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被访谈人：段信军，“盘古乐队”成员。现居瑞典。
焉然：段先生你好！我从网上了解到，前不久“六四”20周年时，盘古乐队与张健、王龙蒙等人在欧洲多个城市举行了“六四”欧洲行巡回纪念活动，请你简单介绍一下，你们都去了哪些国家、城市？所到之处观众有何反响？你对这次活动有些什么感想与大家分享的？
段信军：我们是5月12日乘长途车离开瑞典的，先到巴黎会合了张健、王龙蒙几位，5月15日从法国巴黎人权广场出发，开旅行车到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比利时、荷兰等国家，连同我们出发的瑞典，经过了9个国家，途径包括巴黎、嘎納、第戎、尼斯、罗马、米兰、佛罗伦萨、柏林、科隆、纽纶堡、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等20几个城市。所到之处，当地的一些民运朋友和法轮功的朋友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帮助。我们一般在当地市中心的广场或大教堂门口演出宣传，观众大多是观光客。街头演出以前我们在国内也做过，但象这样多国巡回的街头演出还是第一次。这趟出行的演出设备虽然简单，一把吉他，加上音箱和话筒，但演出效果奇佳。其实欧洲的街头演出很普遍，我们的出现首先给当地观众的印象是来了一群亚洲的街头艺人。因为唱的歌是中文歌词，大部分游客听不懂，与观众的交流也存在语言障碍。不过重要的是我们准备了充足的六四宣传图片及签名的长布条，观众看到基本就明白了我们是在宣传什么。这次万里行的主题是“拒绝遗忘”，既提醒我们自己不能遗忘，也告诉西方人，20年前在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岁月可以抹平一切，遗忘过去是很可怕的事，因为忘记过去，曾经发生的灾难就有可能重演。
王龙蒙的法语不错，在法国的一些城市和经过的法语国家，他的宣讲都极有感情色彩。那次在嘎纳海边，遇到采访嘎纳电影节的电视台拍摄人员，他们就停下来给我们拍摄、录音。我们遇到一位来自泰国的人权工作者，虽语言沟通有些障碍，但他一个劲地向我们竖大拇指。此外在比利时还遇到一位当地的欧盟议员，王龙蒙将一封呼吁释放至今被关押的六四良心犯的信件交给他，请他转交给欧盟。现场很多人非常踊跃地给我们签名。
有时遇到来自国内的游客，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们的恐惧。张健和王龙蒙总是很热情地去问一些看似中国游客的人，可是一些人一看到就躲开，避之惟恐不及的样子。也有人会过来跟我们辩论，认为我们是在给中国“丢脸”。敖博的演唱一直是激烈的，歌词对中共的谩骂从不加修饰，有一次一个华人在一旁骂骂咧咧的，说“你们骂共产党就算了，怎么能骂中国？”还威胁想动手，可我们稍来点硬的，他便落荒而逃。当然，遇上的中国游客中，也有不少人很主动地为我们签名，这是令我们感动的一些细节。
焉然：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策划这次欧洲行纪念活动和制作六四纪念专辑的？请谈谈音乐创作的思路和专辑制作的过程中遭遇哪些困难，在音乐风格上与以往有何不同？
段信军：这次的专辑制作，是在张健的倡议下完成的。张健是“六四”时的学生纠察队长，6月3日晚在天安门广场外围腿部中弹，直到最近还动了一次手术取出子弹。他在大约半年前给我们发来他为“六四”写的几首诗，是《天安门兄弟》、《天安门女孩》、《天安门妈妈》，希望我来配乐做成歌曲。之后，他很满意音乐的效果，并和王龙蒙专程赶来瑞典录音，两人演唱了《天安门兄弟》这首歌，热血沸腾，于是，做专辑的想法也开始形成。因为“六四”是发生在中国的一件大事，“六四情结”至少影响到中国一两代人，而20年来，表现这个历史事件的艺术作品并不多见。作为来自中国的音乐人，我们觉得有责任为此做点什么。接着在几个月里连续完成了其他歌曲的创作，因不是为特定的摇滚爱好者所做的音乐，在创作上没有沿袭盘古乐队一贯的风格，而力求音乐的多元化，比如《天安门兄弟》便是以最通俗、易于传播的方式去展现。音乐创作的同时，也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做其他的工作，比如考虑邀请哪位适当的歌手和音乐人合作，再具体地联系和沟通等等，其中有台湾的朋友以及国内的朋友，以及他们之间的合作，都是极有意思的尝试。这盘专辑我们前后工作了五、六个月，到后期我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5个小时以上，大概除了吃饭和必须的休息时间吧，其他都耗在做音乐上了。这整个的环节，包括作曲、编曲、录音、合成等等，其中的繁杂程度真是一言难尽！虽然艰辛，但快乐还是占了主导，因为注入的强大情感，让我们不懈地坚持到最后，直到5月10日晚上才完成了全部工作，然后5月12日离开瑞典，马不停蹄地赶去巴黎会合张健、王龙蒙他们，开始纪念“六四”欧洲行活动。
