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军人主导的现代化难以长久，中东似已病入膏肓
为了反对总统埃尔多安的亲穆斯林政策，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部分军官企图发动军事政变。7月16日中午，土耳其军方宣布正式挫败政变企图。这次持续不到24小时的未遂政变已经造成超过200名军人、警察和平民死亡，1440人受伤；已解除了近9000名官员的职务，同时，占军方1.5%的军人被清理，拘押了103名涉嫌参与政变的将领，其中41人被法院批准逮捕。7月19日，支持政变军人的媒体被关闭，教育部辞退了1.5万人，宗教事务局则辞退492人，257名总理办公室职员与100名情报官员也被解雇。土耳其的现代化遭遇了大挫折。
中东世界，除了以色列，几乎都是伊斯兰教为民族传统的国家。谈中东国家转型，我们先以土耳其这个中东世界最西化的一个国家土耳其的现代化转型为引子，逐渐谈谈埃及、伊拉克等非君主制国家，最后谈谈中东的君主制背景的石油生产国。
经济繁荣背后，文化血统阴影重重
土耳其的经济发展一直不错。据土耳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最近几年土耳其不锈钢扁平材等生产资料进口额不断增长，可见土耳其在制造业等方面的强劲需求。西方国家一度认为，土耳其有望和菲律宾、墨西哥等国一样成为经济发展比较强劲的新兴国家。其理由是系统性和结构性的。首先，由于文化传统，土耳其有相对欧洲的庞大人口数量（2011年7月的数据为78785548人）和仍然不低的出生率，形成了“人口红利”。第二，相比欧洲，人均收入不高，人口也在增长，这就形成了新型的中产阶级和消费需求动力。由此，其潜在产出即使没有西欧的三倍也有它的两倍（即4.5%到5%的增长率）。
然而，这不等于两个国家的对外经贸关系没有任何阴影。且不说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两个国家在产业上并没有相对中国与欧美那样的互补性（正是这种同质性导致了土耳其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措施）。中国和土耳其之间存在着无法根本上化解的民族矛盾和宗教意识形态冲突。宗教性突发性事件，足以让两国发生超出常规的产业经济学分析的外交摩擦。
在一种流行的历史观中，中国人的祖先和土耳其人的祖先有过很长一段并不愉快的交往。在斯拉夫语中，突厥和土耳其是一个词——Турция。中国北方，长期存在着一个时不时“骚扰”中原的游牧民族：突厥。公元638、659年，东西突厥被唐“统一”。680年，南迁的东突厥之后北返复国，建立后突厥汗国，745年亡于回纥。突厥各部乃大多附于回纥，一部西迁中亚，另部南下附唐。华夏民族最引以为豪的“大唐盛世”，差不多是古突厥人的“奇耻大辱”。
如今，超越民族意义的“突厥”是继承突厥血统并操突厥语民族的总称。其分布甚广，主要在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以及中国的新疆和青海。这意味着，中国大西北的民族宗教矛盾与包容了“泛突厥”运动的土耳其政府具有密不可分的、让后者“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干系。
我们足以怀疑，如果中国和土耳其两个国家中任何一个发生超乎政府控制的民族宗教冲突，其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就有可能发生不可遏制的中断，甚至发生类似一些国家曾经出现的“新账老账一起算”的民族主义性的街头冲突，使工商业投资者遭受超出其承受力的损失。
这不是危言耸听。据8月6日的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土耳其一家法院判处一名前军方首脑终生监禁，并对其他多名被控阴谋推翻政府的被告处以重刑，从而为一场充满争议的审判画上了句号。这场审判加剧了立足伊斯兰主义的土耳其政府与其世俗派对手之间的深刻分歧”。旨在促进军队的非政治性和文官政治体系的完善，一些人士认为这是土耳其民主化的重要标志。而实际上，军队干预政治是土耳其特色的宪政得以延续的保障。这与土耳其的建国传统有关系，更与土耳其的民情—社会结构有不可区分的关系。
(凯末尔MustafaKemalAtatürk，1881—1938年，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总理及国民议会议长。为了减少变革阻力，凯末尔分步骤废除苏丹制度和哈里发制度。1927年，凯末尔总结了治党、治国的经验之后，提出了共和、民族、世俗、平民四大主张。1931年4月增加了国家主义和革命主义，凯末尔提出了六项根本原则)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于1914年在“一战”中加入同盟国作战并于1918年战败，根据《凡尔赛和约》，土耳其丧失了大片领土。1919年，凯末尔将军发动独立战争，夺回了在战败后失去的东色雷斯和安纳托利亚半岛。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正式成立。建立于战争基础上的现代化军人建立了一个倾向世俗化意识形态和西方化政治体系的民族主义政权。
这个政权实行西方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多党制和议会制民主政体。根据政治学说的一般逻辑，相对两党制和总统制，多党制和议会制是稀松的，且容易被“民意”所裹挟。被民意裹挟未必是坏事，正如民主常常是好事，可这不是绝对的。若没有合适的民情基础，“民意”和“民主”很容易夹杂太多的不合乎“自然法”精神的“私欲”，进而侵犯公民自由。
