源本身，形成了台湾街头运动的品质与内涵，培养出自己的政治领袖，亦堪称台湾之\”敌国\”（见日本将大隈重信和阪原退助被日人看成\”两大敌国\”一说）；也是台湾（和一切国家之）宪政之要素：反对党。从此看出，专制主义在思想层面留下的空间，使得改革和革命得以\”自然\”而然地进入顺畅状态，而非六四一样形成多头却不是多元化的群社运动–因为多元化，象征了自由主义思维的存在与成熟；而多头化，却是源于思想本身的龃龉，幼稚，病态（他们抓反毛者）加上天真。这是完全不同的过程和结局。
所以，六四情结成为一种未完成式和对于传统范式的置疑（他们怀疑去共化的灾难性！）；而台湾模式，正好是对于传统范式的规避，而采纳了普世价值之新结果。
这是非常需要强调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