焉然：你们这么辛苦费了很多心血，投入了大量的工作，这个专辑现在有没有渠道公开发行呢？
段：6月4号那天在香港由港支联出版发行了，据说当天6400套CD都销售一空。专辑中香港方面后来加进了5首与“六四”相关的其他歌曲，其中如《血染的风采》这首歌本来是歌颂中共对越战争的，老而俗套的歌曲，意识形态色彩很浓，所以我极不喜欢这首歌，但因为他们已经把CD做好了成品，我也不便多说了。这事情虽并不令我开心，但我也能理解香港人的对“六四”以及这些老歌的特殊情结，如《血染的风采》当年“六四”时学生唱过，后来梅艳芳在香港纪念“六四”的活动中也唱过，只是从音乐上来说，加进的老歌和我们这次的创作放在同一盘专辑里，跨度二十几年，风格上实在不相一致。
焉然：你个人对1989年的事情有怎样的记忆？自己当年参与过民主运动吗？
段：1989年时我在家乡江西南昌，工作单位在剧团。我的感觉是89年的时候，城市里百分之七、八十的年轻人后来都卷入了运动，大多数人都是一点一点投入的。我平时对政治不是很感兴趣，热衷于音乐，所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行动。我们南昌市中心有一个很大的广场“八一广场”，当时可能是全国第二大的。学生游行、在广场集会时，年轻人都会去看热闹，慢慢地我就被那种气氛感染了，也赞同学生提出的反官倒、要求民主等主张，后来看到学生绝食，我也掏钱给学生捐款，热情更加高涨。但当时自己没什么清晰的政治思维，更不会意识到当政者的凶残，89年5月学运高潮时，国内的媒体也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学运，我以为要胜利了，马上就能改朝换代了，结果6月4日突然传来开枪的消息，那天我真得是非常难过！有一种强烈的受侮辱的感觉，认为轰轰烈烈的“革命”失败了，被顽固派“复辟”了，真恨不能即刻去复仇。我有个好朋友运动中投入较深，曾经带着学生冲击省政府，要求省领导出来对话，“六四”以后他逃到外地去，躲了大半年才回来。因为南昌本地的学生运动比较平和，没出大的乱子，所以事后处理得也不象西安、成都等地那样严重。就象我前面说的我感觉城市里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到后来都有不同程度的卷入，法不责众吧，所以我那朋友逃亡一阵回来后，也没人再找他的茬。我自己在运动中没什么特别的行动，在随后的清查中也没受到冲击。
焉然：你为“六四”20周年纪念活动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今天你又是如何看待“六四”事件的？
段信军：出国以后，拿中国与西方社会一比较，才发现我们的问题，尤其是国内政治体制对言论自由的压抑。在西方社会里，不同的观点可以各骂各的，互不干涉，而在国内，当政权觉得你的言论危害到他们的统治了，就有可能整你或把你关进监狱。连说话的自由都没有，所以中国人至今的生活还象在一座大监狱里一样。对于“六四”的各种评论和诉求中，我最讨厌的一句话，就是要求中共“平反六四”。“六四”不需要平反，它在历史上的定位不是中共能左右的；中共也没有资格给“六四”平反，因为他们是屠杀者，是欠下血债的人，而血债却是要用血来偿的，共产党的极权专制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历史也一定会给“六四”一个公正的评价。这次“六四”欧洲万里行活动和制作纪念“六四”的音乐专辑，我们就是在尽自己的一点力量，每个人的行动和热情一点一滴地汇集起来，产生合力，就有可能去推动。我们这次印制、散发了上百封信件，呼吁欧洲社会的民众和政府、议会、传媒更多地关注至今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六四良心犯，象朱更生、李玉君、常景强、杨璞、姜亚群、苗德顺、石学之、宋凯等人。我们呼吁西方民主国家向中共施压，争取这些“六四”良心犯们早日释放，他们为“六四”付出的代价最为惨重。希望有更多的人站出来，揭示真相拒绝遗忘，为受害者讨回公道。
焉然：谢谢你和敖博、张健等人的努力！也谢谢你接受采访！
附图片说明：
![焉然：“盘古”六四欧洲万里行—“我的一九八九”系列访谈之七](\"[InstallDir_ChannelDir]{$UploadDir}/200907/20090708071434227.jpg\") |
“六四欧洲行”在嘎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