土耳其就是这样。长期以来，其人口中，土耳其人约占70—75%，库尔德人占18%，其他少数民族（例如拉兹人、含姆辛人、亚美尼亚人、亚述人）约占7—12%。无论这些少数民族的信仰状况（基督教或是伊斯兰教），都不被承认具有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凯末尔的改革点燃了民族主义的火种，却没有给少数民族留下空间，令如今达到1400万人数的库尔德人开始了要求独立和分离的斗争。为此，土耳其建立了北约第二大常设部队，超过一百万军警的综合实力，使土耳其军队成为中东地区除以色列外最强的军事力量。
如果我们认为若土耳其军人政权的削减兵员并且独立于政治，土耳其少数民族的生存状况会大大改善，土耳其整体的文明因素会大大加增，这就犯了典型的西式启蒙主义错误。实际上，在土耳其，长期的“民主”进程后，总有更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人士或者其倾向者进入政府。此时，在政权的外在框架上愈发看似“宪政民主”，其自由化色彩却会大大降低。
1980年，土耳其就发生过军事政变。与凯末尔当初对“哈里发制度”的宗教改革相一致，政变旨在确保土耳其政权的政教分离制度。同样的故事在1960年也曾发生。今年6月份，土耳其又发生了军人与广场政治的冲突。土耳其注定陷入这种周期性的社会动荡。每一次的社会动荡，一旦相对理性的军方人士干预，土耳其的社会状况就会逐步恢复常态。
这不是土耳其独有的政治生态。和土耳其政变类似，埃及的纳赛尔也是通过军事政变，推翻了西方扶持的法鲁克国王而上台。与凯末尔一样，纳赛尔一直坚定地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致力于世俗化。民族主义是纳赛尔代替伊斯兰教传统的选择。纳赛尔主张进口替代战略，试图发展本国工业，摆脱对西方的经济依附。
不仅埃及和土耳其，北非大部分、黎巴嫩、伊拉克、叙利亚(其实仍是）、伊朗、阿富汗，都曾非常世俗化，且多以君主或者寡头独裁的形式来保证的）。实践和逻辑都能证明，最坚决反对世俗威权统治的，更多不是接受西方化思想的大学生，而是传统的、高度去中心化的原教旨派别。
世俗威权主义一旦被推翻，中东国家必然穆斯林回潮
从地理位置上说，中东包括22个阿拉伯国家和5个非阿拉伯国家。在伊斯兰教国家中，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为非阿拉伯国家。除伊朗、伊拉克和巴林等什叶派国家外，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逊尼派人口占多数。伊巴德派占阿曼人口多数，该派为哈瓦利吉派的一个支派，独立于逊尼派和什叶派之外。黎巴嫩人口中穆斯林约占60%，基督教徒约占40%，穆斯林则分属不同教派，为此，该国总统由天主教马龙派人士担任，总理和议长分别由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人士担任。
被无知的自由主义者称为第四波民主化的“茉莉花革命”之后，（因为失去了军方的支持）长期独裁的穆巴拉克总统被推翻，当穆斯林兄弟会开始执政，埃及对少数民族的包容度反而不如奉行过去。这个时候，军方干政是有利于经济发展与个人自由的。美国小布什政权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军事解决后，继任的奥巴马政府不愿意继续承担责任，美军从伊拉克撤军，结果是带来伊斯兰教激进势力的崛起。
伊斯兰国（IS）曾是基地组织下属组织，分布在中东的各个国家。其前身是2006年在伊拉克成立的“伊拉克伊斯兰国”。其目标是消除在二战结束后，由英国二战时首相丘吉尔所创建的现代中东的国家边界，并创立一个由基地组织运作的酋长国。
综合各种资料，2014年6月29日，其领袖巴格达迪自称哈里发，把政权更名为“伊斯兰国”，并自称对整个穆斯林世界拥有权威地位；11月，IS宣布计划发行专属货币。2015年6月8日，联合国披露IS控制区性暴力犯罪猖獗，开设性奴市场；11月14日，IS声称对11月13日巴黎恐怖袭击事件负责；11月9日，IS在社交网上公布洗劫伊拉克武器库的照片和视频。
IS的崛起，不仅给伊拉克带来麻烦，也给叙利亚带来了麻烦，使得叙利亚陷入了一场混战。在这场混战中，库尔德人反叙利亚政府又反土耳其，土耳其反叙政府，IS反塔利班又反人类，塔利班反美，美支持库尔德人，俄支持叙政府，叙利亚政府反库尔德人又反IS，土耳其又反俄，法国支持土耳其，俄法又联合打击IS。迄今没有多少战争能比当前这场战争更混乱了。
(2001年9月11日，两架民航客机分别撞向美国纽约世贸中心一号楼和二号楼，两座建筑在遭到攻击后相继倒塌，其余5座建筑物也受震而坍塌损毁，另一架客机撞向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911”事件中，遇难者总数高达2996人)
实际上，2003年伊拉克之战的道义性一直低于更早的阿富汗战争。奥巴马指责小布什不懂经济，并靠从阿富汗撤军、关闭关塔那摩监狱等承诺“入主”白宫。然而，10月15日，奥巴马宣布，根据新计划，2016年驻阿美军人数保持在9800人，2017年后维持在5500人。奥巴马出尔反尔。说奥巴马“食言”并非督促美军撤离阿富汗。平心而论，就中东地区世俗政府的控制能力而言，为了制衡极端组织，美国政府继续在阿富汗驻军多少还是有必要的。
说起来全球格局颇复杂。尤其是冷战结束后，随着欧美主流社会进一步全球化，移民增多、人口结构改变，形成了一种疏远传统文化、亲中东文化、看不起俄罗斯国力、愿意与其他世界大国更多谈生意的方法论，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人们的政治想象力。例如，经过信息时代社交网络的锻炼，自由民主ABC概念在中东年轻一代信口道来，但互联网下的社会自组织体系仍是“过去时”，这样，社会各界就很容易轻信美军刺刀坦克下新政府的凝聚力和控制力。

