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末,文化大革命的狂热过去后,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成为逍遥派,脱离了造反派或者保皇派。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有的学生开始读小说消磨时光。也有少数学生对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产生了怀疑,开始广泛阅读,寻求真理,我的老师是后一类学生。
老师曾经对我说过,在文革中,读一本书要花费一天时间的话,借一本书往往要花费七天的时间。在借书的过程中,一些学生相识了,有的成为朋友,地下读书小组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我们来看《海盟》中的内容。书中,桑爽和春又生是一对恋人。
桑爽对春又生说:“又生哥,给我谈谈你的朋友吧,你们是怎样认识的?”
“小沈是我的中学同学,小袁是我在书店认识的。”
“在书店认识的?”
“是啊。有一次我到书店去看看有没有新书,看见小袁买了一本历史书,我就主动对他说,你好,我是春又生,看来你喜欢学习历史,我也是。你贵姓,我们可以谈谈吗?小袁对于我的主动沟通非常高兴,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又生哥,你是个主动沟通的人,真好!”
“其他几个朋友的认识还真有点戏剧性。”
“戏剧性?快讲一讲。”桑爽马上产生了兴趣。
“有一次,小沈带着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到我家来。他向我介绍这位年轻人姓王,酷爱读书,我很高兴。我们刚刚落座,小王就向我道歉,‘小春,对不起,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昨天晚上被我父亲发现了,他说这是苏修的反动书籍,就把书烧了。我怎么挡也挡不住,还被他打了一巴掌’。‘啊’!我大吃一惊。小王拿出一本书对我说,这是巴尔扎克写的《幻灭》,也是一本好书,我把这本书赔偿给你,行不行?我对他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不是我的,是我用《拿破仑传》与小袁交换看的。我看完《叶甫盖尼·奥涅金》后,小袁没有看完《拿破仑传》,我又用《叶甫盖尼·奥涅金》交换小沈的《美国悲剧》。这时,小沈插话说,他又将《叶甫盖尼·奥涅金》交换小王的《幻灭》看。小王对我说,小春,那你说怎么办?我说,这样吧,反正书已经烧了,咱们三个人拿着《幻灭》和《美国悲剧》一起去找小袁,看看他愿意要那一本书,用我的《拿破仑传》赔偿他也行。小王和小沈一致同意。我们到了小袁家,把情况同他讲了。小袁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也不是他的书,是他用《易卜生戏剧选》同小李交换看的。我们四个人又去小李家。小李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也不是他的书,是他用《海涅诗选》同小何交换看的。我们五个人又去小何家。到了小何家,小何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也不是他的书,是他用《斯巴达克司》同小杨交换看的。我们六个人又去小杨家。小杨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他姐姐的书,这本书是他姐姐的命根子。我们七个人都傻了。正在商量对策时,小杨的姐姐下班回来了。一进屋,发现七个小伙子楞楞地看着她,谁也不说话。小杨姐姐很纳闷,问小杨,出什么事了?小杨不敢回答。我鼓足勇气说,杨姐姐,真对不起,我们把你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毁了。小杨姐姐急忙问,谁毁的?怎么毁的?我就把详细经过对她讲了一遍。然后,我又将《幻灭》和《美国悲剧》等六本书一本一本地摆在桌子上,对小杨姐姐说,我们赔偿你,这些书,你随便挑。小杨姐姐一个一个看了看我们,又一本一本地看了看书,然后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说,书不用赔了。不过,这些书你们都要借给我,我要一本一本地看。我们七个人高兴地跳了起来,手拉手把小杨姐姐围在中间,连声说谢谢!谢谢!”
“真是太戏剧化了!你一下子结识了这么多朋友!”桑爽高兴地说。
老师对我们说过,他们七个人首先组成了一个借书互助组。谁借到了好书,一定要尽量使七个人都能够看完。后来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个地下读书小组。那些年,我们读了中外的很多书籍,读过俄国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赫尔芩、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读过法国雨果、福楼拜、司汤达、巴尔扎克、左拉、莫泊桑、乔治桑的书,读过美国斯托夫人、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欧·亨利、德莱赛的书,英国的哈代,挪威的易卜生—。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厚厚的四大本,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一个一个人地阅读,我们分做两组一起阅读。我们都对《战争与和平》爱不释手。我们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讨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怎么办》是我们最喜爱的书之一,我们都以拉赫美托夫为榜样。我们经常朗诵《约翰·克利斯朵夫》翻译者傅雷写的前言,相互激励。
“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要你能不断的自拔与更新。战士啊,当你知道世界上受苦的不止你一个时,你定会减少痛楚,而你的希望也将永远在绝望中再生了罢!”
