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杏佛
临时起意做这个稿子，感觉不做对不起这位近一个世纪前为中国人权献出宝贵生命的人。
中国人所谓“几千年文明史”为何几乎没有创造，究其源，就是功利心太重。而中国人最自豪的就是“会利用”，为达某种目的，在利用上不择手段，且把此称作谋略智慧。你读周有光接受采访时说他当年为什么相信共产党就知道我并非信口开河。
至于从香港北归的那一批，要感谢斯大林。按中国领袖的意思，不回来也罢。领袖本意，有一个党就够了，可斯大林有意见，中国领袖不敢不尊重，才有了后来的“八个花瓶”。所以说，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第“七”大的有些话完全是领袖一时心血来潮或“随口说说”，本人虽一再引用，但那是有意的，知道那些话绝不可信，谁信谁上当。1957年许多人被打成“右派”，说出来你不信，就是因为上了领袖的当。他把此誉为“引蛇出洞”。
新政权为何要那般神化鲁迅，显然不过是利用耳。利用鲁迅不是为新政权下的民众争自由民主，更不是为了在政权获得前他们所承诺的要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是为了让亿万民众痛恨前一个政府痛恨国民党。现在“痛恨期”早已过，鲁迅已没有利用价值，因此鲁迅也就可以退出被统治者们的视线了。问题是现在很多痛恨专制者并非在这方面“用功”，而是一味地把对新政权的仇恨一古脑地发泄到鲁迅身上。在本人看来，愚不可及。
仅就为中国人争自由民主争人权者，在鲁迅生活的时代，有位叫杨杏佛（字杨铨）的知识分子，中国人不应该忘记，而今年6月18日是其被暗杀90周年！
一说到争自由民主人权，就觉得应当先纠正某些人思维。现在不少国人总是拿自己在这个时代的感受替代鲁迅当年的感受。做对比，原本没错，错在有些人认为既然在自由民主人权方面那个时代好于后一个时代，鲁迅就不应该批判乃至诅咒那个时代。
这显然是一个错误认知，这种认知事实上与那些“粉”们的思维毫无区别。然而这种认知却大行其道，使得今天的中国，别的不说，单是在对鲁迅的认知上就出现严重撕裂。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中国大陆，包括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美誉的谢泳、傅国涌及老一辈编辑、出版家钟叔河等，在很多方面与大家都是有共识的，只是一谈到鲁迅，就出现明显分歧，包括政治观点甚至人格，像谢泳认为生活中人们更愿意与胡适做朋友而不是鲁迅；傅国涌认为鲁迅“来阴的”；钟叔河说“胡适他们（按：从文章来看显然包括周作人）都是伟大的，超越了鲁迅”（见《钟叔河：我活得比周作人久了，但差距还是很大》）。
我不能同意。你读一读孙郁的《张中行：在周氏兄弟之间》，说的是周作人包括胡适，除了在有些“学问”上（当然主要是指周作人），简直没法跟鲁迅比：“在他（张中行）看来，鲁迅的智慧太高，常人无法及之。”“在他（鲁迅）的世界里，纯真与复杂相间，深切与平和交汇，精神结构是极其神异的。”孙郁认为“鲁迅的精神是腾越的，从泥土里生出，在高远的天地里翻转”，“他同代的知识分子和后来的读书人觉得无法与其并驾齐驱的原因，是思想的构成不在一个层次里。”特别赞成他说的：“鲁迅远远地走在我们前面，大家跟他不上。”
啰嗦一通，该说了。杨是留美的，早年即认识胡适。后来他对胡适的看法都在公开演讲中讲了出来，而胡适对杨杏佛的大不满却记在日记中，而且是记在杨杏佛被国民党暗杀的当天的日记。当然，如果把对一个人的不满仅记在日记中也属正常，即使不是多么要好的朋友，也不肯所谓“撕破脸”，这是中国人的“人生观”之一。不正常的是，胡适在回复杨杏佛那封书信中所讲且被后人津津乐道的，与其在日记中所记竟大相径庭。这让我很惊异。鲁迅不会这样，杨杏佛当然也不会这样——有杨杏佛的演讲证明。
先来看杨杏佛对胡适的不满是如何讲的。这要感谢安徽教育出版社，尽管一套44卷本《胡适全集》错误百出，可毕竟还是提供了可供今人引用的历史资料。
按1930年4月24日《民国日报》刊出的报道推算，1930年4月23日上海市国民党党部招待全国教育会议全体会员，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吴稚晖拉着不到四十岁的杨杏佛即席演讲。