本图是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8月版《活出使命:布什总统的信仰》的封面。

这本“见证”的作者是美国曼斯菲尔德，翻译为林淑真。

在大选时，面对“你认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是谁”这一提问，乔治·沃克·布什(GeorgeWalkerBush)的回答是“耶稣基督”。这一系列见证，有利于小布什战胜民主党，在2000年成为美国第43任总统。2001年,“9·11”过去6天之后,小布什宣称“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恐怖分子的行为并不能代表穆斯林群体也为伊斯兰信仰所不容”。

或许是为了“超越”父亲老布什的伊拉克战争，小布什发动了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并成功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战争结束后，美国大兵没有在伊拉克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如今看来，如果欧盟崩溃，原因是叙利亚混战、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倾国之力做了联合国难民署的义工。原因的原因是奥巴马撤军。更早之前，小布什的战争。再追根究底，911第一次伊拉克战争和911冲突。而911，则与美国在1979年阿富汗战争中基于冷战原因，对阿富汗伊斯兰圣战者联盟的支持不可区分——这一支持，使得塔利班有机会做大。

更深的问题，则在于对穆斯林是否“和平”的理解。中文和合本圣经里的“平安”对应的英文单词是“Peace”，涉及的是人与神关系的和好，而并不单纯关乎社会秩序。由此开看，小布什对伊斯兰教“和平”的定性完全不符合圣经。

