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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闻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控制，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各级政府对于新闻报道，尤其是敏感议题的报道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利。但是，中央政府今年宣布在奥运会期间和之前，开放外国媒体自由采访，这曾经被视为扩大新闻自由度的一个举措。但是部分地区立即制定了相应的“反制措施”。

据媒体报道，为了应对中央政府在奥运会期间开放外国媒体自由采访，山东省的一个市级地方政府最近出台规定，要求各级干部“最大限度地减少负面新闻，高调报道积极的消息”，“象对待上访退休人员那样对待记者”，以及“每个月都审查可能出现的负面报道”，同时还把地方干部执行该项规定的“成效”与年终评定联系起来。中央政府年初刚刚制订的开放媒体报道政策，立即有地方政府制定“应对措施”，对媒体的报道加以干扰。对于这一点，中国资深媒体人，曾任冰点杂志主编的李大同戏称，这是外国媒体在地方上“开始享受中国中央级媒体的待遇了”，他说，“原来他们不可能享受我们的待遇的，因为原来我们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没人能管的了。他们外国记者原来是想去哪儿都不行了，需要批准。但是，虽然我们原来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但如果你想报负面新闻，那就会被强烈封锁。现在外国记者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权利有了，现在开始享受我们的待遇 ，就是说开始对你封闭。”

中国许多官员习惯对于媒体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而对于媒体曝光本地负面新闻更是严加防范。对于本地媒体，当地宣传部门就可以完全控制，而对于外省媒体，中央级媒体，以及外国媒体，无法采取直接封杀的措施，而只能通过一些其他途径来干扰记者的报道工作。李大同为我们列举了一些地方官员经常采用的手段，其中包括表面上提供协助，陪同采访，但其实就是威胁线人，“你敢说，说了我就给你小鞋穿。不敢拒绝你采访，但是封锁消息，威胁线人。基本上你一到下面，他就知道你来了，就象年糕一样的粘着你。你想躲都躲不开，有时候就象地下工作者一样，搞得非常秘密的。”

李大同认为，中国官员抵制媒体曝光是一个体制性问题，而中央政府虽然有扩大媒体采访自由的想法，但同样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是中国的政治体制造成，如果是选票决定他的位置，就没有问题了。选民有意见，他就去改进。但是现在出了事情，上面拿你问责，完全靠你报出来的消息来考察他。这是个做官形象的问题，这是对上的，不是对下的。治下有多少丑闻，他都可以不管，但不能让上面知道。任何事情，都不能指望依靠中央政府的一纸规定就能解决，不可能的。中央政府表明态度就已经是个进步了，但是下面你就得和地方政府作斗争。这也是一个博弈过程，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