杨杏佛在演讲中有些话是批评胡适的，比如，“……所以陈独秀说：‘他是走江湖的博士，他提倡新文化，不谈政治。’”再比如，“……但是忽然又谈起政治来了。在段祺瑞的善后会议里面，大谈而特谈政治。他一跑到俄国，又谈起共产主义是如何的好。马寅初先生看见他谈起共产来了，急得了不得，请徐志摩先生做文章来反对，哪知道胡先生头天谈共产，第二天就不谈共产了。不多时，胡先生又觉得三民主义很好，于是预备做一部三民主义的哲学，急急乎要出版。那时正是十五年的秋天，我劝胡先生不要出版，免得人家骂他投机。到了本党将统一的当儿，胡先生又骂国民党不礼贤下士。他在《新月》上做了一篇文章，本来是恭维国民党，一会儿不高兴起来，就添上一段骂起国民党来了，上半篇里说‘知难行易’是如何的好，下半篇却提出甚么‘知难行亦不易’的话来了。中国学者做文章，今日好上天，明日就骂到地。犯了秀才做八股文章的毛病，这实在是不对的。”（《胡适全集》31卷638页）
《胡适全集》44卷里有相当一部分剪报（包括1933年3月4日上海民权保障同盟开除胡适会籍的剪报），被出版者把它们转化成文字出版了出来。当然也要感谢胡适，如果他不留下剪报，我们今天未必能看到一些真实的记录。胡适当年收集的剪报有吴稚晖和杨杏佛的演讲，还有杨杏佛给胡适做解释的信。给胡适的信是杨杏佛请蔡元培转交的。现把杨杏佛向胡适做解释的信以及胡适的回信抄在这里——
适之我兄大鉴：
在京见《民国日报》载弟在京市党[部]演说，中多颠倒错误，对吴先生者亦然。曾与吴先生商议致函更正。吴先生谓现在笔记往往大错，甚至与原意相反，然更正则不胜其烦，且笔记多如此，只可听之而已，故弟亦遂置之。顷间蔡先生谈及，因草此书奉告。演说中“走江湖的博士”乃指江亢虎先生(原文拟载《向导周报》)，下文有胡先生亦犯此毛病，不肯作第二人，故好立异。笔记者必误会“江湖”乃暗指两姓，故混为一谈。以下所言，皆列举对政治主张之变更，以证明“好立异’而已。末段曾屡言“今日吴先生与我批评胡先生，而胡先生并不在场，如此缺席裁判，很不公道，胡先生若在，必能指出我们之错误”，等语，笔记皆不载。吴先生谓“胡先生便到玉皇大帝那里，也未必有完全自由”。笔记竟误为“到阎王大帝处，我亦不认知难行易是错”。诸如此类甚多。此次在教育会议立誓不演说(仅北大同学会中略说笑话)，不谓在市党部竟被吴先生拉作陪绑，偏遇此笔记者，亦所谓防不胜防也。幸勿介意，得暇当面馨。
即颂刻安 弟铨再拜四月二十九日
可以看出，杨杏佛害怕误会很谦恭地做了解释，甚至告诉胡适他本不肯演说，是被吴稚晖“拉作陪绑”。殊不知，他的演讲已在胡适心中种下仇恨，且两年多后在日记中“爆发”。当然，胡适回信说得特别好听，甚至说从来不怨恨骂他的人；不管谁，若只读胡适回信，绝想不到事后胡适还会有那样一则日记——还是来看回信尤其是那段著名的话如何说的吧：
杏佛兄：
昨日孑民先生交来吾兄手示，谢谢。记得五六年前曾与周豫才先生兄弟闲谈，我说，《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最不能令人满意，应该这样改作：唐僧取了经回到通天河边，梦见黄风大王等等妖魔向他索命，唐僧醒来，叫三个徒弟驾云把经卷送回唐土去讫，他自己却念动真言，把当日想吃唐僧一块肉延寿三千年的一切冤魂都召请来，他自己动手，把身上的肉割下来布施给他们吃，一切冤魂吃了唐僧的肉，都得超生极乐世界，唐僧的肉布施完了，他也成了正果。如此结束，最合佛教精神。
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
此是说明我对于此等事的态度。至于朋友的指摘，更是我所欢迎。报纸记载讲演，非有训练，每多谬误！我也常是此中的一个牺牲者，故决不会因此介意于你。
适 十九，四，卅
感动不？如果本人收到这样的回信，而之前自己又确实在演讲中点名道姓批评过回信人，肯定会感动。特别是那段话中“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至于朋友的指摘，更是我所欢迎”，且“决不会因此介意于你”，你看多么感人。
然而，就在杨杏佛被暗杀的当天，胡适在日记中又是怎么记的呢，我们也来看看，很多人可能不相信那是从胡适笔下流出的。
杨杏佛是1933年6月18日早上9时20许被暗杀的。胡适这天的日记稍长，有1300多字，容摘出其中相连一起的几段话：
去看了丁在君嫂，同到新六家。入门即闻一大噩耗：今早上八点半，杏佛从研究院出门，被四个人从三面开枪射击，杏佛即死，其子小佛脚上受伤，汽车夫也受重伤。凶手三人逃了，其中一人被追，开枪自杀。
此事殊可怪。杏佛一生结怨甚多，然何至于此！凶手至自杀，其非私仇可想。岂民权同盟的工作招摇太甚，未能救人而先招杀身之祸耶？似未必如此？
前日我与杏佛同车两次，第二次他送我的车即是今日被枪击的车。人世变幻险恶如此！
我常说杏佛吃亏在他的麻子上，养成了一种“麻子心理”，多疑而好炫，睚眦必报，以摧残别人为快意，以出风头为作事，必至于无一个朋友而终不自觉悟。我早料他必至于遭祸，但不料他死的如此之早而惨。他近两年来稍有进步，然终不够免祸！
杏佛名杨铨，原籍江西，早居杭州。在中国新公学时，他是我英文班的学生，在 Cornell〔康南耳〕我与他同学。颇有文学天才，作小词甚可诵。当嘱其同事保存其诗词稿。