而从基督教思想史来看，这种错误认识的根本成因在于拒绝十字架救恩的自然神论和社会福音派在美国政界的深入人心。

这一深入人心，使得美国并不是自由派所叙述的那样理想主义，而是充满了裹挟着现实主义投机色彩的世俗意识形态色彩，对世俗威权政权在中东存在的必要性缺乏理性认识

本图是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8月版《活出使命:布什总统的信仰》的封面。
这本“见证”的作者是美国曼斯菲尔德，翻译为林淑真。
在大选时，面对“你认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是谁”这一提问，乔治·沃克·布什(GeorgeWalkerBush)的回答是“耶稣基督”。这一系列见证，有利于小布什战胜民主党，在2000年成为美国第43任总统。2001年,“9·11”过去6天之后,小布什宣称“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恐怖分子的行为并不能代表穆斯林群体也为伊斯兰信仰所不容”。
或许是为了“超越”父亲老布什的伊拉克战争，小布什发动了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并成功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战争结束后，美国大兵没有在伊拉克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如今看来，如果欧盟崩溃，原因是叙利亚混战、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倾国之力做了联合国难民署的义工。原因的原因是奥巴马撤军。更早之前，小布什的战争。再追根究底，911第一次伊拉克战争和911冲突。而911，则与美国在1979年阿富汗战争中基于冷战原因，对阿富汗伊斯兰圣战者联盟的支持不可区分——这一支持，使得塔利班有机会做大。
更深的问题，则在于对穆斯林是否“和平”的理解。中文和合本圣经里的“平安”对应的英文单词是“Peace”，涉及的是人与神关系的和好，而并不单纯关乎社会秩序。由此开看，小布什对伊斯兰教“和平”的定性完全不符合圣经。
而从基督教思想史来看，这种错误认识的根本成因在于拒绝十字架救恩的自然神论和社会福音派在美国政界的深入人心。
这一深入人心，使得美国并不是自由派所叙述的那样理想主义，而是充满了裹挟着现实主义投机色彩的世俗意识形态色彩，对世俗威权政权在中东存在的必要性缺乏理性认识。
反恐战争是不可能清除恐怖主义之基本土壤的。欧洲对此无能为力。IS的核心问题是其价值观；IS意识形态是超越社会组织意义的，价值观传播才至关重要。极端组织随时可以解散，却能以另一名义、另一组织惊现于世人面前；例如“基地”组织成员改编为IS成员，可谓轻而易举。
而IS的崛起，与沙特政府又有脱不了的干系。为了反对苏联和伊朗，长期以来，沙特与西方形成了一种结盟关系。然而，事实正如媒体所报道。2015年12月13日，英国星期日报纸《观察家报》主社论指责英国与沙特的关系是“危及英国安全的不光彩联盟”。更多西方领导人，例如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尔、英国自由民主党前党魁阿什当勋爵，将极端组织IS称为沙特“瓦哈比主义”的“意识形态产物”，主张西方国家调查沙特对极端组织的资金支持行为。
又例如，9·11事件中19名劫机犯，居然有15名来自沙特。近年来，随着极端组织IS异军突起，尤其是巴黎恐袭案之后，沙特与西方世界的“蜜月”关系难以维持。在寻找IS世界观和资金来源时，西方调查机构甚至追溯到了沙特政府所支持的一些宗教机构和一些财团。
维基百科“穆斯林世界”图（人口超过一半信仰伊斯兰教，为伊斯兰国家）
穆斯林人口比例与群体行为的关系 
伊斯兰教人口比例 族群行为特征及趋势
伊斯兰教人口比例 族群行为特征及趋势
美国0.6%，澳大利亚1.5%，加拿大1.9%，中国1.8%，意大利1.5%，挪威1.8% 当穆斯林人口在一个国家少于2%时，他们中大多数会被认为是爱好和平的少数民族，不对其它公民构成威胁
丹麦2％，德国3.7％，英国，2.7％，西班牙4％，泰国4.6％ 在2％至5％，他们开始向其它少数民族和心存叛意的群体传教，往往从监狱中和街头帮派大规模的吸收新成员。
法国8％，菲律宾5％，瑞典5％，瑞士，4.3％，荷兰5.5％，特立尼达和多巴哥5.8％ 到了5％，他们会行使突破人口比例平衡的过度影响。如，推动对清真（回教标准清洁）食品引进，确保清真食品的从业人员由穆斯林担任。对连锁超市施加压力，在其货架上标注清真特性，并伴随着威胁不愿遵守的对象。

到了这一步，他们将努力争取政府的授权，使他们能够在穆斯林聚居区根据自己的教法行使伊斯兰法。伊斯兰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在整个世界建立伊斯兰教法。
圭亚那10％，印度13.4％，以色列16％，肯尼亚10％，俄罗斯15％ 当接近10％，在巴黎，我们常看到汽车烧毁。任何行为被认为冒犯了伊斯兰教，结果就是暴乱和恐怖。

