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风肆虐下，部分京津冀地区在短短四日内突发特大雷雨，一度水淹河北省共94个县、826个乡镇，造成至少20人死亡、27人失踪，受灾户民怨沸腾，至今未歇。
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从自然地理条件来看，北京的水确实不会流到涿州，但人为水利设施会将灾难导引到涿州，让涿州承受着四重的洪灾压力。
王维洛:涿州为北京和雄安新区挡洪
他说，这次北京降雨集中在房山和门头沟两区，分属海河流域的拒马河和永定河水系。其中，西南边房山区的洪水经拒马河流入涿州，是涿州继当地第一重降雨外的第二重天然洪灾压力。
但他说，涿州还有第三重压力，即西北边门头沟通过永定河流出的洪水，经位于北京老卢沟桥的人造分洪枢纽，再流入涿州，换言之，透过水利设计，涿州就负有为北京挡洪的功效。
王维洛说，永定河是周边流域最大的河流，上游建有官厅水库，可容纳41亿立方米，够北京用上两年，加上其他水库，充分为北京供水防洪。不过，水库于70-80年代有水污染和干涸问题，于是中共调来黄河的水，且为了保水，在水库底层铺上塑料、也以石头和水泥堆砌河岸，导致排水困难，再加上，河道收窄，以便周边土地可以改建住房和商业街，种种作法都不利防洪。
至于涿州的第四重压力来自雄安。涿州下方有个新盖房分洪设施，可以将洪水分别引向雄安新区和东店蓄洪区，但王维洛研判，当地官员为了保北京、天津和“雄安这个新祖宗”，恐利用涿州的坝堤，将水量挡住，以确保洪水只会流向东店，不至淹没雄安。
中国利用水利设施改变洪水流向
王维洛说: “海河流域的河流，上游是经过水库控制的，中间河道都是经过人为改造的，而且他们要流到哪里去，也都是受到分洪工程控制的，所以共产党要这个洪水往哪里走，它真的就往哪里走。”
王维洛说，涿州为北京和雄安新区挡洪，但中共却不曾为涿州辟划抗洪演练，这是习近平治理的一大缺失。他说，涿州抗洪有太多该检讨之处。例如，以前各区都会组织老百姓在汛期巡逻堤防，因为一个小洞不补，堤防就会被水冲破，但现在各区还设有这种组织吗?
又例如，习近平上台后，把抗洪经验丰富的武警水电总队撤掉，改学苏联，设应急部，集结消防员和煤矿救援队员，但这群人救火还可以，不懂防洪，再加上，整个公务员体系因无故被苛扣薪资，不积极任事。
另外，涿州缺少抗洪经验，人员撤离也非常失序，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水从哪里来？可以撤到哪些高地？但这不是老百姓的问题，而是主政者的责任。
王维洛说，习近平防洪的最大败笔是不会用人，中国水利部部长李国英、河北省长和省委书记在水患初期都没冒出头过，也未展现出领导力。就连习近平8月1日发布的抗洪命令也是充满官僚形式主义。
王维洛说：“他这个抗洪指令是空的，这种指令都是空对空的，没有措施的。还有，抗洪指令最关键的(是)什么？你要有钱的，你得带着钱下来的，你没有钱的话，那也不能调度。”
涿州地方官员神隐惹议
涿州水患肆虐超过1周，涿州市委书记蔡炜华、市长李献峰等一、二把手也形同“神隐”，未露面视察灾情，也没有指挥救灾，再惹民怨。
据《南方周末》基金总干事郑硕透过微信具名指控，他在收到当地“5,000人没饭吃”的求助后，曾募集物资要送往涿州，但遭某镇委书记等人拒绝。他抱怨称:“从市委副书记到所谓副指挥长、镇书记,每一个主官凑的齐‘一撇一捺’,说你们是畜生都高抬你们。”
郑硕控诉贴文经网络热传，涿州市政府虽未正面回应，但8月7日透过微博发布13秒短视频，反驳“5,000人没饭吃”的假消息，并要求“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针对灾民的心声，位于河北保定、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全名的蔡先生告诉美国之音，华北地区近年旱情严重，一般人没有抗洪的准备。此次暴雨确实难防，但就政府治理而言，不论是平时的土壤防护、泄洪前的下游撤离动线，都没有完整规划。他说:“政府也是跟着感觉走，没有预案，水来了就放，谁倒楣淹谁。”他尤其不满官员隐瞒人员和财产伤亡的真相，他甚至预期，灾后补偿只是走过场，“这就是中国官场的常态”。