跟鲁迅不同，胡适喜欢玩，尤其喜欢打牌，甚至能打通宵，而1933年6月18日那个晚上就是。因近夏至，是一年中最长的“长天白日”，他“在新六家打了八圈牌，五点半到轮船码头”；胡适要出国，从日本去美国，所以“送行者甚多”。
至于上面所引胡适几段文字，主要两个意思：一是杨杏佛这个人不好，因为他是“麻子脸”，所以也就“养成了一种‘麻子心理’”（不知胡适如此说话，算什么心理。不过即使如此，也还是承认杨杏佛被害，并“非私仇可想”，这样，也就与胡适说的“一生结怨甚多”无关）；二是怪“民权同盟的工作招摇太甚”。维护民权的工作不“招摇太甚”行不行？尤其是我很想知道，杨杏佛这个人到底有多不好，真的“无一个朋友”吗？太夸张了吧。还有，他的死是不是因为“民权同盟的工作招摇太甚”？此外，胡适居然说“我早料他必至于遭祸”，简直有点诅咒的意味，可见其对杨杏佛有多不满。现允许本人偷个懒，从傅国涌先生公开发表的《为民权保障而死的杨杏佛》一文中摘录一些话来“作答”。
傅国涌这篇文章像是2001年就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过。从题目即可看出这篇文章完全是赞颂杨杏佛。通读文章，没看到对杨杏佛一句批评文字。现在就结合胡适在日记中提到的“麻子心理”看看傅国涌在文章中是怎么说的——
“杨杏佛只活了40年，然而他走过的人生道路却是跌宕起伏、多姿多彩的。”“杨杏佛的事业就是科学与民权的事业，杨杏佛的精神就是五四追求的科学与民主精神。”
再来看看杨杏佛那些年是怎么走过来的：
1912年他被公派到美国留学，先入康奈尔大学学机械工程，毕业后，又进哈佛大学商学院，专攻工商管理。留美期间，他和任鸿隽、胡适、梅光迪交往密切，被称为“四俊”。他参与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月刊》，担任编辑部长。
1918年10月学成回国，先后任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会计处成本科科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前身）工科主任兼教授，一度想走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道路。
1927年10月，大学院（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成立，蔡元培出任院长，杨杏佛为副院长。1928年4月，蔡元培创办并主持中央研究院，这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研究机构，杨杏佛出任总干事。
1931年他到江西进行了几个星期的实地调查，写成一篇客观的考察报告《The Communist Situation in China》发表在7月19日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中文本在《民国日报》（7月17日至21日）连载时题目译为《赤祸与中国之存亡》。报告第三部分介绍江西苏区红军成长的过程和三次反“围剿”的状况，结论指出“围剿”只能是治标的办法，只有避免内战，实现真正的三民主义，才能建成独立自由的中国。文章发表后，当局极为震怒，刚刚印好的中文合订本尚未全部分发就被收缴销毁。这大概是杨杏佛后来遭到暗杀的主要原因之一。
“五卅惨案”发生后，杨杏佛在上海创办《民族日报》，一边咯着血、与肺病抗争，一边坚持采访、编辑、校对，他几乎每天撰写社论。从6月10日创刊，到25日停刊，虽然这份报纸只存在了16天，却在五卅运动中发挥了独特的舆论作用。
1925年9月，他领衔发起中国济难会，发起人中包括了张闻天、恽代英、陈望道、杨贤江等著名共产党人，于右任、戴季陶、李石岑等著名国民党人，以及郭沫若、茅盾、郑振铎、周予同、丰子恺等作家、学者、艺术家，杨杏佛在济难会上海总会成立会上被选为审查委员之一。济难会“以救济爱国运动和被难者为宗旨”，不遗余力做了大量救援、抚恤工作。
在杨杏佛被杀害的1933年初，胡愈之在《东方》杂志发起“新年的梦想”征文，在回答“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时，杨杏佛说：“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人们有合理的自由，同时有工作的义务，一切斗争的动机和力量应用在创造和服务方面。物质的享用应当普遍而平等。”
1933年1月30日下午，杨杏佛先生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会上说过一句沉痛的隽语：“争取民权的保障是18世纪的事情，不幸我们中国人活在20世纪里还是不能不做这种18世纪的工作。”更不幸的是说这个话的人自己却死在了国民党特务的乱枪之下。