尤其在穆斯林地区，如在阿姆斯特丹，由反穆罕默德的漫画和电影会导致恐怖主义。

到了下一步，他们将试图增加法律条款，把“表达对伊斯兰不满”定为非法。
埃塞俄比亚32.8％ 达到20％，可以预知此国家处于骚乱一触即发的状态，圣战武装的零星屠杀，和焚烧基督教堂和犹太教堂
波斯尼亚40％，乍得53.1％

黎巴嫩59.7％

 在40％，各国会经历大屠杀，持续不断的恐怖袭击，正在进行的武装内战
阿尔巴尼亚70％，马来西亚60.4％，卡塔尔77.5％，苏丹70％ 从60％起，国家将不受制约地迫害所有其它异教徒（包括不顺从的穆斯林）和零星的种族清洗（种族灭绝）。以伊斯兰教法作为武器对异教徒实行加税等岐视
孟加拉国83％，埃及90％，加沙98.7％，印尼86.1％，伊朗98％，伊拉克97％，约旦92％，摩洛哥98.7％，巴基斯坦97％，巴勒斯坦99％，叙利亚90％，塔吉克斯坦90％，土耳其99.8％，阿拉伯联合酋长国96％ 达到80％后，预计每天都在恐吓、暴力、圣战，一些种族清洗，甚至一些大屠杀。

因为这些国家驱逐异教徒，把100%作为目标，并且取得了丰富的经验。
阿富汗100％，沙特阿拉伯100％，索马里100％，也门100％

 