1970年,老师与两位书友组成了历史学习小组。“私有制产生的原因”成为重点课题。
老师说,经过这几年的学习,我们依然没有能够识别公有制、私有制的社会作用,依然认为公有制优于私有制。当时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可分割的两面,就像一枚硬币一样。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当今中国就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所以,一方面人民没有选举权力,被束缚在工厂里和公社里,实际上成为新式农奴;另一方面,毛泽东泽东等人,不死不下台,永远霸占着中国的统治权力。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专制社会主义。
八十年代,由于持续地研究和实践,老师逐渐明确了公有制的局限和边界,交易私有制的进步作用,计划经济与专制制度的关系,以及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社会价值,彻底否定了马克思的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
老师说,当然,我们周围还有其他的地下读书小组。我们这个小组一直坚持到八十年代,
有的小组是短命的。
文革期间,老师有时也参加其他地下读书小组的读书活动。一次,老师参加一个新的读书小组的读书活动。小组的组织者是一个别号“别林斯基”的很有声望的读书人。他读过许多俄罗斯的名著。当时,这位别林斯基讲,只有读了俄罗斯文学名著后,才能够理解鲁迅先生讲过的一句名言:“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中国书籍肤浅且无味。为什么?因为中国文化太落后!中国永远不会出现托尔斯泰、普希金、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大家纷纷赞同。别林斯基继续讲,为什么中国的文化落后于俄罗斯?我认为是地理环境的原因。俄罗斯靠近欧洲,深受欧洲文化的影响。英国、法国的文学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呢?自成一体,独树一帜!周围国家的文化深受中国的影响。话音未落,一位小组成员站起来反驳说:地理环境决定论是资产阶级论调!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文化的发展状况!这位老兄一开口就扣上这么一个大帽子,没有人敢说话了!
老师插言说,地理环境决定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有其历史和社会依据。俗语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理环境、水土气候的特殊性,会生成不同的产业,形成不同的文化类型。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和人类的生活,成为中国先民生存和繁衍的最适宜的农业地区。汉族文化就是建立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的。蒙古地区良好的草场一般都位于河流湖泊附近,故“逐水草而居”成为蒙古民族游牧生活的主要特征,也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游牧文化。此外,西藏、新疆的地理环境与黄河流域地理环境也是不同的,因此都出现了不同的民族文化。
别林斯基接着说,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不仅中国文化是落后的,中国社会也是落后的。中国资本主义产生较晚这一历史事实,就是一个重要的例证。
几位小组成员纷纷指责别林斯基,竟然认为中国社会是落后的。读书小组立刻陷于一阵争吵之中。这一场争论虽然最终没有激化到告密程度,但是这个读书小组再也没有组织一次读书活动,因为多数人都讨厌乱扣帽子的人!
1969年,在众多的地下读书小组中,终于出现了少数反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小组。老师家乡的街道上张贴了头戴皇冠的毛泽东头像的传单,上面写着,毛泽东是现代的秦始皇。老师的家乡也出现了一个“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组织。
老师的一个书友被逮捕,判刑二十年,死在监狱中。“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组织被中共破获,有二人被判处死刑。1970年,他俩在大卡车上被五花大绑,头上插着亡命牌,公安士兵押着他们在城市主要街道上游街,恐吓百姓。看见他俩即将英勇就义,泪水留在心坎中,仇恨燃烧在胸膛里!就在此时此刻,老师和他的朋友下定决心参加反对毛泽东的活动。老师曾经自豪地对我说过:“死亡,吓不到我们!”
活下来的地下读书会成员,1976年,他们走上天安门广场参加“四五运动”,《海盟》中,有生动具体地描述。请读者阅读《海盟》,了解以上详细情节
《海盟》写到1978年结束。
当然,中国觉醒一代的青年人并没有结束战斗。1989年,他们和年少的孩子一起走上天安门广场参加“六四运动”;2008年,他们签名零八宪章;2022年,新一代反抗中国共产党专制暴政的白纸革命英雄出现了。1978年以后的斗争历史,老师将在他的传记“觉醒与战斗”中讲述。
老师对我们说过,我们绝不放弃战斗,这是我们的使命!
2023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