对此杨杏佛是有思想准备的，在《杨杏佛文存》中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嗟乎，不自由毋宁死。今则争自由死，不争亦死”，“今日国内自私自利之徒满坑满谷，求其能舍身为国者竟如凤毛麟角”。1927年8月，他在《现代评论》发表的《牺牲与堕落》一诗中也说：“人们，你苦黑暗吗？请你以身作烛。用自己膏血换来的，方是真正光明之福。”
“遇难前两天，他特意探望宋庆龄，带了他所收到的许多恐吓信，有些信中还夹有子弹，并转述了他听到的要杀他的一些口头警告。但是他并没有畏惧，没有退缩，而是坦然地面对了死亡，他把自己当成蜡烛，要用自己的膏血换取光明。”
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他最后的辉煌。1931年邓演达被杀后，大约在1932年夏秋之际，宋庆龄开始考虑成立“专以保护及营救所有政治犯”的人权组织。这年12月18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五人联名发表宣言，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29日召开中外记者会，宣布正式成立。宋庆龄当选为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负责具体事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非政府的民权团体。在短短半年中做了大量工作，成效卓著，影响巨大，让当权者忍无可忍，终于动了杀机。
蔡元培曾说过“正可以杨杏佛之长补我之短”，还说他是“勇于任事、努力服务之人”。在中央研究院是这样，在民权同盟也是如此。这位总干事名副其实，真正是干事的人，而且更重要的是杨杏佛与宋庆龄、蔡元培的渊源都极深，互相信任。杨杏佛比蔡元培年轻二十岁，1927年大学院成立以来他一直协助蔡工作，“待蔡如长辈，两人共事合作无间”，六年如一日，他是蔡的得心应手的主要助手。作为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几乎参与了所有重大的决策与活动，并南北奔波，鞠躬尽瘁。
杨杏佛的工作大体上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营救政治犯。同盟成立前以个人身份参与营救牛兰夫妇和陈独秀等政治犯，同盟成立后以同盟名义营救了大批政治犯，如廖承志、许德珩、陈赓、丁玲等等。发表宣言、声明，传播民权、民主思想。抗议、谴责践踏人权的行为。如抗议枪杀新闻记者刘煜生，如到德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谴责希特勒政府迫害犹太人和其他人士的行径。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消息。筹建上海、北京等地的分会组织。调查监狱政治犯状况。
杨杏佛遭暗杀后邹韬奋说：“杨杏佛先生是总干事，决议案的执行当然偏重于他，他又热心干事，所以会务的进行很积极。杨先生平日的私人行为也许不尽人意，但是他为保障民权努力，为保障民权运动而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就这一点说，他的死是值得永远纪念的。”
杨杏佛的死让民族精英们万念俱灰，在上海，于右任老泪纵横，鲁迅不顾当局流言的威胁参加了入殓式，在悲愤交加之中写出“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的诗句。并且用出门不带钥匙表达自己也已做好被暗杀的准备。
查看鲁迅日记，杨杏佛被暗杀当天，日记中一个字都没有，只在两天后的6月20日日记中不露声色地记了一笔：“午季市来，午后同往万国殡仪馆送杨杏佛殓”，连一个字的谴责也没有。杨杏佛被暗杀三天后的6月21日，鲁迅为日本友人书写了那首七绝。
抄完傅国涌的文章，这篇算不上纪念的稿子，也该结束了，再说都是废话。不过很明显看到，杨杏佛被暗杀后，胡适与鲁迅的表现，天差地别。问题在于，若如胡适日记中所记，傅国涌的文章作何解？若傅国涌的文字没问题，胡适是否存在“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不瞒诸位，就是在看到胡适这篇日记后自己对胡适的敬意稍有所降。很想问一句：傅国涌所讲的这些胡适为何感受不到？
2023.6.17，后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