 按一般人愿望而言，这里应该是和平的，因为大家都是穆斯林，伊斯兰学校是唯一的知识来源，可兰经是这里唯一的经典。

不幸的是，和平是永远不会实现。因为在这些100%纯伊斯兰国家里最激进的那部分穆斯林相互攻击、发泄仇恨，为满足嗜血欲望，以各种各样的理由——相互残杀。
美国0.6%，澳大利亚1.5%，加拿大1.9%，中国1.8%，意大利1.5%，挪威1.8% 当穆斯林人口在一个国家少于2%时，他们中大多数会被认为是爱好和平的少数民族，不对其它公民构成威胁。
丹麦2％，德国3.7％，英国，2.7％，西班牙4％，泰国4.6％ 在2％至5％，他们开始向其它少数民族和心存叛意的群体传教，往往从监狱中和街头帮派大规模的吸收新成员。
法国8％，菲律宾5％，瑞典5％，瑞士，4.3％，荷兰5.5％，特立尼达和多巴哥5.8％ 到了5％，他们会行使突破人口比例平衡的过度影响。如，推动对清真（回教标准清洁）食品引进，确保清真食品的从业人员由穆斯林担任。对连锁超市施加压力，在其货架上标注清真特性，并伴随着威胁不愿遵守的对象。
到了这一步，他们将努力争取政府的授权，使他们能够在穆斯林聚居区根据自己的教法行使伊斯兰法。伊斯兰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在整个世界建立伊斯兰教法。
圭亚那10％，印度13.4％，以色列16％，肯尼亚10％，俄罗斯15％ 当接近10％，在巴黎，我们常看到汽车烧毁。任何行为被认为冒犯了伊斯兰教，结果就是暴乱和恐怖。
尤其在穆斯林地区，如在阿姆斯特丹，由反穆罕默德的漫画和电影会导致恐怖主义。
到了下一步，他们将试图增加法律条款，把“表达对伊斯兰不满”定为非法。
埃塞俄比亚32.8％ 达到20％，可以预知此国家处于骚乱一触即发的状态，圣战武装的零星屠杀，和焚烧基督教堂和犹太教堂
波斯尼亚40％，乍得53.1％
黎巴嫩59.7％ 在40％，各国会经历大屠杀，持续不断的恐怖袭击，正在进行的武装内战。
阿尔巴尼亚70％，马来西亚60.4％，卡塔尔77.5％，苏丹70％ 从60％起，国家将不受制约地迫害所有其它异教徒（包括不顺从的穆斯林）和零星的种族清洗（种族灭绝）。以伊斯兰教法作为武器对异教徒实行加税等岐视
孟加拉国83％，埃及90％，加沙98.7％，印尼86.1％，伊朗98％，伊拉克97％，约旦92％，摩洛哥98.7％，巴基斯坦97％，巴勒斯坦99％，叙利亚90％，塔吉克斯坦90％，土耳其99.8％，阿拉伯联合酋长国96％ 达到80％后，预计每天都在恐吓、暴力、圣战，一些种族清洗，甚至一些大屠杀。
因为这些国家驱逐异教徒，把100%作为目标，并且取得了丰富的经验。
阿富汗100％，沙特阿拉伯100％，索马里100％，也门100％
按一般人愿望而言，这里应该是和平的，因为大家都是穆斯林，伊斯兰学校是唯一的知识来源，可兰经是这里唯一的经典。
不幸的是，和平是永远不会实现。因为在这些100%纯伊斯兰国家里最激进的那部分穆斯林相互攻击、发泄仇恨，为满足嗜血欲望，以各种各样的理由——相互残杀。
以法国为例。自“二战”以后，法国开始接收穆斯林移民。法国采取的对策是，坚持以共和模式为原则的移民政策。这种强同化、高认同的移民模式的特点是，承认外来移民的公民权利，但新移民必须认同共同的法兰西价值、放弃既有宗教文化与传统价值。如今法国有642万穆斯林移民（约占总人口10%），基本都是外来移民及其后代。其中很大一部分的特点是自我封闭，拒绝世俗化，与法国社会格格不入。法国近年恐袭事件多由本土出生的穆斯林制造，法国朝野均承认融入失败。
无论贫富，中东伊斯兰国家普遍难以难以宪政化转型
最近几年来，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美国页岩气资源的不断商业化开发，国际油价暴跌且低位徘徊一年多，给中东石油大国的财政收入带来巨大压力，沙特是其中代表。2015年，沙特出现980亿美元财政赤字，以至于有媒体说沙特政府可能会破产。最近一年，沙特对也门的战争如火如荼。据报道，目前沙特实际财政赤字规模接近1200亿美元。财政危机给长期实行高福利制度的沙特带来了巨大挑战。沙特必须“开源节流”。
千方百计扩大非石油收入，产业结构从过度依赖石油经济向新能源和矿业等多样化领域拓展……无论是市场化、私有化以及劳工的本国化，沙特正在引进新的治理思路。大西洋理事会的一份报告显示，沙特领导人准备通过将本国经济“现代化”和更加多样化，减少对能源出口创汇的依赖；2016年3月30日《经济参考报》甚至引述该报告进一步指出，“沙特王室之前的中世纪式治理方式，在紧迫的经济问题面前也将一去不复返”。
英国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说过，没有哪个国王能在国民收入总值之外拿出一粒大米奖赏自己的臣民。为了维系臣民对王室的忠诚和顺服，即便财政收入下降，哪怕王室节衣缩食，沙特都必须尽量通过“开源”而不是简单的“节流”、也即大规模刺激经济发展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国际经济政治领域的“石油诅咒定律”颇能支持大西洋理事会上述结论。
（这是中东地图。在叙利亚和法、德之间，最短的陆地距离是经过土耳其、再由东南欧进入中欧和西欧。土耳其和东南欧国家不欢迎叙利亚难民。这样，叙利亚难民就冒着生命危险从利比亚和埃及横渡地中海进入欧洲。由此，欧洲进一步伊斯兰化，且IS势力趁机进入欧洲。而此前，利比亚和埃及为世俗化的威权统治。）
