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流十几回眼泪、一件夹克衫穿十几年、还喜欢背诵抒情诗，不久前在给文艺界的信中也诚恳的提出要敢说真话，种种迹象显示，温家宝先生可能不是一个坏人。他身上有着我们所熟悉的东西，也许我们在某处偶然相遇，有可能展开很好的沟通。但当他在记者会上回答问题时，我又怀疑自己的判断了。他是否像他自己要求的那样说了真话？
法国《世界报》记者在记者会上问：“最近您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您提到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您同时还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要经历一百年。请问这是否意味着说，中国在未来的一百年都不需要民主？另外，谈到民主，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是有关最近中国的前总理和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他在书中提到，中国如果要实现现代化，就需要像台湾那样实现民主的政策，过去台湾也是处于独裁的统治下，现在实现了民主和多党制，您对这位前总书记的话有何评论？”
温家宝先生回避了第二个问题，着重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他说：“我最近这篇文章讲述了一个道理，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是悖离的。我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我同时强调，世界上有 2000多个民族，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的社会历史发展不同，他们的发展水平不同，民主的形式和途径也是不相同的。这种文化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至于你提到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什么？我可以明确地说，社会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这就需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就是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环境下，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思维的能力。”接着他又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民主建设，经验都还不足。
我们愿意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走中国民主的道路。你说我的文章讲到 100年不变，说是 100年不要民主，这是你误解了。我是讲社会主义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不完善到完善，由不发达到比较发达，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要实现两大任务，推进两大改革。两大任务就是：一是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二是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两大改革：一是推进以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是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制度同任何真理一样，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任何地区和国家，民主制度的状况、优劣，都要以实践为标准。”
温先生在这段回答中，说的是不是真话？谈到中国在未来100年内的某个时候实行民主时，提出了一个“就需要”和四个“就是要”，共五个条件。言下之意，现在还不具备实行民主的条件，但中共会创造这五个条件，等条件成熟了，就会让人民实行民主，因而坚持中共的政策100年不变，和100年内不实行民主并不矛盾。温先生声称法国记者误解了他。江棋生先生已经撰文指出，法国记者并没有误解他。在我看来，其实是温先生自己误解了法国记者。
温先生说的民主和法国记者说的民主，显然不是同一个东西。在法国记者看来，既然100年内都坚持中共的政策，那自然与民主是矛盾的。法国记者所理解的民主，一定是政治多元化，由不同的政治党派提供不同的政策，由人民以主人的身份自主选择，否则就不是民主；如像温先生说的那样，100年都坚持共产党的政策，自然意味着100年内不允许中国存在其他党派，更不允许人民自主选择其他党派的政策，即便具备了一个“就需要”和四个“就是要”，仍然一党说了算，一党钦定，这当然不是什么民主了。
说温先生误解了法国记者，只是一种假设。其实我更怀疑温先生故意装糊涂。既然温先生记忆力如此好，记得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的古诗，那他为什么偏偏忘记了自己所属的政党60年前说过的话呢？
请看《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文章：“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和反动的国民党的夺权斗争中，对中国民主提出了：走英美民主道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取缔一党专政、不能以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为由来拖延民主、提倡竞争经济、民主不分国界并反对国情论、以斗争来争取民主、欢迎美国批评中国民主并表示绝对不把对中国民主的批评视为干涉中国内政、反对愚民政策、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鼓励学生运动、反对镇压学生运动、保障人权、取缔限制人民游行自由的法令、释放政治犯、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禁止以稳定为由拖延民主、忠实于对人民的诺言”。在贵党60年前公开发表的这个声明中所明确的民主，与法国记者所说的民主显然是一致的，与温先生所说的民主显然是不一致的。
中共当年以在野党身份和执政的国民党争夺权力时，对民主的理解和表达，与今天全世界人类的理解是一致的，如《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文章：“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再如《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社论：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游行示威、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还有《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社论：他们说这一套（民主）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在指责国民党以条件不成熟为由拒绝实行民主时，《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说：“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甚至还举例说明他们在延安解放区是如何保证实行民主的：大字不识的农民也可以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只要在候选人照片前放一个碗，农民认可谁，就在谁的碗里放一颗黑豆，并以此证明，任何国情论和特色论全部是无耻的谎言。
时间已经过去了60多年，中共在58年前就已经成为执政党，其总理今天所说的民主竟然还是一党钦定的民主，而且就连实行这样的民主，其条件还未成熟，还要一个“就需要”和四个“就是要”，然后才可以“让”人民民主起来。和60多年前这些滚烫的文字对照一下，温先生在记者会上的一脸诚恳还可靠吗？
事情的真相有两种可能，其一：法国记者显然没有误解，而是温先生自己对民主有天大的误解；其二：如果温先生自己也没有误解，那只有一个结论，就是温先生自己说了假话。联想他对记者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的回避，对第一个问题以假话应答，其实也不算令人意外。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向温先生提一个问题：共产党今天能否像反动的国民党当年允许中共到陪都重庆办一张《新华日报》、天天公开批评共产党那样，允许作为民主解放区的台湾的政党，到首都北京办一张《自由日报》，像当年那样天天公开批评中共？
2007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