习近平“无人可卸责” 用人失察损威信
虽民怨丛生，但位于台北的政大国关中心主任寇健文以电邮告诉美国之音，中共易控制舆论，但省级地方领导都由习近平任命，地方救灾成效好坏将波及到习近平的短期威信，尤其他才刚历经前外长秦刚撤换及火箭军易帅争议。
寇健文说:“由于无人可卸责,习近平得自己承担用人失察的问题”。
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宋国诚则认为，中共灾难治理的问题在于“应作为而不作为，应防范而没有防范”。他说，官方刚才出版习近平治水论述，也早就推出“十四五应急规划”，但各种规划、报告都是“华而不实的表面文章”，未能落到实处。中共偏重形象工程，堪称“基建魔人”，但在涉及百姓生命财产之保护上，就沦为“基建侏儒”。
宋国诚也认为，此次“人祸高于天灾”，因为水灾发生时，地方官重“表忠”，高于预警撤离、规划疏散等抗洪工作，因此说出“做好北京护城河”这种官话。而公安、解放军也都重维稳，高于救灾，凸显执政者“人有阶级高低之别”的心态，或“保北京牺牲升斗小民”的偏颇，甚至选择去北戴河度假、而不去灾区视察的傲慢。宋国诚说：“一个天灾是不是会动摇习近平的统治，这可能还是离得太远的问题。但从小小的民怨、激发成为社会的民变，乃至于造成更大范围社会的反抗、斗争。如果积压太多民怨，当然最终会影响到习近平的政权。”
面对涿州水患，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8月初视察时，曾发出河北要当好北京“护城河”的说法，引发灾民众怒。对此，位于台北的台大水工所主任游景云认为，从国土规划的立场“不能说不对”，但前提是要做好人员的撤离、群众沟通，或利用农田区域蓄洪泄洪，并搭配赔偿机制，而非像中共这么粗糙地“划下去就执行”。
游景云告诉美国之音:“以目的来讲,它(中国)是保天津、雄安特区，保一些经济发展区域。涿州真的超过设定的范围,或者说，永定河上游几个区域也不是主要重点区域。所以,它的防洪(宣传)操作看似蛮成功的,可是也听到他们国内有些检讨的声音。”
操作“护城河” 须做好撤离应对
游景云说,防洪减灾除靠硬体建设，也要执行非工程措施。例如，此次洪灾显示，部分城市缺乏洪水的即时流量监测、分析和预估。若有相关措施或设置区域级别的应变中心，将有助于封闭桥梁、撤离人群等预警作为。
他还说，救灾资源整合和命令执行都得依据民情调整，但中国专制政治存在“硬伤”,民意难上达，也难撼动政策。
针对灾后检讨，一位位于北京、因议题敏感而不愿具名的学者透过电邮告诉美国之音，此次水患有三大启示:一，中国的跨区域应急机制仍受行政区划约束。二，当局忽视特殊地段防洪能力的提升。三，中国需构建巨灾避难体系。
这位学者说，此次跨区的应急机制仍存在诸多短板,尤其部分防洪设施,如水库、湖泊、湿地等,面对行政约束，无法实现科学使用。他呼吁,防汛绝非仅限排水工作，应另协同水务、气象、公安、城管、消防、住建等部门作业。
他还说,中国缺乏“超常规的、跨区域的巨灾应对机制”，应按最可能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或巨灾等级，将全市的避难场所统一规划，尤其是大型公共建筑,规划时就应注重避难设计和质量，并加强日常维修。
北京一年的雨、一天下完
对于这场洪灾，也有水利专家认为主要原因是天灾，而不是人祸。有水利专家认为，此次北京周边的暴雨极端值达700毫米，远高于年均雨量600毫米，等于“一年的雨、一天下完”，且当时满潮，下游水位高,排水不易。这种的极端气候引发的暴雨,全球任何都市都难以承受。因此，他认为，重创涿州的元凶应是暴雨和地形，而非北京泄洪。
这位水利专家告诉美国之音:“涿州有三条河，很多山谷的水都会下来。北京跟涿州是(相距)三、四十公里，所以，那边(北京)的水根本不可能移到涿州来，是涿州西北侧的山下大雨，整个流下来。”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对此文亦有贡献）
评论区