“石油诅咒定律”建立在一个“推论”之中：西方国家建立了比较成熟的民主法治政体，能够强有力地让政府不至于陷入持续腐败之中；而在那些发现石油的、实行了西方民主政体的非西方国家，无论一般公民素质还是公务员素质都不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反而因为“丛林法则”陷入大规模的经济贫困，例如尼日利亚和安哥拉；相反，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等实行了君主政体的中东国家，实现了经济繁荣。
也就是说，在西方国家成功地使得政府与政体分裂从而有利于政权和平过渡至稳定的“议会制民主政体”和“总统共和制”政体，在中东世界反而没有绝对君主政体有利于这些国家的和平稳定。在中东国家，西方民主政体比比皆是的“韧性稳定”并不存在。区别于“韧性稳定”的“刚性稳定”在西方价值观里是专制残暴的代名词，而在中东国家，却俨然成为臣民安居乐业的制度根源之一。
正如1968年经济学家GarrettHardi的《公地悲剧》一文指出，每一个人都有使用权而无权阻止其他人使用，公地资源就会枯竭。就制度经济学而言，公共物品必然因产权难以界定而被过度使用。政府权力和公共财政公有的结果是多重的：首先是福利制度下代际正义出了问题（这一代人吃了下一代人的财政）、再分配正义出现问题（不劳而获）；其次是民主制度下公民参政议政积极大受影响，西方政治学界称之为“政治冷感”，例如投票率下降。西方民主制度不能避免“公地悲剧”。
相对西方国家，在中东世界，从制度演化的逻辑来看，非法治化的民主更容易导致因石油富庶而带来的“公地悲剧”，稳定的君主制有利于避免“公地悲剧”。
这种现象完全有别于“新教改革”之后的欧美世界。基督教对政治的超越性，教会和政府的绝对分立及其精神的渗透，使欧美宪政具有穆斯林国家的宪政不具有的原生优势。
行为主义政治学则指出：推翻少数派后的政府，多数反而不尊重少数的利益。代表不同利益的政治群体运作能力有很大的差别。有些人对自由的偏好如此强烈，愿意承受混乱。以温和忍耐著称的少数群体不具备另外一些人那样的动员能力。
在类似国家，一些既不懂圣经、又不懂政治的社会福音派“基督徒”会舍命促进民主。这些无知而自大的人不明白，民主化常常是类似国家灾难性变迁的先导。
美国第43任总统小布什正是“既不懂圣经、又不懂政治的社会福音派”这类人物的典型。当他宣布对中东恐怖主义发起新“十字军东征”之后，西方世界与中东传统文化的冲突加剧。然而，这种冲突不是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的属灵冲突，或者说不是十字架神学的，而是打着基督教名义的世俗主义与中东传统的冲突。
相对喜欢穷兵黩武的小布什，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Merkel）则是奉行毫无边界的“和平主义”的代表人物。说是和平主义，实际是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这种“和平主义”与小布什的“穷兵黩武”奉行同样的拒绝十字架神学的世俗自由主义原则。苏共主导的华约早已解散。在北约护卫下，默克尔大做人权秀，美国获得了骂名。罗斯福新政后风起云涌的“新政自由主义”（又称现代自由主义）主导了欧洲社会。国家福利主义大规模干预导致了欧洲大陆“民主公地悲剧”。
新政自由主义完全区别于亚当•斯密时期的古典自由主义和哈耶克所主张的“新自由主义”，更多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点。这样，有了白人主流社会构建的现代福利主义，叙利亚混战中大量流入的难民，势必让欧洲大陆进一步伊斯兰化。
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UChicagoCPOST数据库，中国知乎网站有网友指出，1982-2015年，全球共有4933起自杀式恐怖袭击案，排除非伊斯兰教恐怖袭击后，一共搜索出4775例恐怖袭击。2015年600起自杀式袭击案件，排除非伊斯兰教恐怖袭击后，一共搜索出597例恐怖袭击。严格从实证角度来说，在1982-2015年间，自杀性袭击案件中有约96.8%是穆斯林，2015年则有99.5%是穆斯林。自杀性案件的社会心理和宗教文化成因特别值得我们在政治社会学的实证层面予以分析。
（http://cpostdata.uchicago.edu/search_new.php，2017年2月6日在线阅读）
UChicagoCPOST只是众多大数据库之一。不过，趋势性结论差别不会太大。
由此可见，德国未来不会好到哪里去。从长远后果来看，默克尔时期德国所犯的错误，并不比希特勒时期更小。欧洲迟早会陷入中东移民和本土白人纳粹的巷战之中。西方世界，如果无力改造中东世界的价值观和社会结构，不如寻求真智慧。
除了大国干预，中东问题的内部症结在伊斯兰教律法主义
伊斯兰（al-Islam)系阿拉伯语音译，公元七世纪由麦加人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上首先兴起，原意为“顺从”“和平”，又译作伊斯俩目，指顺从和信仰创造宇宙的独一无二的主宰安拉及其意志，以求得两世的和平与安宁。该教信奉者统称为“穆斯林”(Muslim，意为“顺从者”与伊斯兰“Islam”是同一个词根)。
从7世纪至17世纪，在伊斯兰名义下，曾经建立了倭马亚、阿拔斯、法蒂玛、印度德里苏丹国家、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等王朝。为一种宗教、文化和政治的力量，一种生活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发展，伊斯兰教成为全球三大宗教之一。
这里，我们不更多讨论伊斯兰教的细节，而是简单介绍其梗概。
根据《古兰经》，伊斯兰教学者将其信仰分为两个部分:理论部分包括信仰（伊玛尼），即信安拉、信天使、信经典、信先知、信后世、信前定（简称“六大信仰”）；实践部分包括伊斯兰教徒必须遵行的善功和五项宗教功课（简称“五功”），即念“清真言”、礼拜、斋戒、天课、朝觐，简称“念、礼、斋、课、朝”。
伊斯兰教由逊尼派（Sunnite）和什叶派（Shi’ites）两大派别组成。
逊尼派（全称逊奈与大众派）人数约占全球穆斯林的85%以上。“逊尼”系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遵守逊奈者”，亦即“遵循传统者”。穆斯林大多属逊尼派。逊尼派派有四大教法学派：哈乃斐教法学派、马立克、沙斐仪、罕百里学派。什叶派以拥护穆罕默德的堂弟、女婿阿里及其后裔担任穆斯林领袖伊玛目为其主要特征。与逊尼派对立，该派只承认哈希姆家族的阿里及其后裔为合法继承人，尊奉阿里与其后代为“伊玛目”，认为他们是“受安拉保护，永不犯错误”的贤人，且认为末代伊玛目已隐遁，将以救世主（马赫迪）身份再现。
这样，相比逊尼派，什叶派更多体现多元化特点。除信安拉、《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这些伊斯兰教的共同信条外，信仰伊玛目是什叶派的基本特点，并被定为信条之一。什叶派大大降低了对《古兰经》“真理性”的认识，以至于其内部有些更为多元化的教派，一度废除伊斯兰教法，不履行五功，不要清真寺等。
由于长期居于少数族裔地位，为了自我保存，什叶派更是主张“塔基亚原则”，允许该派穆斯林在遇到难以抗拒的压力时，可以隐瞒自己的信仰，而且应在外表上承认流行的宗教，以免遭受迫害而作无谓的牺牲。
什叶派在长期受压制的情况下，为了保存自己而采取的一种自我掩护手段，即允许该派穆斯林在遇到难以抗拒的压力时，可以隐瞒自己的信仰，而且应在外表上承认流行的宗教，以免作无谓的牺牲。
总的来说，对比强调强调三位一体、基督神人二性和因信称义，也即以耶稣的死和复活、替代性救赎为福音核心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固然同被宗教社会学家称为“一神论”“天启宗教”和“制度性宗教”，但其救恩性的律法主义和制度性的政教合一、中央集权制是非常明显的。这正是中东社会整体拒绝以基督教为原发信仰的西方价值观的根本原因。由此，科技创新和制度文明创新都很难在中东世界产生。
也因此，中东世界内部纷争不断。例如，伊朗与沙特之间的持续矛盾。
这样，我们对中东伊斯兰教社会问题成因的探讨，答案就变得非常简单：就人的实际境遇而言，应当在葆有激情之中面对现实。国际社会需要探索的是，如何让广大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免于战乱，发展符合这些区域特征的现代化模式。欧美接纳难民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全世界的和平发展有利于欧美维持其价值观中符合理想主义的一面，使得其现实主义实践过程中不至于过分降低“底线”。也因为“人类”从来未曾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共同体卓有成效地集体决策，先做好自己的，进而实现从小共同体到大共同体的文明生活拓展，是实际生活中少数可行的道路。
如此分析，显然有利于我们深入探讨产业经济、制度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如今中国市场日益“饱和”，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试图对外投资。欧美的市场相对规范，可是竞争明显激烈。于是很多企业选择了在中东国家圈地办厂、招工经营。
这里的分析还告诉我们，在这些完全有别于欧美世界的以伊斯兰为主要民情的国家的这种直接投资或者移民一定要异常谨慎。“茉莉花革命”前后，中国在中东北非的两个国家的投资几乎陷入了“灭顶之灾”。第一个是在利比亚的投资，由于利比亚内战和卡扎菲的下台，中国企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另一个国家是苏丹，由于南苏丹的独立，中国的石油产业发展也遭受了重大的挫折。
如果中国不是试图与发展中国家的腐败政权或者短命政权建立基于“潜规则”的合作，那么中国未来主要还是与欧美的合作，更为基础的则是在本国建立良性运行的分工合作秩序，使得中国发展立足于本国的自由创新。或者说，若我们要回应“中国向何处去”，则当坚持百年来“西学东渐”中“向西方学习”之路。
而从更高的意义上说，我们之分析中东转型困境，乃是强调自由民主并非人类的救赎答案。国家治理与改革，必须基于“从民情到法政”进行合乎科学的分析。
换而言之，除非为了传讲十字架救恩或是自我保存（维权），西方世界不应该对中东世界说三道四，千万不要将将自己的价值观或方法论强加给中东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